讀《自由的窄廊》

身為民主國家的一份子，你應該至少聽過一次這樣的言論：

在這樣的論述中，自由也許帶有一些負面的成分，但爬梳人類的歷史，能讓公民擁有普遍自由的社會十分難得可見，其概念也是晚近的產物，為什麼有些國家能夠早早就走向自由之路？自由也不是扇一勞永逸的大門，否則該如何解釋威瑪共和這種「走回頭路」的國家？

鄰近一個專制大國的我們，時常聽到對專制政府「穩而不亂」的讚賞，但專制政府真的能使國家躋身現代經濟列強嗎？若專制政府不好，為什麼中國的經濟成長還是年年（除了 2020 ）使人望其項背呢？

種種疑問，Daron Acemoglu 與 James Robinson 教授在《自由的窄廊》一書中提出縝密詳盡的回答。他們在上一本書《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已經說明了政治自由促使「創造性破壞」的可能，使技術能夠革新、產業升級並達到經濟富庶的成果。在這次的新書中，兩位作者延續一貫豐富的歷史例證來說明上次沒有解答到的問題：「國家該如何順利進入並維持在政治自由的狀態？」

是將自由寫進憲法就可以了嗎？還是必須使國家無力干涉公民的自由？或是擁有極為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作者分別用印度的種姓制度、阿根廷的紙糊國家機器，與威瑪共和的殞落來證明上述方法並非解方。他們將自由比喻為「窄廊」，「窄」表示自由並非觸手可及，「廊」說明進入自由的國家仍有掉出窄廊的可能，且在書中可以看到，這種例子還不少。

說到自由，我們可能會想到古典自由主義裡「不受干涉的自由」，或是以撒·柏林在《自由的兩種概念》提出的「消極自由」，你能夠自由在不同城市之間旅居、決定如何運用資源進行經濟活動，也能夠批評施政者的決策。不過，不受干涉的自由並不能保證公民的幸福。

認真想想，現在的政府其實也沒有真的「不干涉」你，拿「勞動」這件事來說：你需要年滿 18 歲、每個月繳納強制的健康保險、退休金、規定你一天只能正常工作八小時、每週還要休息，如果你是老闆的話，應該會覺得超級被干涉吧。

達成不受干涉自由的條件，可能是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在歷史上卻造成工業革命時期極為惡劣、不受保障的勞動環境，你確實可以選擇不去工作，但為了生存，你真的有得選擇嗎？若你沒有選擇，那還能算是真正的自由嗎？

《自由的窄廊》一書中所提到的自由，並不是指不受干涉的自由，而是菲利浦·佩蒂特提出的「不受宰制的自由」，佩蒂特認為，無論干涉與否，只要一個人受到另一個人的宰制，意即他的選擇隨時都有可能被剝奪，那他就不會是自由的。

以上述勞動的例子來說，我們假設你生活在完全沒有勞基法的國家，而你剛好遇到佛心老闆，願意給你現代勞基法賦予的種種權利，在佩蒂特的論點中，因為這份自由隨時都可以被老闆干涉，且沒有其他力量能夠阻止，因此你仍然沒有不被剝削的自由。

要杜絕被宰制的可能，需要仰賴國家機器的法治，因此需要賦予國家力量（沒有辦法執行公權力的國家，有法律也是枉然），同時也需要社會的動員能力抑制國家機器，避免權力過度擴張。作者認為，就是「國家」與「社會」的這兩股力量彼此制衡，不讓其中一股力量凌駕另一股之上，創造出「受制約的國家巨靈」，才能保有人人皆不受他人宰制的環境。

國家巨靈這個詞來自英國哲學家湯瑪斯·霍布斯的著作《利維坦》，霍布斯活在動盪的英國內戰，深深了解政治紊亂帶來的災禍，為了避免這種「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公民必須放棄一部份的權利，讓壟斷暴力的「巨靈」來維持社會秩序並抵禦外敵。不過，誰能夠保證巨靈不會槍口朝內呢？作者提到巨靈的兩面，一面是良善與理想的，能夠阻止衝突、提供公共財並落實契約執行，另一面是巨靈本身就是暴力的來源，而缺少社會監督與制衡的巨靈讓我們看到的往往是後者。

人民能不能免於受到宰制，一大部分取決於社會與國家機器的競爭：

「專制巨靈」是國家機器宰制社會的情況，人民處在隨時都可能被剝奪自由的環境裡，依照佩蒂特的論述，專制巨靈下的人民並不自由。錯誤的決策，如中國大躍進時期的饑荒，更讓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巨靈並不存在」是指社會的力量大過國家機器，作者以奈及利亞的蒂夫族作為例證，雖然沒有威權的角色，卻不一定會落入霍布斯所說的全面戰爭，因為還有社會上的「規範牢籠」（潛規則、習俗、社群規則等⋯）來維持秩序。這樣的社會阻止任何人擴張權力，同時也拒絕接受創新（破壞規則同時也破壞了穩定），因此牢籠也不是自由的。

「受制約的巨靈」裡，國家機器擁有足夠的力量提供服務，或解放規範牢籠，而社會也擁有足夠的動員力，在國家機器要越界時將它推回被制約的位置。作者借用愛麗絲夢遊仙境裡的角色，稱之為「紅皇后效應」，因為國家與社會都必須不斷提升自身力量，才能夠維持這個狀態，一旦兩股力量失衡，就會回到上述兩種糟糕的情況。

作者在書的前兩章就將「國家與社會的競爭關係如何左右人民的自由」論述說明完畢，後續佐以大量的歷史例證來增強論述，時間與空間上都橫跨了相當大的幅度，從古巴比倫到近代的共產中國皆有著墨，其中對於歐洲為什麼在早期就實踐參與式民主的解釋十分有趣，作者認為是兩個傳統缺一不可的延續，一是羅馬時期的專業化官僚制度，二是日耳曼部落的傳統部族會議，兩者結合而演化成制衡王權的議會。對照組是缺少參與制度的拜占庭，只發展出缺少制衡的專制巨靈。

對於喜歡歷史的讀者，想必閱讀過程是過癮的。但大歷史的主題，尤其是像《自由的窄廊》描寫幅度這麼廣袤的歷史，其中難免會有一些避重就輕的描述，像是在說明義大利自治市如何達成「受制約的巨靈」時（第六章），較少提到自治市彼此仍然戰事不斷，米蘭等自治市實際由大家族掌控的事實。但這只是一個小缺點，並不影響這本書的立論。

在書接近尾聲時（第十三章）還有一個令人驚艷的篇章：作者將理論套用到近年人心惶惶的民粹主義上。水島治郎在《民粹時代》指出民粹主義常見「反菁英」與「強人領袖」的特質，也許難以想像的是，為什麼即使是行之有年的民主國家，還是有人民拱手將權力交付給專制強人的事發生？

關鍵在於社會與國家機器互相制約的前提：「良性」競爭，也許是外力（如全球經濟蕭條）或是社會結構的變化，使人民認為現行制度淪為圖利菁英的工具，失去對制度的信任，也拒絕與執政者達成任何妥協。比起相信制度能帶來的改變，他們更容易相信一位號稱代表人民的領袖，而那位領袖時常以「打倒根深蒂固的菁英利益結構」為由，要求被賦予更多不受拘束的權力。糟糕的是，這樣的成功樣板還真不少，就像電影《吸特樂回來了》的結尾片段：「⋯⋯（1933 年的德國）人們並不是被我的宣傳機器給愚弄了，他們選擇了一個公開談論偉大計劃的領袖，他們選擇了我。」

臺灣過去受到成功的產業轉型政策與全球化的助益，擴寬了自由窄廊的寬度，並在後續強大的社會動員努力下，完成民主轉型、馴服了巨靈，是少數成功從窄廊外的專制國家步入窄廊內的成員之一。不過窄廊內並不是永恆的美好花園，依舊要面對掉出窄廊的危機。

全球化的競爭使進步國家裡的低技術勞工變成「失語的一群人」，海瑟林頓與偉勒在《極端政治的誕生》中提出他們對於政治兩極化的精準觀察，一部份的人對現行制度失去信任，另一部份則開始為非我族類貼上各種標籤，這些行為逐漸使溝通的橋樑崩塌，加深社會間的對立，同時也是民粹主義最喜愛的溫暖土壤。

作者在最後一章也有類似的討論：「社會共識」是避免社會與國家進入惡性競爭的必備良方，一是對於權利的普遍認識，若每個人都把「人人都不應該成為受到宰制的個體，且擁有經由自由勞動，賺取能夠過上有尊嚴生活的薪資」奉為圭臬，社會就能夠驅動國家去建構一個無論技術高低的勞動者都能受到照應的福利系統，同時也避免國家將手伸到不該去的地方。第二是限制民間利益團體影響政治的力量：像是影響政策方向的政治獻金與說客，他們阻擋了國家對企業的限制，而我們在 2008 年看到不受限制的企業是如何影響所有人，也是促使制度失去信任的前因。

最後簡略地下一個結論，人類對國家巨靈的情感是複雜的，我們因為不想進入「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而創造巨靈，需要巨靈的力量卻又懼怕它，經過長久的歷史演進後，也許還是沒有找到與巨靈永久相處的方法，但至少抓到了幾個訣竅：我們要透過巨靈來拔除強加在任何人身上的宰割，且社會上的每個人都該抓穩巨靈身上的韁繩，如此一來，才能在窄廊中奔馳得更久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