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一個有眾多公民不服從倡議的世代，不管對任何一個社會運動的看法如何，無可諱言的是，少不了有學生的參與。早至東漢發生的黨錮之禍，就是由竇太后父親竇武的學生推動，結果遭到宦官打壓的社會事件。對於經歷過野草莓運動、反媒體壟斷運動、太陽花運動的台中市議員黃守達來說，我們能夠擁有足以講出自己想法及倡議的現今，是過去那些學生運動堆砌而成的。
從野草莓到太陽花
對參與社會運動，或是曾經參與社會運動的人來說，黃守達的名字並不陌生。從2008年野草莓運動至2014年太陽花運動的「社運狂飆時期」，他理念明確的介入各種社會運動。自從在台大擔任學生會幹部開始，他就知道，學生團體除了學校內自己身為「學生」的權益，也要爭取社會上身為「人」、「國民」的權益，無論是有形還是無形的。
但是，在社群媒體漫山遍野的21世紀，「社團」以及「學運」已經漸漸被千人千面的網路媒體取代。對於未來的社會改革者，黃守達提出「戰鬥團體」及「自由人」兩種方式，給有志於改變世界的年輕人。
所謂「戰鬥團體」，有如早期的學生社團。找到與你理念相合的人，彼此為自己提倡的正義及事件共同找到價值核心。這種方式雖然在很久之前就有，但一群人改變世界，總比一個人改變世界容易的多。任何價值觀的推翻，都需要和世界、和人的交流，才能夠處理這些問題。儘管成功的案例不多，但這卻是每一個想要世界因為自己，而有一點不一樣的人，必須經歷的事。
而「自由人」則是應對於21世紀網路爆炸的現象。在我們的世代，發起行動不必是一群組織，一個人、一句話、一件事就能促成社會改變的動機。最明顯的例子，阿拉伯之春的肇因，也是一位突尼西亞迫於生計而自焚的年輕人，結果在伊斯蘭界吹起了改革的風潮，蔓延數十年仍不肯熄滅。由於網路降低了社會參與的門檻，越來越多的行動者以個人的名義響應了新形態的社會參與模式。儘管相比「戰鬥團體」，這種方式考驗個人面對挫折的危機處理方式，但好處是能夠保持自己最一開始的價值，不會太容易被旁人影響。
學校的「階級」問題
在進行專題文章的採訪時，我一直不敢告訴受訪者的，是一種感觸明顯的階級差距。目前採訪的千禧世代政治工作者，都是台政體系出來。在我眼中，社會參與、學生運動對他們而言是那麼水到渠成、手到擒來的事。在黃守達議員的採訪中，我第一次在訪談時問出從這個專題製作開始，就一直困擾我的問題「如何改善目前參加及組織政治活動，對台政成清交的菁英很容易，但對像我這樣沒有亮眼學歷、因為外在環境而生活無法離開原生家庭的人，是一件觸及不到的事這樣的環境？」
令我感到寬慰的是，黃守達十分重視這個問題，也對此提出許多反動。首先，他提到學校的不同，的確產生了隔閡。學校的不平等很大程度限縮了年輕學生社會參與的意願及能力。菁英學校容易受到鎂光燈的照撫，能夠輕易爭取到公眾的注意，而其他的學生往往在參與的過程中有很大的無力感，對他們而言，不管是學生自治還是社會參與，都是遙不可及的，找不到和自己一樣願意發聲的人，也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
要鬆動這種傳統社會結構的不平等，和所有社會運動一樣，不能只有一個人。找到與自己有共識的人，跨越學校造成的藩籬，保持開闊的心胸，而不被「學校」的框架束縛，是我們這個世代解構社會與文化的方式。
改變世界的「諮詢者」
在太陽花運動結束後，黃守達選擇加入民進黨，投入了婚姻平權運動以及回到出生地台中，繼續投入政治活動，只是沒有繼續在鎂光燈下。2018年的公投綁大選，他親眼見到自己所屬的政黨為政敵遞刀，反砍自己一個傷口。婚姻平權上，他看到就算堅持的是進步價值是一種正義，悖反了民意，還是一樣從高處死死的跌下。但2019年同婚專法通過後，他仍舊能看到自己堅持的價值得以體現。
對於韓國瑜現象，也就是2018至2020的保守派集結，黃守達坦承民進黨提供了其相當程度的溫床。或許進步主義對以華人文化為主的台灣社會，依舊像是洪水猛獸般的嚇人。
為此，當選台中市議員後的黃守達，將希望放在後起的八年級、九年級生。他自己深知學生運動在集結、號召、籌組等事件的困難，因此他願意給予那些想要改變、拆解我們所生活的華人社會文化的更年輕世代幫助。他了解學校、地區的差異，造成了年輕人在衝撞體制上受阻，因此他願意指導、為這些熱血滿腔的少年帶來一點動力、一點鼓勵。他以曾經的社運學生、目前的政治工作者等這樣的標籤所帶來的影響及經驗，期望能夠與青年人聯繫，一起聯手將社會繼續改變。
改變一個世界、一個體制，不是一朝一夕、一人一時的努力就能夠成功。除了千禧世代外，前頭日治時期的台北師範學校第一次騷亂事件，將學生參與社會運動的種子種下，台大學生發起的自由之愛學生運動，產生了承先啟後的作用，太陽花運動，讓政治環境發展出超脫國民兩黨外的各種政黨。
觸碰陽光，會被烈火灼燒，但卻無法毀滅前人留下的思想及改變。黃守達以及其他曾經或是正在參與社會運動的人，構築了另一種選擇，讓我們能夠選擇改變、選擇跳脫社會框架，推動自由在這塊土地上茁壯的生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