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獄朝鮮：從Netflix影集《魷魚遊戲》看6個韓國社會議題

繼《今際之國的闖關者》後，Netflix又有生存類影劇《魷魚遊戲》上架，生存類作品經常藉由殘忍的遊戲機制凸顯人性的黑暗，將現代文明人類抓到野蠻場域奮鬥，使「生存」再度變有趣。然而人造的遊戲場仍不脫社會原型，遊戲監督人宣稱要打造玩家能公平競爭的環境，觀者卻諷刺地從中一再看到現實社會不平等的複製。以下將從劇情延伸講述韓國社會現況。

《魷魚遊戲》中上從遊戲組織的構成，下至玩家結盟，階級無處不在。遊戲工作人員頭戴面罩，依面罩上的符號○、△、□區分階層，在□之上又有一身黑的監督者及最高階的遊戲主辦者，階層代表絕對的服從，在上級要求開口之前，下層的人不許說話。在玩家間為了生存必須避免孤立，若想贏得遊戲，就得設法加入一個團隊並服從最強的那個人。

於韓國現實社會中，認識後先問年紀區分長幼，決定說話用平語還是敬語，在職場上亦是絕對地服從上級，人們恐懼被排除在群體之外而忍耐壓抑。

承上，在《魷魚遊戲》中，為了能加入群體，玩家們必須讓自己看起來很強，已形成的群體對於欲加入的新人總問「你會做什麼？」，人們像在戰鬥遊戲的選角頁面中積極展現自己的能力值以求獲得青睞。韓美女的口頭禪是「除了我不會的之外，其他事我都很擅長」，像是廢話般的搞笑台詞卻悲哀地點出韓國社會在高度競爭下，人們瘋狂地點擊能力值，幾乎是要樣樣拿手才能彰顯自己的價值，能力、外貌、家世無一不比較，苦苦競爭以求成功。

成功至上是遊戲與現實的共同點，在遊戲中，獲勝便可以獲得鉅款，翻轉人生，反之就是死亡，為了避免落入失敗組，人們相互合作與算計，幾近瘋狂。在現實中，為獲得好生活，人們設法進入大企業，要進大企業得先念好大學，要能念好大學就先念好補習班，要能念好補習班，就得念好的補習班考試的補習班，層層影響下，韓國人從學生時代就開始背負巨大的生存壓力。

在《魷魚遊戲》中，玩家們都不想和老人及女人一組，力量在遊戲中佔有一定的優勢，力量較弱的兩個族群自然不會被納入夥伴考量，而玩家中的唯一老人吳一男儘管擁有能救人一命的智慧，卻總是被輕視，在尋找夥伴的活動中一度孤單地蜷縮在角落，無人理會。

曾有紀錄片拍攝韓國「紙箱老人」現象，韓國遲至1980年代末期才推行國民年金制度，且許多父母將金錢投注於子女身上，子女又因社會激烈競爭自顧不暇，年邁的父母沒有足夠的養老金，又因勞動條件不足而被剃除在主流就業市場之外，只能從事高工時低收入的拾荒工作。

除了吳一男，劇中兩位主角奇勳和尚佑的母親即便老邁也得設法工作謀生，三位老人與現實中紙箱老人的身影相互疊合，發出沉默的控訴。

雖然《魷魚遊戲》中，遊戲組織宣稱要讓這些社會底層人有公平競爭的機會，事實上明眼人都知道遊戲本身的制度就是有利於身強體壯的男性，包含正式遊戲以外允許的熄燈攻擊，根本沒出現對女性有利的情況。

在韓國現實社會中，女性面臨薪資不平等、職場歧視、色情剝削、偷拍、暴力威脅等問題，尤其近年發生多起針對女性的暴力事件，2016年發生首爾江南站殺人案，兇手略過前六位經過的男性，持刀殺害第七名出現的女性。2018年發生N號房事件，無數未成年少女遭到色情剝削，同年前檢察官徐智賢控訴遭到安泰根檢察官性侵，金智恩揭發政治明星安熙正權勢性侵……。

意識到社會厭女風潮與受到暴力事件的震撼，韓國女性逐漸聚集起來抗議社會漠視女性權益，江南殺人案後為受害者舉行哀悼晚會，2018年5月上街譴責在「弘大偷拍案」中警方對於男性受害者案件調查火速，卻不認真看待女性受害者案件。同年10月，女星具荷拉遭前男友以性愛影片威脅，警方申請拘留遭駁回，群眾集會要求加重懲處復仇式色情行為，在N號房案、安熙正案中也皆有群眾在法院外抗議，呼籲司法還受害者公道。

《82年生的金智英》作者趙南柱接受訪問時曾說：「即便是在互相不認識的情況下，同樣作為社會的弱者的形象，女性也是會因此互相幫助的。」（蔡鈺淩／趙南柱《她的名字是》：當代韓國女性的生存與戰鬥）在劇中，被視為弱勢的女性們同樣結為同盟，相互扶持以生存下去，姜曉和智英選擇彼此，因為她們知道除了對方，不會有人要和自己一組，在悲慘的共同命運之前，她們選擇溫柔以待彼此，和其他機關算盡、不惜陷害他人也要存活的組別形成諷刺的對照。

在《魷魚遊戲》中，從巴基斯坦來到韓國的阿里在社會中受到雇主剝削，職災無法接受應得的治療，薪水還被扣押六月之久，爭取權益時誤傷雇主而攜錢逃亡。來到遊戲，阿里雖擁有體格優勢，卻是文化弱勢，面對韓國人的童年遊戲須倚靠他人的協助，在彈珠遊戲中幾乎失語，由尚佑一手主導遊戲規則。尤其在最後輸贏的認定上其實是有曖昧的空間，玩家可以自由決定比賽方式，然而阿里真的有決定權嗎？

韓國在2004年開始採取國對國直聘制度，省去仲介中間的剝削，然而因韓國邁向高齡化社會，年輕人又想擠進大企業，導致一些基礎行業的勞缺仍無法被填滿，進而誕生非法外移勞工，此外在制度下移工能否轉換雇主或是期滿續留取決於雇主，雖然只要提出雇主不當對待的證據就可以轉換雇主，然而舉證有一定難度。以上總總使得部分移工發生病痛或遭受不當對待仍不敢聲張，避免被遣送回國或失去工作，只能忍耐度日。

《魷魚遊戲》中，秀英提到牧師爸爸總在侵犯自己或毆打媽媽後禱告，最後甚至殺害媽媽，當一名信徒玩家喃喃禱告，代替罪惡多端的隊員們禱告，並將自己的存活歸於上帝的選擇，，秀英不以為然地吐槽「明明是你殺了他們」，諷刺以宗教為藉口開脫罪行的人們。

韓國去年因宗教設施群聚導致疫情擴散，使國際社會關注韓國宗教信仰。韓國原有薩滿教信仰，除了外來的基督教、天主教，亦誕生不少新興宗教，有些人以宗教之名騙財騙色，或是驅使人們獻出生命，如1987年的五大洋集體自殺案。社會壓力導致人們寄託於宗教，然而宗教的界線在哪？能為宗教奉獻到哪？信仰就能赦免犯罪嗎？

回應開頭，《魷魚遊戲》主辦方一再強調這一切是公平的，且不強迫參賽者，卻忽略資訊不平等的問題，玩家並不知道這一切要賭上性命，此外，以組隊為導向的遊戲機制也使參賽者難以透過其他方式彌補性別、年齡、文化、體格、才智上的弱勢，產生強者（與強者組隊）越強、弱者越弱的情況，明明是設計來讓人翻轉階級的遊戲，玩家在其中卻一度感受到難以翻身的痛苦。

不過還是有幾度出乎意料的翻轉，比方說求生意志起了強大的作用，或是官方出手相助邊緣人，一度相當熱血，讓人重獲希望，因而使得人們對於遊戲機制產生幾分信任，偶爾給點糖，再利用鞭子抽打，使玩家繼續投入遊戲，而非質疑體制進而團結起來反抗。這一切對照現實來看，相當驚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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