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读沈从文《一个天才的通信》，觉得很有意思，灵感冲上脑门，好像又找到了流水帐外的另一种自由书写的方法。晚上立刻实践，动笔写了《第一封信》。写到后面，觉得可以变成社区活动，于是就成了一篇活动文。
沈从文的那一篇，很有些乔伊斯的意识流思，绪飘到哪里，就写哪里，眼光落到何处，就写何处。只是乔伊斯的作品流动的是真的意识，而沈从文流动的是笔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哪里听说沈从文出身名门，天然以为他必是衣食无忧的，在读《一个天才的通信》时，心想这样的穷困潦倒，这样的走投无路，也许是听了郁达夫的故事，或者从《马丁伊登》得来的灵感。刚才去查维基，才发现名门印象纯属误传，他是个农村娃，书也只念到小学毕业。据说1923刚到北京的时候，确实穷困潦倒，无奈之下写信给郁达夫，得到后者的资助，才挺过那段艰难时光。郁达夫在他的日记里曾提过在某个饭局上见过沈从文，其它的没写。或者写了，出版的时候删了也未可知。
《一个天才的通信》总共有三封，“天才”写给出版社的“先生”。先生承诺天才，以每千字两块的价格买他的文字，内容不限，自由发挥。那时候天才一家面临绝境，等米下锅，等钱治病。天才自己也流鼻血，头疼，可是放眼四顾，没有可以依靠的人，都是等着依靠他的人。于是只能硬着头皮苦苦支撑，没办法有华丽的辞藻和精巧的构思，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为了凑字数，不重要的事情也说三遍。第一封一万多字，被先生折成了八千。第二封，直接被先生拒付。第三封信还没写完，天才用玻璃杯的碎片割了腕。信的结尾，天才写道：在灯下我做了呆事了，第三次才有血出来。并不甚痛。这里只写到十二页为止，若明早上我还能拿笔，必定还写一点今夜的事。先生，告别了，这时他们在唱“可怜的秋香”，世界上的事真怪，他们唱到第三次，还有精神继续唱下去！我好像是在做梦，听到我哥哥来敲门，只装睡熟了，这好人还要我安安静静地睡一晚！明天那住在我这里的客，回来时会吃一惊，你们看到这里也会吃一惊。但是，先生，一切完了，一个平常的结局。灯芯一捻，熄了。
看到这里，显然这三封并非真正的书信， 当然内中情节也必有虚构，但在信中，天才写家人、写社会、写邻居、写自己的思想，语言尽量口语化，情节也平实无华，但和他那些构思巧妙，曾让我合上书沉默良久的小说相比，厉害程度不遑多让。
沈从文只有小学文凭，他的文学启蒙，不过是早年在陈渠珍湘西护国联军部队任陈渠珍书记时，读了很多陈的藏书，虽然后来他有在北京大学旁听的经历，仍然无愧于“天才”这一称号。否则，你没办法解释一个他那样出身及教育程度的人，对人性的体察以及表达能那样超脱于时代。
他的很多小说，格局很“小”，着墨于普通人的极普通的生活，但他的普通生活，却比一般的作家细节丰富的多，也因了这些细节，勾勒出的不仅是鲜活的人物，也还有那个时代，那些不动声色中潜藏的暗流。
有一篇《初八那日》，只有短短三四千字。写两个锯木工的日常，锯木头，聊天、吃豆腐花、抽烟，每一个动作都写到详尽，以至于你仿佛隔着书本能看到他们的表情，参透他们的心思。后来，一阵风刮过来，木料堆滑落，两个人被压死了。沈从文的文字里不带任何感情，他只平静的讲述，不夸大不偷减，故事的结束像它的开始一样悄无声息，然而，如果用一句俗语来形容故事里的人物，那便正是：音容宛在。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某些程度上和郁达夫有些像，格局都“小”，细节都多，人物非常鲜活。可惜这种风格，在后来的“新中国”文学创作中，似乎被摒弃掉了。我这一代的中国人所熟知的那些当代经典，都流行宏大叙事。小说的时间跨度越大越好，最好能从清代写到改革开放，没有占尽篇幅的国仇家恨和历史背景，小情小爱小心思，是入不得主流语境的。我不知道像郁达夫死得太早，沈从文在1948年就封笔这样的事，是后来的因，还是说共产主义的文学观就是在扼杀这样过于个人主义的表达才是。
如今回想，正统力推的那种宏大文学，一定也形塑了我的鉴赏水平。不然你看，我经常会有意无意写些chronical的纪事。
很可惜，假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后的中国文坛，仍有沈郁这样的作品大行其道，那也许一些中国人的国民精神，会不一样呢。
然而对于他们个人来讲，早死许是一种解脱，早早闭嘴也算明智的选择。
沈从文于1988年去世，据说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