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來的人》哪裡是故／異鄉？

從中國外省與美國華僑間，如今台灣越來越走回自己腳下的土地，正視自己如今在這片島嶼的身份，而對於過去就生活於此的台灣原住民更是如此，在日化漢化、部落消逝與移遷、還有外來信仰，如今時代與觀念雖多元進步但電影依舊回歸原點講著原住民部落卡在傳統與現代之間那矛盾的身份認同。

《西部來的人》是1991年的台灣獨立電影，是一部結合當時社會與泰雅寓言的人生故事。一位泰雅老人在灘上撿到一個陌生人阿明，不知道他是誰只知道他是台北來的，老人在石礦場工作的兒子阿將一直想逃裡村莊，對於台北人的阿明總有忌妒，而阿明來到此地則是事出有因……

說起1991年的台灣電影往往想到的第一部是經典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是台灣新浪潮的代表電影之一，同年改編白先勇小說的同志電影《孽子》描繪的異色台北虐戀和新公園夜晚。而當時在台灣對於原住民詮釋的電影不能說沒有但可說少之又少，至少沒有平地白浪這樣浩大。

在1994年有台灣導演開始紀錄原民的生活與地方紀錄計畫，也許這也是延續與過往日本殖民時代觀點不同，用台灣人的角度去開啟原民紀實的方式。然而紀錄片對於一些人太過乏味，有時候一段故事也許才讓人有所驚豔。

描繪宜蘭澳花部落泰雅族人故事的電影《西部來的人》，敘述四位不同代表部落的時代觀點，生死都在部落的泰雅老人、嚮往台北的澳花男子阿將、從台北回來家鄉卻像異鄉人的秀美、還有從西部來到此地的陌生人阿明，四個人交織的故事。

電影講述一個原住民在90年代被強迫都市化與部落邊緣化的困境，像是被主流拋棄卻又回歸不到原處曖昧模糊的定位，讓過去在台灣島上生活的族人面對現今社會無法知道自己是誰，一位原住民的未來又該是如何？

電影用了一個巧妙的方法，從受傷倒臥在海灘上的阿明的視角開啟這個與台北截然不同的海口以石礦場維生的原民村莊，帶出劇中角色和導演所要詮釋的觀點，透過裡面90年代社會故事和傳統泰雅族傳說寓言間相互對應，變成一個如同神話又現實的故事。

裡面嚮往或為了生活的原住民到都市去打拼卻發現都市並未如原先想得美好，但是留在家鄉也是無法翻身的生活，結果到最後自己在這台灣大轉變時代下族人尋覓的歸途在哪？遠的地方永遠是夢，腳踏的地方永遠是現實。

《西部來的人》所探討的原民認同和邊緣地區對於城鄉差距造成的社會問題，一直到今還是原住民的一大探討主題。不管是回歸頭目身分的紀錄片《阿查依蘭的呼喚》、講述偏鄉小學的《聽見歌再唱》、或是部落土地情感《太陽的孩子》，都還是再處理關於城鄉差距和離開故鄉變成最熟悉的陌生人的矛盾情感。

這麼多年關於逐漸被遷移居民給陌生化的原地主，《西部來的人》講述關於追求讓自己有夢更好的自私的理由，但也給了一個繞了個圈回到原點的理由，沒有誰比誰好，只是時代變遷下有人還想抓住些什麼或是後悔或釋懷什麼，但最終台北與澳花都成了自己無法融入的異鄉。

這部電影有些年代整個故事是有些意思，也反映直到今日依舊有的台灣原民城鄉與生存問題，還有原住民為何在這篇自己的土地上終將變成兩邊的異邦人。電影用了很多裸露的身體語言和旁白寓意故事完整整部電影這是那時代少見的。

但說起來有些話語並不夠口語，書卷氣太重或則是時代關係，許多對話和旁白讓人略顯尷尬，甚至出戲，包括演員的口條無法讓觀眾有帶入感，可以說《西部來的人》還是有許多90年代獨立製片的問題點。

但一些鏡頭拍攝是有趣的，尤其是海灘選擇的遠景人的身體與山崖和海的構圖形式讓人驚奇，在男女情愛戲分上也展現那時代難得的大膽。《西部來的人》其實最終還是回到原住民自我追求與懷抱夢想的問題。

大城市不一定有成功、但是在部落卻只能永遠停滯等待凋零，如今過了幾十年，城鄉差距雖依然在，但卻因科技有所改善，網際網路、地方重塑、土地與族群的認知與尊重，但山上原民青年的城市夢依然在，只願現在的回到家鄉已不再是最熟悉的原民異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