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个月可以算得上是颠沛流离，生活揉做一团，记忆放慢后，只想得起来离开时悬在头顶的月亮弯弯，也跟着一颗星走。
看《天龙八部》，段誉已经离开大理到了江南，在船上笑着说道，这里风景不错，可我还是喜欢大理。
到此，我不禁愣神，想到自己如果离开云南只是为了证明这一件事，那我到底应不应该往别处去呢。好像没有去过，就不能说这句话似的。可能是心里早就有了想与这一切作对的想法，于是“烟花三月下扬州”也没有多少吸引力了，我仍选择背过身去，前往更深也好似更狭窄的地方。
这一个月以来，云南的地图像是第一次展现在我面前，不再是除了家和久居之地以外，散落各处与我无关的形状。从昆明到腾冲，我后知后觉自己走的就是滇西环线。中途在保山路过一个名叫“杜鹃王”的隧道，我也才惊讶地发现，这里的隧道竟都是以此海拔高度生长何种植物来命名，而杜鹃王，所指的正是曾经轰动世界的花树之魁——大树杜鹃，生长于高黎贡山的密林中。
关于大树杜鹃，我总有些遐想。它长在深山密林中，似乎从被发现之日起就面临濒危。且拥有那样巍峨挺拔的一副身躯，名字里有“大树”、“王”这样的形容，竟然也会被化身为女人，牵扯出一段与植物猎人的“前世纠葛”。
1904年，英国生物学家、传教士乔治·福里斯特(George Forrest)，受英国爱丁堡植物园的委派到了云南，采集以杜鹃花为重点的植物种苗及标本。他在高黎贡山发现了被称作“世界杜鹃之王”的大树杜鹃。
福里斯特，当年以“傅礼士”、“采花领事”盛传于云南腾冲民间，死后葬于腾冲来凤山“洋人坟” 。
1918年，傅礼士在腾冲高黎贡山西坡采集的时候，发现了一颗巨大的杜鹃花树，树高25米、胸径87厘米、树龄约280年。
考虑到要将如此巨大的杜鹃带回英国并不现实，于是傅礼士雇来工人砍倒了这棵杜鹃花树，取了一段木材圆盘标本运往英国。经由鉴定，发表定名为大树杜鹃，并称之为“大树杜鹃王”。
这枚从“杜鹃花王”身上取下的树干标本，就此陈列在大英博物馆里，向世界炫耀英国人的伟大发现，福里斯特也以“植物猎人”闻名于世。
很多资料在书写大树杜鹃与福里斯特时，都有一种很明显的以自我民族利益为基础的立场：外国猎人在“围猎”中国植物。
于是大树杜鹃的发现变成了西方人“可耻的掠夺”，即便此花有着杜鹃花王的赫赫威名，也只是植物猎人的一段“风流韵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标志性的“创伤”，接着被纳入到国耻叙事之中：云南深山绽放百年的大树杜鹃，尸体躺在大英博物馆。
好像不将杜鹃花王化身为女，就无法对它做点什么。所以我还是挺讨厌植物拟人的，各种植物被书写者赋予毫不相干的品性，比如桃花轻浮，“轻薄桃花逐水流”，进而就有了“桃色新闻、桃色交易、桃色事件”，只要是跟桃花沾边的，都有明显的贬义色彩。
在我看来，不管是将大树杜鹃命名为“王”，还是将其书写成受害者，都有一点绮丽的、荒唐的想象。但“杜鹃王隧道”却有种若即若离、一厢情愿的感觉，仅仅因为与大树杜鹃生长的海拔相等，这个隧道就因此而得名。虽然未能走进高黎贡山深处亲见此花，但经过这条隧道，让人一见难忘的，竟不知是谁。
沿途高黎贡山好像一直环绕着我，一直近在眼前，但实际上我根本没有机会看清，后来在一家文创店看到三江并流的地理模型才能够想象它的全貌。
而怒江也一并出现在公路脚下，季节不同，颜色也不同，此时是青绿色的，蜿蜒在幽深的峡谷间。沿着江流，就能回到同行的傈僳朋友的家。
我常讲的那个傈僳族的故事，樱花开到谁家，谁家就过年，也在路途中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原来那些樱花都是生长在山谷中的野樱花，并非傈僳人家有意种植。这是云南原生的樱花树，树形小，花开如霜霰。因为这冬日里的好颜色，“花枝不断四时春”的云南印象才会完整。
樱花开了，傈僳人也要过年了吧。一直生活在楚雄的朋友告诉我，她总以为自己是彝族，直到上了初中，无意间翻到户口本才知道自己是傈僳族。她也说起过年的事，还邀请我去她们家吃杀猪饭，这已经完全是楚雄彝人的生活习惯了。人们会在腊月选一个好日子杀猪过年，并在家里设宴席，邀请亲朋好友。
住在和顺的阿姨也说，今年就留在腾冲和我们过年吧，你叔叔做饭很好吃。妈妈从家里打来电话，今年回来过年吧。
写下这个标题的时候，我正面临着一个“何处是我家”的问题，内心忧愁。现在也没能解决，但我好像明白了，只要我愿意，我可以将任何地方当作我的家。
我并不知道我会去哪里，但我感觉这是很不一样的一年，我离开学校以后真正和这个世间建立了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