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之外，臺灣廟前文化的意義：休閒、地方性格與人生

中華文化在臺灣的傳承與發展，更甚於大陸民俗表演的節目，因為信仰的關係，以及宗教觀的闡述，臺灣在宗教信仰上是自然自在的，換言之，更具中華文化的精髓所在，以及來自傳統文化的承繼，有關「非遺」的項目，精確道地是項珍貴的寶藏。或者說臺灣文化特徵，以傳統文化價值定格，乃自中華文化生活經驗的選擇，移民的中原人便有移進的中原文化，不論社會階級的認定與發展，士農工商的地位源自儒學為首的正、修、齊、治、平的規範與制約，所衍生的生活目標與價值根深蒂固，尤其移民心情在漂泊中更珍惜母體文化的保存，因此才有「禮失求諸野」的說法。臺灣保存了精緻的中華文化內涵豐富而多元依存在表演藝術之中。

又因為民情風俗的傳承，臺灣民眾擁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因此各地廟宇林立形成特色。據統計臺灣各鄉鎮都有屬於當地的廟宇，所以廟宇也成為當地民眾的聚散之地，舉凡各種活動，民眾都會以寺廟為中心。也許因為廟口民眾多，因此在廟前的廣場，又能依循宋代瓦舍勾欄的文化，有許多民間的表演藝術團體，在各種慶典或迎神賽會時進行展演，因此臺灣的廟前文化特別豐富。

在臺灣各地的寺廟前，經常可以見到動態的歌仔戲、布袋戲、南管、北管、跳車鼓和歌謠的演出；以及靜態的剪紙、下棋、品茶等活動，可以說各地的寺廟是當地民眾工作之餘聚會之所。我從小在高雄長大，依稀記得父親也常參與附近廟前活動，因此他會演奏南管、唱歌仔戲，甚至迎神儀式也吹奏福樂歌調（北管）。種種廟前的藝術活動，都是民眾自動自發進行藝術性的表演與傳承，由於藝術的種類與性質，都是具有當地歷史文化的特色，同時是結合當地的語言、民情風俗的藝術，所以我們可以說廟前文化是具有自動性、鄉土性、歷史性與文化性的意義與價值。

臺灣廟宇包括大型、小型的宗教活動場所，據有12,000 餘座（內政部已登記），每人在廟宇活動的人數是臺灣人口數目的好幾倍，其之所以興盛，除了臺灣宗教信仰是開放的、自由的，也是積極性的生活參與，雖然也有少數教別過於迷信，大體說來，廟前文化之所以形成氣勢，也就是說「自動性」的文化參與，在自由心態中選擇自己的意向，要參與「出巡」活動可以趕上熱鬧；要聽佈道或講經，也注入心神；次為「鄉土性」的廟前文化本來就是生活餘韻中，以衣、食、住、行、音樂的物質需求，或精神寄託所具之地方性格，是區域的，也是習俗的必然；或說廟前文化所表彰的活動內容，「傳統」、「價值」、「時代」的認知與學習，是群體意識的共識；至於「文化性」，當然包括藝術表演、技能傳達、政策宣導，或是社區關懷等等所開創的視覺美感與心靈充實，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中，是不能量化的，而且因整體社會的進步，而有集體意識的共鳴，人生是否幸福，達到社會意識的標的，才是人生最重要的追索目標。

當今世界各地重視「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之際，我們回顧從小生長的土地，各個地方的寺廟前廣場，原本就已經在保護、推廣和傳承我們珍貴的傳統藝術文化。在臺灣廟前文化實例中，我們試以土地公（福德祠）、關公廟、媽祖廟作為民俗文化的重點，至於城隍廟或佛道共濟的佛堂、道觀則更要另題討論。

關公廟、福德祠、媽祖廟是臺灣庶民信仰的對象，來自中國文化的傳承，他們均受民眾的信任與期待。關公的忠義行志，化身為神靈時，不僅是一般民眾共奉的道德行為，也因為他的童叟皆重的守信作用，被列為武財神的代言者。「信義忠誠」是他數千年來廣為學習人生道理，因此受到華人的設祠祭拜，甚至為世界各地有華人的地方，都可以看到這位神采奕奕的神威。例如：臺灣行天宮香火鼎盛，雖然沒有舉辦遶境祭典，但每年前往燒香致敬的民眾計有數百萬人之多，所帶動的文化感應與認同，是政經治理非能比擬。

桃園大溪的武聖關公廟，是臺灣最早的關公廟之一。每年農曆6 月的生日慶典所凝聚的「人氣」、「文氣」，可說熱鬧非凡，有各種經典的神靈象徵隊伍，鑼鼓喧天價響，八家將、廟姑獻奉，或踩高蹺等等民俗活動，其來有自。

媽祖或被稱天上聖母的女神，來自宋代莆田人氏名叫林默娘。在傳說中她是救苦救難的仙女，也是眾神之中很平民化的女神，最大的神跡就是救助海難者也兼作治病的工作。凡移民或航海人都會供奉媽祖，「鄭和下西洋」的船隊也有媽祖神像，一般漁民除了隨身攜帶媽祖香火包外，建廟的熱忱更是無以倫比。臺灣各地有關媽祖廟巍峨雄偉，香火日夜紅熱，除了平日廟前的民眾聚集、談古論今、說唱表演或舉辦各項活動，尤其每年遶境祈安，絡繹於途的信眾連綿數公里，在一星期的「進香」行程，帶動的民心士氣（求取平安好運）文化不可勝數。有形的經濟活動計有50 億臺幣之多。以此類推近2,000 座的媽祖廟，其文化張力在非物質遺產究竟如何推舉？是很值得重視的。

我們熟悉的北港、新港的媽祖，以及大甲鎮瀾宮媽祖的生辰慶典，除了陳述的民間藝術表彰的傳統文化表演外，近年又如文創產的文化產品，包括生活的物質創意產品，衣、食、住、行的行頭或食品、精神性表演節目、注入了時尚觀念，使祭神活動成為神靈崇附的代言者，其文化創新更甚於標語與口號之外的實力。

福德祠（土地公）更接近庶民的文化，有求必應、生死皆然的土地神，原本就是「社稷」中的土地農業的崇拜，之後被大眾寄以感激而成為感謝對象，不論傳說的神靈如何演變，但「自然神」的福德公，卻是臺灣民眾最多信眾之神。或生前的寺廟膜拜，或死後的「后土」守護，土地公儼然成為庶民文化的信仰中心，也是傳遞中華文化道統學習、儒道皆是的傳習者。相對於民間的車鼓陣、南管、北管、宋江陣等等表演，透過藝術創意，甚至說唱藝術的傳承，「歌仔戲」的興盛，這位被理想化的人間守護神，豈只是文化形態的再生，也是庶民生活價值的傳習場所。

土地神，事實上是與時俱在的土地保護對象。民間為了要「永續經營」土地，乃在環境保護的意念上。農業工作明白土壤機能的發揮，不論是「閒作」或「休耕」，以季節的調整而種植不同的作物，其中閒暇之時的藝術表演，包括祭天敬地、唱和民歌、講述歷史故事等等，都是一個民族、一個社會豐富的教材，與文化續存的作為。

臺灣的廟前文化時刻提供大家的休閒場所，季節性的酬神藝術表演，既是神與心靈的寄宿處，又是知識傳達的基地，它所衍生的文化傳承旗幟飄揚在中華文化結合世界文明的社會上。

（本文節錄自《樓外青山：文化．休閒．類博物館》一書）

作者： 黃光男（1944年生，屏師、國立藝專美術科畢業，高雄師範大學中文系學士，台灣師範大學美研所碩士、高雄師範大學文學博士。曾任台北市立美術館館長、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現任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校長、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顧問、中興大學講座教授、嘉南藥理科技大學講座教授。專長水墨畫創作、中國美術史、美術理論、美學、美術行政及博物館學等。）

在《詠物成金：文化・創意・產業析論》一書之後，黃光男先生重新審視根源之「文化」意涵、博物館與民眾之間的關係、博物館之天職與經營等，以其如此豐沛之文化資源的管理與使用中，更提出「類博物館」概念。

人們的生命情思綻發流動間，從精緻純藝術創作到普遍的日常活動，當可溯及其文化根源或指標時，例如：廟前文化、喪葬禮儀、流行文化等活動，或是山巔海濱、時節地產等風景與產物，從場域到無形的精神意識，所吸引的人潮和能量自是不能小覷，這樣的「文化潛力」適足以產官學結合並引導之，方為深入民眾的零距離文化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