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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去愛不可──電影裡有詩，是魏德聖創作力的加乘

1949年，林亨泰的日文詩集《靈魂の產聲》出版，希望用詩句鼓舞戰後臺灣人的心靈。殖民的陰影遠去，威權的暴風襲來，中文逐漸強勢，詩集遭到雪藏、銷毀。只有少數幾本留存，默默發聲，低調而莊嚴。如同他寫下的詩句「だが唯一なる願ひ／それを私はぜひ愛さねばならない」（然而我唯一的願望是／我非去愛不可　呂興昌協譯）

七十年後，2019年，導演魏德聖正式向媒體宣告《臺灣三部曲》電影計畫，希望眾人用影像寫下臺灣歷史的第一頁。無論是出版詩集或籌拍電影。創作者不只需要傾聽內心的熱情，還需要面對外在世界的考驗。

我非去愛不可，這份愛不僅僅是精神層面，還有涉入現實的勇氣。

創下臺灣影史最大規模及預算的《臺灣三部曲》電影計畫，是導演魏德聖的生涯大願。這個講述十七世紀福爾摩沙的故事，分別以西拉雅人、漢人、荷蘭人為三部電影主角，圍繞「尋找母親」、「延續生命」的概念，預計在2024年，荷治時期四百周年之際，讓電影映演等系列活動相繼發生，以讚頌臺灣這座母親島的慈愛與包容。魏德聖熱衷重現時代下的群體面貌，他的電影夢一次比一次做得更大更恢宏，只有透過不懈的創作，才能持續感動人、影響人們的思考和決定，他必須拍下去，必須超越自己，非這樣不可。

那當然是出自愛。不過該如何描述愛？讀過林亨泰的詩作後，魏德聖回憶起寫《海角七號》劇本時的往事：片中日籍教師共寫給小島友子七封情書，但實際的文字內容，沒寫過情書的魏德聖實在寫不出來，只好嘗試從詩文裡尋找靈感，「平時比較常看小說，它擅於描述情節，詩則像在補充不足的部分，讓我看見鮮明的畫面，想像力突然就有了。」有過這麼一次與詩相遇的美好經驗，魏德聖又在多年前的一場座談上，結識了是醫師也是詩人的江自得，讀了他的詩集後非常驚喜，便邀請他為《賽德克．巴萊》大獵殺情節中使用的歌曲作詞，詞裡訴說祖先的教訓、殺戮與自由的矛盾，既是譴責又是安慰，效果超乎魏德聖想像。

身為不同領域的寫作者，魏德聖好奇詩人的創作是先有故事，或先有畫面？詩在寫就之前，詩人是如何思考的？

林亨泰在三○年代中學時期，透過舊書店接觸文學，尚未立志成為詩人，他先養成一個習慣：當腦海浮現帶有詩意的詞句時，就將之寫在地上撿來的小石塊。

電機科畢業的魏德聖，則是在當兵時遇見一位老跟他聊電影、廣告的同袍，自此對影視世界產生憧憬，退伍後想從廣告入行，卻一直不得其門而入，最後輾轉獲得楊德昌電影的工作機會，在劇組裡找到成就感，並決心成為電影創作者。

在累積創作想法之初，魏德聖也曾仿效前輩們隨身攜帶筆記，把有趣的、觀察到的點子寫下，但很快就發現幫助不大，「好像在撿樹葉，可是沒有枝幹，這些樹葉也派不上用場，做了一年就不再做了。」他解釋，能被腦袋記住的想法永遠是最好的，記不住的就算了，很多故事細節是在寫作時自然產生，若想套用先前的筆記，反而是種累贅，「只要認真生活、與人接觸，和老人小孩、讀書人、陌生人聊天，久而久之就會知道，什麼人碰在一起會產生怎樣的火花，因為你刻在心裡的是人們的個性，你會知道這樣的角色在戲裡會說怎樣的台詞。」

他會先將關於故事的資料搭成骨幹、組成大致形狀，接著講給人聽，讓對方丟出疑問與反饋，一來一往間，他便能建構出修改方向，幾次下來，架構穩健了，可以動筆寫了，但此時仍是先寫故事，還不是劇本格式，「劇本容易被畫框限制、伸展不出手腳，一場一場寫會很辛苦，因為腦袋一開始就被切割開來，那是破碎的思考而不是在組織，所以要先用寫小說的方式，把故事寫得很細，細到描寫所有的走路、呼吸、講話。」故事寫完再轉譯為劇本，往往只要一天的時間就能改寫完成，這是他從《海角七號》以來確立的創作模式。

林亨泰的詩集以《靈魂の產聲》為名，想是意指身體由父母給予，但靈魂需要自己勉力接生；創作靈魂的誕生，也必然經歷孕育及陣痛。尤其電影，除了劇本寫作，其後的籌資攝製是更大的挑戰，而魏德聖的創作懷胎不是十月，卻是十年，從他正式踏入電影界的1996年，到正式籌拍《海角七號》前的2006年，他過著期待與害怕交雜的日子，只能不斷地練習學習，寫劇本、拍短片、參賽，都是為了被人看見，但機運遲遲未降臨，當時他想，沒機會，就自己找機會吧。在1999年，他與其他五位獲得短片輔導金的導演發起了「純十六影展」，純為十六毫米影片，純粹希望作品被看見。

該影展的戲院與放映機租借、票券設計、影展宣傳、廳外驗票、映後QA全都由導演們一手包辦，六部短片創下一週八十多萬的票房佳績，「純十六的發起人就是作者本身，是滿有趣的一次革命，因為作品是你生出來的，你要自己養大他、參與他的全部，只有自己最知道作品的好，你要去跟觀眾對話。」此舉似也遙遙呼應了林亨泰詩集的問世背景：《靈魂の產聲》在1949年四六事件後出版，彼時臺灣文藝界充滿肅殺氣氛，詩人熟習的日語不再通用，這本日文詩集便由林亨泰所屬的民間文藝團體「銀鈴會」自主發行，獨立發聲。

林亨泰經歷過兩個時代與政體，從日語轉換為中文寫作，在文學系譜上被定義為「跨越語言的一代」，魏德聖用電影媒材的轉變比喻之：從《海角七號》的全膠捲拍攝與放映，漸次演進至《52赫茲我愛你》的全數位拍攝與放映，「時代一直在改變，關鍵不在工具，而是故事本身、你拍出什麼東西比較重要。語言是工具，屬於技術問題，學就會了，難得的是你成長累積而來的觀察。」

面對理想與職志，魏德聖和林亨泰同樣都堅守著「非做不可」的氣魄，在過去的電影作品中，他亦將此精神注入各個角色，賦予其存在價值，「如果每天千篇一律，人生不就白活了嗎？要創造自己存在的精彩，這才叫活著。」稍早於林亨泰發表詩集的1949年，介於日治時代結束，至二二八槍響之間，曾有一段短暫而燦爛、臺灣文藝先驅盡出的時期，啟發了無數的後繼者，那是另一個深深吸引魏德聖、他心中醞釀已久的題材。

讓我們期待，那些故事躍上銀幕的契機很快到來。

1949年，林亨泰出版日文詩集《靈魂の產聲》，當時臺灣的知識青年與政府衝突不斷。掙脫外在的束縛，詩人之心初次啼聲。林亨泰面對外界不安的情境，訴說自己對世界的熱情，也期待與他人的內在共鳴。在那個徬徨年代，他非要愛這個世界不可，非要成為詩人不可。

孫志熙　影視策畫、製片、策展人。曾任《CUE電影生活誌》、《SCOPE電影視野》執行主編，長年以BIOS Monthly、《放映週報》、《Fa電影欣賞》特約撰稿人身分書寫影劇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