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古早的旅行指南，增加你奇怪的旅行史知識：我讀小牟田哲彥《跨越世紀的亞洲觀光：明治．大正．昭和，日本旅遊手冊中的世界》

很早就看完原文了，沒料到中譯本也即將出版。這篇不是推書業配文，只是覺得既然看完了那不妨來就來寫點東西。

鐵道與交通史專家小牟田哲彥，利用帝國日本時期所發行的旅行案內、報刊、交通公司的出版品、時人遊記，爬梳二戰前與戰爭期間，日本在台灣、朝鮮、滿州、南樺太，與華中、華北地區「外地」鐵道的發展與觀光，在2015年出版了《大日本帝時期的海外鐵道》(大日本帝国の海外鉄道)一書。

以兩場平成20年代，關於亞洲旅行史，與日本旅行案內中所見的中國旅行的演講做為契機，則是2019年撰寫這部《跨越世紀的亞洲觀光：明治．大正．昭和，日本旅遊手冊中的世界》(旅行ガイドブックから読み解く： 明治、大正、昭和 日本人のアジア観光)的緣起。

作者繼續以撰寫帝國海外鐵道一書，所使用的部分材料，再添加戰後的線索，將時序延展至二十世紀末，空間則擴展至亞洲，以旅行案內為主題，為現今的日本人，介紹從大日本帝國到日本國，所走過的旅行史軌跡。

旅遊手冊(Guidebook)這樣的文本，並非是現代觀光旅遊業出現之後，才有的產物。19世紀，英國的出版商John Murray，與普魯士的Karl Baedeker，編印不列顛與歐陸旅遊手冊(當時多以Handbook稱之)，實則早於1840年代，庫克(Thomas Cook，1808–1892)在組織團體旅行並成立通濟隆旅行社(Thomas Cook and Son)之前。

江戶中期以降，以「伊勢參拜」與「湯治」為名目，實為「物見遊山」的旅行風氣盛行，使紀載宿場距離、住宿費用、移動手段，與各地名所、土產的「道中記」應運而生。時序進入明治後期，帝國日本除了積極布局各項交通、旅宿等環境，吸引外國人來日，也推動部分國人前往帝國所統治/控制的「外地」，或是更廣域的海外觀光。

隨著近代日本觀光業的誕生與發展，由各種官民單位以「案內」、「旅程與費用概算」等名稱所出版，且不斷更訂新版的旅遊手冊裡，所承載的證照、車船時刻、行程路線、票券、遊覽地景、購物等資訊，無一不為日本人走過的亞洲之旅的歷史變遷，留下可供追尋的線索。

對帝國時期的日本人來說，持有並使用現今日文所謂的「パスポート」，並非是合法出入國的必要條件。而旅遊手冊中，所提及的「旅券」、「旅行券」、「護照」、「旅行免狀」，往往並非指稱同一種旅行文件。

例如日治時期的台灣人，從本島離境，前往帝國的統治/控制的區域，或其他國家的旅行，必須辦理與持有的「旅券」，類似現在的「パスポート」，但旅遊手冊脈絡裡的「旅券」，又不盡然是如此，有時可能與「簽證」(VISA)相類。

而當時的「護照」則通常指的是，由中國所發給前往內地旅行的外國人，可提供當地政府派員沿途保護的旅行文件，它與「パスポート」，甚至與我們現在中文裡習稱的「護照」，在概念、性質與實體上，並不對接。至於「旅行券」，則多指渡船與鐵道會社的所發售的交通票券，在特定的海陸交通線與範圍裡(例如南滿鐵道沿線與附屬地)，也具有入出境旅行文件的效力。

明治末年，許多日本人並未持有由本國外交單位所核發的旅行文件，渡航前往中國，逐漸成為行之有年的事實。1918年，日中雙方確立了兩國人民往來，可免持照出入境的互惠協議。

二戰前的日本人，擁有無照行旅中國的便利，是常態，而在日本扶植的滿州國，與戰時通過成立親日政權所控制的華北華中等地也是如此。不過，這並非盡皆適用所有被帝國統治的人群，例如朝鮮人與台灣人就被排除在外。

帝國不遺餘力的建構更為便利的亞洲旅行圈，像是發行各式各樣團體遊覽的交通優惠票券；開發溫泉鄉、新名所、現代觀光飯店；旅遊手冊亦逐年更訂。不過，較之新冠疫情之前的觀光旅遊人口，帝國時期的海外觀光，仍是中上層階級的日本人，才玩得的活動。

日治時代的台灣，逐漸在各級學校落實具備培養帝國認同的修學旅行制度，前往日本內地，或滿鮮、南中國與南洋等地，這類長距離，可能長達兩周以上的修學旅行，即使有校方補助與旅行基金的機制，旅費仍非所有學生皆能負擔。

大正昭和時期，由現在大家所熟知的「日本交通公社」(Japan Tourist Bureau，簡稱JTB)的前身，當時稱為「日本旅行協會」所發行，並逐年更訂的《旅程與費用概算》(旅程と費用概算)，這類為讀者規劃經濟旅遊路線的指引手冊，每本售價約五日圓，大約是東京平均薪資百元的月薪族，二十分之一的工資。

要是想要依照《旅程與費用概算》中的路線，來一趟為期20天左右，但旅費最經濟的環台之旅，遍遊霧社、日月潭、阿里山、花蓮，與礁溪、北投溫泉，以及北基台中、府城各地，至少也需要一百四十至一百八十日圓的開銷。對百元月薪的日本上班族來說，就算沒有租屋的花費，至少也得不吃不喝兩個月，才能存到來台灣旅遊一趟的經費。

二戰結束前的日本，海外觀光的群體與旅遊手冊的讀者，其實大眾化的程度，與新冠疫情之前，廉價航空滿天飛，民眾一年數次出國旅遊並非新鮮事的風氣，實則相去甚遠。

2000年初，以《極樂台灣》為名的日文情色旅遊指南，曾經引發極大的爭議，當時的台北市長還曾向駐日代表處提出抗議，還送辦了台灣紀伊國屋書店，負責進口該書的工作人員。

現今將尋花問柳的實用資訊，形諸文圖並編寫成旅遊手冊公開販售，提供尋芳客在海外按圖索驥的便利，有很大的機會，成為眾矢之的。不過，揆諸戰前，直至戰後，日本的海外旅遊手冊中，讓男性遊客於華燈初上之際，憑藉手冊裡的線索，前往撒銀子、找樂子的極樂好去處，滿足其感官的慾望與旅途的寂寞，則屢見不鮮。

二戰結束前，滿州、朝鮮的旅遊手冊中，就介紹過旅大、哈爾濱、新京(長春)、京城(首爾)、平壤等城市的夜生活。像是日俄、滿鮮女子為特色的遊廓、料理屋、酒場(キャバレー)所在的街町；賣藝或賣身的等級、價錢，任君斟酌選擇。1930年，日本遊覽社所發行的《全國遊廓案內》，也介紹了台灣、極北的南樺太，與南洋群島委任統治地的遊廓情報。

進入戰後，日本迎來海外旅行自由化的1960年代以降，旅遊手冊中，不復見有遊廓的情報，取而代之的是港澳的「舞廳」、台灣的「溫泉鄉」與「咖啡廳」等，以及韓國「妓生觀光」資訊。

海外旅遊手冊散見著各種「性觀光」的情報，鎖定的讀者群，不消說是以日本男性為主體。這類情報在過去堂而皇之的刊載於旅遊手冊，隨著二十世紀末，亞洲各國對性交易的法規趨嚴，這類情報的刊載，或有不適切與違法之虞；加以戰後的海外旅行群體、年齡層與性別比的變化，旅遊手冊的編撰，已難再固定於男性視角，必須擴及更廣泛的讀者，例如出國旅遊比例逐年成長的女性。

於是，「性觀光」情報在現今的旅遊手冊中，幾乎消聲匿跡，轉向網路論壇、低調的出版品與口耳相傳的經驗分享。

自東亞的觀光旅行的發展過程中，男性較女性擁有更多的資源與機會，前往海外旅遊，但也有不少抱持「這個世界很大，我想出去一下」的日本女性，持續走在旅路上。只是，女性長期以來，一直不被旅遊手冊編撰者，視為有主體性的旅行客群與讀者。

即便到了戰後，進入海外旅行自由化的時代，「旅行本來就是男人在做的事」這樣的觀念，還主導著許多旅遊手冊的編撰方針。舉凡出國的著裝、行李攜帶、物品的購置等便利旅遊實用情報，多以男性的視角為考量。

日本紀行文作家戶塚文子，戰後為準備出國旅行之際，收集諸多旅遊手冊，就曾感嘆文本中，有詳細提供男性海外買春的價碼，但女性卻無法在其間，獲得在海外方便盥洗、如廁，與購買生理用品的情報。

台灣老字號的波蜜果菜汁，為了吸引年輕客群的消費，推出了「打到年輕人」的廣告，引發不小的矚目。而二十世紀晚近，越來越多赴海外旅遊的女性群體，與旅遊情報誌漸次增加的女性讀者，對出版社編撰更能鼓動女性異國憧憬文本外觀，與更面向女性需要的旅遊情報，繼而吸引其購入，無不是推波的動因。

時至今日，書店裡的日文雜誌區，俯拾即是鎖定不同年齡層女性為閱讀對象的海外旅遊情報，旅遊指南的資訊，不再理所當然的只顧及男性的視角。

明治維新以降，日本在帝國急速擴張、皇威遠揚的背景下，揭開海外觀光旅行的序幕，應運而生的旅遊手冊，除了延續江戶時代「道中記」這類文本的實用性，提供鐵道船舶時刻、旅遊票券、貨幣兩替、時差等資訊外，也被置入了更為複雜的內涵，包括帝國欲賦予日本人的亞洲空間意識、被殖民者的帝國認同等。

至於戰後的旅遊手冊，所介紹的台灣、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南北韓等亞洲國家，也隱約呈顯了日本人亞洲國際觀的轉移與變遷。

對百年前的旅人來說，隨身攜帶的旅遊指引，是重要且不可或缺的情報來源。而網路社群的時代，通過線上論壇討論版、部落客遊記、YT影片，或通過關鍵字搜尋，動輒皆有爆量旅遊情報，紙本的旅遊手冊、指南，已經不是當代旅人獲致旅遊情報最主要的管道。

紙本的旅遊手冊，還有未來嗎？是否會走向瀕臨消失的命運？一直是許多人好奇的問題。本書的作者，從已有多年口碑的旅遊手冊品牌，像是1979年創立至今《地球步方》(地球の歩き方)依然存在銷售佳績，認為至少目前的日本旅遊書市場，還尚未存在這樣的危機，紙本與電子的旅行情報適度共存，應是未來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