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筆下的上海時尚色彩

在20世紀的文學史上，上海是一個被衆多作家一再書寫的城市。作家們用自己獨特的視角、鮮明的筆觸，記錄着當時的上海及其興衰更迭。張愛玲更是其中一位不容忽視書寫者，而她獨特的視角就是色彩。

張愛玲是喜歡色彩的。她曾在《談音樂》中說道：“顏色這東西，只有沒顏落色的時候是悽慘的，但凡讓人注意到總是可嘉的，使這個世界顯得更真實，有了個顏色在那裏，使人安心。”她的快樂與悽慘，竟然以能否看見顏色爲區分，足可見其對色彩的情有獨鍾。在她的記憶中，每一段的往事都有它獨特而醒目的顏色。她賦予一切記憶顏色，以色彩爲載體，記錄下了生活的點點滴滴以及成長的軌跡。她的所看、所思、所想幾乎都被她化作有意味的色彩，視若珍寶地保存着。張愛玲敏銳的色彩感知力源於先天的聰慧和稟賦，更與後天的家庭教育息息相關。父親用舊式文化薰染着她，母親教她繪畫技巧以及對時尚的感知與追求，對藝術有着獨特見解的知己炎櫻也在交往中潛移默化地影響着她。

顏色是物體重要的外在形象展式。但顏色無法獨立存在，必須附着於形體之上，爲此，對色彩極爲敏感的張愛玲爲顏色尋得了意象這一介質。張愛玲創作時用色彩濃厚的字眼組成繽紛的色彩意象，這些色彩意象傳達着她的個性，展示了她的審美，也構建出當時上海獨特的文化形象。

張愛玲對顏色愛不釋手，同時，對服飾也一往情深。在她的愛情小說中有的服飾蜻蜓點水，一筆帶過；有的則濃墨重彩，精細雕琢。服飾是體現一個人性格、一段時期文化最爲直觀的物件。她將自己的美學觀念融人於服裝的色彩搭配之中，準確地貼合人物形象，不僅有助於我們更進一步地理解作品，也使我們更深層次地瞭解到張愛玲獨特的審美觀以及當時的上海服飾文化。

在張愛玲筆下，每一位太太出場，都帶出一片錦繡。旗袍是20世紀上海不可或缺的經典作品，是上海時尚及文化的代表。“白地子紅黃小花麻紗旗袍”“小藕色鏤花紗旗袍”“白洋紗旗袍”“藍布旗袍”⋯⋯每一件都古典繽紛。這些繽紛的服裝給人以美的享受，與人物形象氣質相符合，更直觀地反映出當時上海的時尚與社會大環境。在《封鎖》中，女主人公吳翠遠出場時：“穿着一件白洋紗旗袍，滾一道窄窄的藍邊——深藍與白，很有點質樸的樣子。”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旗袍不再有大面積的刺繡、鑲滾，取而代之的以細邊鑲滾的裝飾.十分精緻”。以洋紗做旗袍，使古典中平添新興元素，同時淡雅的白與藍搭配，單調卻也簡單大方。細邊鑲滾更顯精緻，形象地塑造了當時閣樓上“大家閨秀”嫺靜的形象。《半生緣》中的曼幀“穿着藍布旗袍，上面罩着件淡綠色的短袖絨線衫胸前一排綠珠紐子”，20世紀30年代中期，流行旗袍與西式長及臂下的絨線背心或對襟毛衣相搭配，這是當時時髦的穿法，尤其以知識女性居多”，簡潔大方，得體且可禦寒，同時又作爲知識女性的標誌服裝，彰顯了曼幀端莊賢淑的氣質以及知性的人格魅力。這樣的穿搭足夠流行，《茉莉香片》中言丹朱的旗袍外加了白紗外套，《半生緣》中的翠芝穿着紅色旗袍配紅色絨線衫。《金鎖記》中長安赴宴那天穿着“蘋果綠喬琪紗旗袍，高領圈，荷葉邊袖子，腰以下是半西式的百褶裙。”蘋果綠是清新年輕的顏色，旗袍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式服裝，配以西式的荷葉邊袖子以及百褶裙設計，這樣的搭配，與作爲時尚中心的上海形象不謀而合，極能體現文化交融時期上海的多元與新潮。

除了旗袍，長袍亦是張愛玲言情小說中不可忽視的服裝種類。自由的長袍給了張愛玲獨特的色彩觀以用武之地，如《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的嬌蕊“穿着一件異地長袍，是最鮮辣的潮溼的綠色，粘着什麼就染綠了。衣服似乎做的太小了，兩邊進開了一寸半的裂縫，用綠緞子十字交叉一路綠了起來，露出裏面的深粉紅的裙”。紅綠對照影射出“紅玫瑰”鮮明的個性色彩，鮮辣潮溼的綠與濃郁的深粉色蘊涵着深刻的意味。鮮明卻悽愴，像玻璃匣裏的蝴蝶標本，正如之後紅玫瑰殘破的命運。這樣的搭配不得不讓我們想到那個喜愛大膽撞色，標新立異的作家本身。張愛玲愛參差的對照，“桃紅配柳綠”極符合張愛玲獨一無二的色彩觀與獨特張揚的個性，與她傳奇的一生色調相似，同時也讓人們想象到當時上海燈紅酒綠的生活，以及開放包容、多元雜亂的形象。

無論是多彩的旗袍，還是自由的長袍，這些古典與摩登、傳統與現代、本土與異域的多元的碰撞，讓我們更好地理解書中人物形象的同時，也領略到包括作者在內的當時上海女人大膽又時髦的風姿，建構成古典又新潮的上海文化形象。

張愛玲小書中的配飾紛亂繁多，紅金綠玉，每一件都是極爲精緻的，有時對於人物的塑造甚至是點睛之筆，極能體現當時上海女性對精緻的追求。

在她的小說中經常會出現翡翠耳墜、紅寶石簪子、翠玉手鐲等極具中國古典風格的首飾，如《金鎖記》中長安相親那天“耳朵上戴了二寸來長的玻璃翡翠寶塔墜子，又換上了蘋果綠喬琪紗旗袍，高領圈，荷葉邊袖子，腰以下是半西式的百褶裙。”，典韻味的墜子與新式旗袍相搭配，是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新式文明碰撞交匯下的直觀體現。

20世紀2O年代至30年代，西風吹拂，“舶來品”洶湧而人，成爲當時名媛貴婦們的心頭愛。這些配飾必不可少地出現在張愛玲的小說中，梁太太初登場時“一身黑，黑草帽沿上垂下綠色的面網，面網上扣着一個指甲大的綠寶石蜘蛛”，額前罩以面網是30年代巴黎的流行樣式設計，可見梁太太對於時尚的敏感與追求，這也是當時交際花們的時尚選擇。黑與綠的色彩疊加，也將梁太太陰毒的形象展現得淋漓盡致。除此之外，許太太鑲着灰色捲髮的藏青呢帽，曼幀的湖綠羊毛圍巾等都各具特色、各不相同。

賞心悅目的配飾搭配不僅對人物性格的表現有着舉足輕重的補充作用，更處處體現着老上海女人的精緻與包容，表現着一個斑斕、碰撞的上海。

上海名媛們之間的爭奇鬥豔絕不會侷限於衣服上的一較高低，精緻如她們，在對面容的修飾與髮型的選擇上也極爲用心。張愛玲筆下的女主人公大多是有着白皙的皮膚，化着精緻妝容的摩登女郎。她將當時上海女人的形象勾勒得淋漓盡致，表現出生活在文化碰撞下的上海女性的真實狀態。

舞女，是老上海時尚的最初體驗者與弄潮兒，是那個時代文化碰撞下特殊的產物，她們的妝容也極具特色。曼璐，作爲一個舞女，她的妝容多采用大塊豔麗的顏色表現出嫵媚的風姿，濃得化不開的眼影以及嬌豔紅脣更是她妝容的鮮明象徵。透過細緻地描寫，我們似乎能看見“曼璐們”在燈紅酒綠的舞池中，畫着濃豔的妝容，穿着高腰的一步裙，嫵媚而隨性地歌唱着的情景。除了舞女與交際花，張愛玲筆下還有臉色似“半透明的輕青的玉”的流蘇，“像淡淡一筆的牡丹花”的翠芝等淡雅的大家閨秀。

在張愛玲的筆下，百態的人生對應百態的妝容，“濃妝豔抹總相宜”。通過這些具體的妝容描寫，使我們領略到當時上海女性的精緻風姿，知道當時上海的摩登風向，更讓我們透過妝容瞭解到當時的文化狀態。

摩登的婦女們當然不會忘記設計一款與自己氣質相符合的髮型。老上海的名媛們貴婦們總是要講求光潔整齊、對稱，不管是上海亦或是巴黎，3O年代的復古髮型都是那標誌性捲髮。除此之外，小說中也有舊式女性所梳的中式髮髻。不同的髮型象徵着不同的人物性格與文化精神。

《連環套》中霓喜“梳着時尚的裘頭，用一把梳子高高捲起頂心的頭髮，下面垂着月牙式的前劉海，連着長長的水鬢”。在當時的上海，摩登婦女們開始梳單髻高懸後腦勺上，形如“酥蛋麪包”。捲髮是時尚、摩登的標誌，連同張愛玲本人在內的當時上海女性們在生活中都是極喜愛這樣的捲髮造型的。而封建的七巧等人依舊梳着中式的髮髻。

精緻的捲髮與中式的髮髻，是新舊髮型的代表，表明女性們的時尚意識以及新舊文化在上海碰撞融合。

張愛玲小說中的時尚元素不僅體現在人物身上，還體現在日常生活的細枝末節中。中西合璧、兼容幷蓄成爲民國傢俱的顯著特點，融合了新舊文化元素的家居裝飾，恰當直觀地表現出當時的時尚審美追求以及人們的生活狀態。

張愛玲對於家居擺件的描寫無疑是頗費筆墨的，她給每一件傢俱着色，或紅或綠、或紫或金，有的古典大方，有的新穎時尚，繽紛多彩。《傾城之戀》中寫道：“朦朧中可以看見堂屋裏順着牆高高下下堆着一排書箱，紫檀匣子，刻着綠泥款識。紫檀木上面刻着綠泥款識”；《金鎖記》中寫道：“鏡子裏反映着的翠竹簾子和一副金綠山水屏條依舊在風中來回盪漾着”，紫檀匣子、綠泥款識、翠竹簾子與金綠山水屏條，經典的中式色彩搭配與款式設計，無處不散發着濃濃的中式風味。詳盡細緻的描寫，得益於張愛玲幼時的貴族生活的積澱，通過經典獨特的家居擺件的描寫，不僅體現出張愛玲的敏銳獨特的時尚觀與審美情趣，也可以窺見張愛玲心中對於古典無法割捨的情結。

除了古典的中式擺件外，也有新穎前衛的西式傢俱，民國時期傢俱既傳承清代傢俱的風格又學習西式古典傢俱技巧，其裝飾的部位靈活多變，樣式不固定。小說中出現的乳黃色球形玻璃罩、粉紅假大理石長桌、銀茶壺、白漆傢俱、玫瑰紅的燈罩、殊紅牛皮小三腳凳、湖綠色小梳打餅乾筒、綠洋鐵筒子等，都是西式傢俱的代表。

上海的底子雖是舊式的，但西式的文化不斷滲透，與之交融，新舊文化的碰撞與融合，使得當時的家居擺件變得既時尚又經典，從中我們也看出當時上海的古典與新潮。

在不同的環境中，張愛玲用不同的色彩刻畫不同的軟飾，奇妙繽紛而又新穎經典，有翠竹簾子、玫瑰紫繡花椅披桌布、大紅平金五鳳齊飛的圍屏、水紅軟緞對聯等。《傾城之戀》中寫到：“兩旁垂着硃紅對聯，閃着金色壽字團花，一朵花托住一個墨汁淋漓的大字。”金色與紅色是在中國傳統色彩學中有着獨特的意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代表喜慶的顏色，有着別樣的莊重。《金鎖記》中當七巧明白季澤的險惡用心後，日益絕望態的七巧走到了“綴有小絨球的墨綠洋式窗簾”口”的窗前，墨綠色是黑與綠的雜合，深深地暗色，營造一種壓抑的氛圍。而窗簾是用於遮擋的物件，遮擋外界的一切，有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緊張窒息之感。形象地代表舊式文化遮蔽着外面新興希望的光，顏色之深則代表封建思想早已根深蒂固。

張愛玲在小說中不遺餘力地描寫舊式家庭中繁複的家居，這些色彩搭配常常能帶給讀者強烈的視覺衝擊及獨特的審美印象。大膽超前的色感，賦予家居環境繽紛耀眼的時尚氣息，這是她敏銳的時尚感的呈現，亦是老上海色感豐富的環境的真實寫照。

色彩作爲城市外在形象的一個重要的視覺因素，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演繹着一座城市的獨特魅力。而建築色彩則是城市文化不可忽視的組成部分，通過色彩語言與色彩的心理聯想使城市主題特色鮮明。

上海作爲近代中國最早開埠的城市，最先受到了西方文化的衝擊。因此，張愛玲的小說中對於洋房的介紹不在少數。如《小團圓》中鬱先生姑父的小洋房是：“院子裏有假山石，金魚池，外面卻是意大利風的深粉紅色牆壁，粉牆又有一段刷白粉黑暈，”濃郁鮮明的西式外表配以中式“粉牆黛瓦”式的白粉黑暈，是鮮明的新舊文化融合的體現。建築中的色彩元素體現了張愛玲對色彩的敏銳和深厚的藝術素養，也從側面說明了上海在那個年代的超前地位與時尚風向。

弄堂是上海人對於里弄的俗稱，是上海開埠後的土特產，更是張愛玲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典型象徵。19世紀後期，石庫門成爲引領上海市民居建築主流的時尚樣式。《半生緣》中曼幀的家是弄堂式板樓，《紅玫瑰與白玫瑰》中振保的家是小小的洋式石庫門綢堂房子，《小團圓》中也提到了三開間的石庫門房子。在張愛玲了小說中，不乏對公寓的描述。“一座陰慘慘的水泥住宅，洋鐵水管上升滿了青黯的黴苔，只有一戶窗戶露出燈光，燈上罩着破報紙”，還有“一座座白色的，糙黃的住宅”，糙黃、灰色的水泥牆、青黯的黴苔⋯⋯一系列灰度較高的色彩堆砌在一起，組成極具代表性的色彩意象構成一幅生動的民居圖，鮮明地表現出當時上海的建築風格與人們的生活狀態。

色彩蘊含深厚的意味，是表達作者思想感情，反映社會生活圖景的一種具有特殊意蘊的物質載體。張愛玲通過色彩傳達的畫面並不僅僅是在純客觀敘述，所傳達的畫面本身蘊含了很多深層的意義，赤橙黃綠青藍紫都給人以極強的暗示，用參差對照的藝術手法，描寫了人們在不同時代生存的記憶，鮮明地表達着她的個性與時尚觀，同時，這些色彩意象還使城市主題鮮明，通過色彩的聯繫使城市具象化，直觀地建構起上海的文化形象。

張愛玲筆下的上海是極具韻味的。因爲這個女人，本就多彩的上海變得愈發傳奇起來。她通過自己小說中的色彩意象記錄當時既有東方文化的堅守，又有西方文化的衝擊下的上海真實的生活，引領着上海時尚。多樣的旗袍、精緻的妝容、經典的傢俱、彈性的建築，無一不表達着她自己獨特的時尚觀。懷舊與新穎、古典與現代、傳統與異域，極端的碰撞、參差的對照，看似矛盾，卻又和諧，這樣的包容性，同樣符合上海的地域氣質。從她小說中多彩個性的色彩意象中，我們更深地認識了一個自信、大膽、優雅的張愛玲，也更深地理解了那段歷史，對那段時期文化相互交錯的上海也有了更加全面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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