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一場思辯之旅》｜正義的三張臉孔，兩難處境的我們該怎麼選？(下)

這是美國德州西部安德魯斯高中的實際案件。反對者是隊長的爸爸，被踢出的啦啦隊員卡莉的媽媽懷疑，是啦啦隊隊長嫉妒女兒的高人氣。到底讓卡莉參加或不參加，哪個選擇比較公平？這個案例拋出了兩個議題：啦啦隊員存在的「目的」為何？身為啦啦隊員，又代表著什麼樣的「榮譽」(何種美德值得被獎勵)？

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簡稱亞氏)認為，正義等於每個人得到應得之物，意思是同等的人分配到同等的財物。分配的原則是「目的論」。最好的長笛，應該給最會吹長笛的人，而不是給有錢的收藏家，才符合長笛被創造的目的，發揮物品的最佳功能。人也一樣，要透過理性發揮自己的潛能，來實現幸福。

他追求良善美德，但培養「美德」不是口號，而是身體力行的實踐(實用智慧)。實踐的方法是參政。參政不是少數人的職業，而是每一個城邦公民，透過語言的討論，共同建立的政體(審議式政治)。而最高統治者應由品德最優異的人擔任。專制的寡頭政治及民粹政治都不能達到共善。公民們學習治理人，同時也被人治理，彼此分擔社群的命運。唯有這樣，才能達到實踐共善的美德。

亞里斯多德的時代，城邦人口不多，有參政權的公民限於部分成年男性，女性及奴隸皆不能參政，只能負責生活雜務，讓公民能專心參政，因此理想雖好，但現今社會卻難以實踐。

社群主義認為身為族群的一份子，有歸屬就有責任。就像德國人因為納粹的屠殺，向猶太人道歉一樣。道歉有三個涵義：向受害者的受害記憶表示「尊重」、「承認」對受害者及後代的傷害與實際的金錢「賠償」。

作者用了大量的例子描述，每個人身上都有社群的團結義務、團結責任及「情境自我」的敘事觀。「情境自我」來自1981年麥金太爾的《追尋美德》，認為人生好比敘事之旅，人終究脫離不了社群歸屬。我們繼承的社會身分，賦予了生命及責任，每個人的意志及選擇，都無法迴避自己歸屬的社群。

當社群責任跟普世價值衝突，我們因為社群(愛家庭、愛家鄉、愛國)而放棄普世價值，是可被接受的。例如身為大學校長的弟弟，拒絕向司法機關供出黑道哥哥的下落，是大家都能諒解的事。因此，當個人要為自己社群的良善負責任時，就不能置身事外，逃避道德價值判斷。而是要讓整個社群共同討論何謂正義。

總結至此，正義的三張臉孔分別是：幸福最大化(功利主義)、人權的尊重(自由主義)、美德的提倡(共善主義)。

自建國以來，自由主義幾乎是美國的核心。美國兩大黨也擁護著各自的自由主義。共和黨在經濟上支持自由主義(市場至上、最小政府)、在社會文化保守(禁墮胎同婚)。民主黨在社會文化支持自由主義(支持墮胎同婚)、在經濟上保守(偏福利社會、大政府)。

歷任的總統候選人，為了爭取選票最多數，往往會站在道德中立的安全位置。

作者批評支持自由主義的康德與羅爾斯，訴求「正當程序優於良善」，跟總統候選人一樣，迴避了道德的分歧點。所謂的尊重，只是選擇忽略不討論。

他認為正義永遠無法迴避道德判斷。美國應該融合社群主義，提倡共善的新政治。縮小貧富差距與提倡公民精神、公民品德(愛國心、榮譽感)，針對有爭議性的道德議題(墮胎、同婚)，應該建立可對話的公共參與機制，來改變現況。

我認為作者提出的社群主義(公民共和主義)，是對美國資本主義的一種反動。他提出美國人缺乏愛國榮譽心、市場至上(例如軍隊外包)、貧富差距過大等，這些都是資本主義「只看成功與金錢崇拜」的弊端。右翼的自由主義，或許有這個問題。但左派的自由主義，羅爾斯的正義論卻在政治上照顧了經濟的弱勢族群。更何況，世界上最有愛國心的可能是共產或專制國家，民主國家可是望塵莫及。

自由主義是迴避了有爭議性的道德判斷。但要藉由共同對話促成社群共識，決非易事。亞里斯多德的公民審議，是由受過良好教育、有資產、有時間參政的菁英促成。而歷史的成敗往往不是靠談判，是由國力定勝負。文化形成也非一朝一夕。有誰能僅僅透過對話，讓伊斯蘭教的信徒全改吃豬肉，或讓天主教徒舉雙手贊成婦女墮胎？

每個人都有自己心中的正義。肉類再有營養，但我也無權逼一個素食者吃肉；你的正義，有時候是別人的不正義，墮胎，犧牲了胎兒的人權，但不墮胎，犧牲的是一個女人一輩子的將來。

康德與羅爾斯的自由主義延伸的普世價值，在這個程度上是最具有包容性的。所有制度都有優缺點，有時候錯誤並非制度問題，而是人性自私造成的惡果。如果無法像康德將道德作為天生義務，那麼理解助人之樂也算是一件好事。只要是良善的行為及動機，透過實踐內化為心理的一部份，再擴散出去就是一種善的影響，越多人擴散就形成了一種善的循環。那麼我們離良善正義的社會，又前進了一步，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