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交織性 Intersectionality
2022/04/26閱讀時間約 30 分鐘
◉ 原文出處
Goodman, R. T. (Ed.). (2019). The Bloomsbury handbook of 21st-century feminist theory. Bloomsbury Publishing. Chapter10 Intersec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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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織性 Intersectionality
AÍDA HURTADO
自 1960 年代以來，交織性的概念已經使用在公共生活的許多領域。下面我提供三段關於交織性的簡要介紹，說明該理論在法律領域的起源以及在其他領域的廣泛使用，包括公共藝術和政治動員。
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是一個術語，用來描述人們在不同身份的受壓迫模式之間的交匯點（intersections）。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在法律領域，1975 年，現在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最近被譽為女性主義偶像的 Ruth Bader Ginsburg 向美國最高法院提交了 Weinberger 訴 Wiesenfeld 一案。Stephen Wiesenfeld 是一位單身父親，他的妻子是家裡的經濟支柱，死於分娩。Wiesenfeld 在試圖撫養自己的兒子時，卻無法領取他妻子作為學校教師所獲得的福利。在他們婚姻的早期，他和他的妻子同意他留在家裡照顧他們的兒子，而她將會當一名教師，是主要的養家糊口者，並支付社會保險。當時，法律規定，只有寡婦可以獲得「母親的福利」。當時正在為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工作的 Bader Ginsburg 提出了性別歧視的訴訟，她最終在最高法院進行了辯論。在訴狀中，她闡述了她的理由，即為什麼性別歧視不僅影響婦女，也影響男人。她將男性視為性別歧視的對象的概念不僅新穎，而且是革命性的。她的論點強調了根據「規範」或性別定型觀念進行性別隔離的不公平性。根據 Bader Ginsburg 的說法，法律「反映了人們熟悉的刻板印象，在這個國家的整部歷史中，這種觀念持續地貶低婦女在經濟部門的努力，」同時，父親 「被剝奪了福利，而這種福利可以讓他親自照顧他的幼子，一個沒有其他父母提供照顧的孩子」。最終，當法律「納進父親去世的孩子，但排除了母親去世的孩子」時，法律的不公平又製造了一個受害者。因此，Bader Ginsburg 在分析性別問題時採用了交織性的方法，超越了男性／女性的二元對立，考察了性別與階級的交匯點。
然而，Bader Ginsburg 呈現了真正的女性主義態度，她並沒有把她使用的方法，即尚未創造出來的交織性方法歸功給自己。相反地，她表示這一法律概念實際上是非裔美國律師 Pauli Murray 和婦女人權組織的創始人兼主任 Mary Eastwood 的創意。在一篇有影響力的、現在已經成為經典的 1965 年法律評論文章〈Jane Crow和法律：性別歧視和民權法第七章〉（Jane Crow and the Law: Sex Discrimination and Title VII）中，闡述了性別和種族交匯點在工作場所的法律效果。再次展示自己對女性主義的承諾的 Bader Ginsburg，公開讚揚了這篇文章的基礎工作，該文章論證了這樣一個觀點：僅有性別分析並不足以讓女性獲得真正的平等。42 年後的 2017 年，北加州一個小型大學城的當地報紙報導了在當地社區中心繪製一組壁畫的情況。這些壁畫是在當地年輕人的幫助下設計的。壁畫的中心概念是交織性，作品的標題是「團結、去殖民、茁壯成長」（Unify, Decolonize, Thrive）。新聞文章說，「壁畫將大量考察一個被稱為『交織性』的術語，這個術語由法學教授 Kimberlé Crenshaw 所創造，它是揭示單一問題反歧視法的局限性的一種方式」。該縣的多元化中心的青年計畫負責人 Jamie Joy 闡述了該計畫如何推展「交織性」的概念。
和我一起工作的孩子們，他們擁有多重身份；他們不只是在考慮他們是同性戀、變性人或性別不一致的事實。他們在考慮他們家庭的公民身份，他們也在考慮他們的階級地位和他們的心理健康，他們也在考慮影響他們的其他問題。
我理解交織性的方式只是意識到多重身份，以及它們如何影響某人在這個世界上的特權或缺乏特權。 我認為和我們一起工作的孩子們比我在14或15歲時更深刻地理解這一點。
另一個推展交織性概念的有力例子發生在 2017年1月21日的華盛頓特區婦女大遊行期間。遊行的主要召集人之一 Carmen Pérez，以及參與策劃這一歷史事件的許多人，同意將交織性作為遊行的政治和社會議程的指導原則，以及發言者名單的指導原則。Pérez 解釋了為什麼交織性在組織婦女遊行中是一個非常有用的概念：
在過去的二十年裡，我的專長是刑事司法。但是，作為婦女或只是作為人類，我們不是一維的。我們是相互交織的人類。我們生活在貧困中；如果我們被驅逐出境，我們就沒有機會獲得生殖正義的權利，如果我們被監禁，我們就沒有機會獲得優質教育。我們必須意識到交織性的存在；必須有意識地跳出我們的議題專長，發現我們的解放與其他人是緊密綁在一起的——無論是氣候變化、生殖正義、移民改革、刑事司法改革、原住民權利，這些都會影響我們所有人。我們必須更好地協調我們的工作，而不是在孤島中努力，並且更有意識地關注交匯點。
在這一章中，我簡要介紹了交織性概念的歷史概況，隨後討論了該理論擴展的最新進展。最後，我概述了在學術研究和政治組織中使用交織性的優勢。
交織性的簡要歷史概述
在 Weinberger 訴 Wiesenfeld 案，Bader Ginsburg 無法從法律的角度充分說明為什麼婦女在工作場所或家庭中的經歷不符合現有的法律理論。當時沒有任何法律框架可以容納這種突然出現的基於種族和性別弱勢的分類，這些分類在壓迫的結構系統中同時運作著。然而，42 年後，多樣性中心負責人 Jamie Joy 和婦女大遊行召集人 Carmen Pérez 能夠參考法律教授和非裔美國學者 Kimberlé Crenshaw 在 1989 年發表的文章〈種族和性別交匯點的去邊緣化：黑人女性主義者對反歧視學說、女性主義理論和反種族主義政治的批判〉（Demarginalizing the Intersection of Race and Sex: A Black Feminist Critique of Antidiscrimination Doctrine, Feminist Theory and Antiracist Politics）。正如 Crenshaw 的著作所闡明的，考慮性別和種族，以及這些類別如何交匯，對於理解美國和世界各地的婦女受到多種來源的壓迫至關重要。Crenshaw 的介入是女性主義學術界和女性主義組織中日益高漲的大合唱的一部分，主張由 Betty Friedan 和 Gloria Steinem 等有影響力的人物所發展的女性主義不能不加修改地適用於所有婦女群體。例如，非洲婦女遭受饑餓、強暴，以及其他因政治動蕩、歷史環境、經濟和文化壓迫而產生的特定性別壓迫。
Crenshaw 在交織性方面的開創性工作暴露了法律制度在處理非裔美國婦女所經歷的多種歧視來源方面的不足之處。跟之前的 Murray 一樣，Crenshaw 表明，在就業歧視的情況下，非裔美國婦女被迫以婦女或黑人的身份提起法律訴訟。法院不會接受黑人婦女的索賠，因為他們擔心另一個受保護類別的擴大可能會帶來無窮無盡的歧視性子分類：
圍繞《民權法第七章》的立法歷史並沒有表明，該法規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新的 「黑人婦女」分類，這樣她們將比黑人男性擁有更高的地位。如果建立新的受保護的少數群體類別的前景，只受到排列組合的數學原理的制約，顯然會引起打開老生常談的潘朵拉盒子的前景。（引自 Crenshaw，〈種族和性別交匯點的去邊緣化〉）
除就業歧視外，Crenshaw 還將交織性應用於強暴的法律分析。法律對白人女性貞潔的陳舊假設導致黑人男性做出的跨種族強姦受到更多懲罰。此外，不論是哪一種族的男性作出強暴行為，黑人女性強暴案的起訴比例少於白人女性強暴案。同樣，在家庭暴力案件中，刑事司法系統對黑人男性給予了過度的懲罰。刑事司法系統對黑人男子的處理導致了一個也許不是那麼意外的後果，即黑人女性會低報她們生活中的男人的身體虐待。Crenshaw 還概述了交織性對政治行為的影響。黑人女性被迫要在加入終結種族主義的政治運動，或是加入終結性別歧視的女性運動兩者中選一個——她們並不覺得可以同時加入這兩種運動。Crenshaw 沒有明確地研究壓迫婦女的其他社會類別，如階級和性，但將交織性應用於種族和性別，成為在女性主義分析中研究多種壓迫來源的核心。
Crenshaw 關注的是以前未曾探索過的交織性從屬（intersectional subordination）的法律傷害，而 Patricia Hill Collins 關注的是產生類似結果的非法律社會結構。根據 Collins，「交織性是一種分析，主張種族、社會階層、性別、性、民族、國家和年齡的系統形成了社會組織的相互構建特徵，這些特徵塑造了黑人女性的經驗，反過來，也塑造了黑人女性」。Collins 認為，社會結構的形成和維持是為了對一般的有色人種，特別是非裔美國人施加權力。從 Collins 的角度來看，「交織性的出現是由於認識到...... 不平等不能透過僅有種族或僅有性別的框架來解釋，更不用說是去挑戰了」。此外，宏觀層面的壓迫系統是環環相扣的，並影響到不同階級和種族交匯點的個人。
文化評論家 Rosa-Linda Fregoso 將交織性應用於不同民族國家的婦女之間的分類差異。特別是，Fregoso 仔細審查了「第一世界女性主義者」將人權範式應用於全球婦女的趨勢。Fregoso 呼籲要注意「為女性主張一個單一跨國身份」的錯誤，要注意到即使在同一個民族國家內的女性之間都仍存有差異。她呼籲 「將婦女的國際人權置於非常複雜和具體的文化背景中」。作為她的主要例子，她用交織性當成透鏡來理解為什麼在邊境城市華雷斯城（位於德克薩斯州埃爾帕索對面），年輕、工人階級、深色皮膚的墨西哥婦女成為「女性滅絕」（feminicide）的受害者，而不是富裕、淺色皮膚的墨西哥婦女。Fregoso 確證了墨西哥受害者中因為其階級和種族的不同所產生的差異，這可以讓我們對謀殺做出比起僅僅使用人權話語的分析還要更深入的分析。
在早期的學術工作中，交織性被用來分析多種從屬地位的交匯，但最近，交織性也被應用於相反狀況的交匯。因此，例如，在黑人男性的案例中，一個社會類別賦予了特權（男性性別），而另一個社會類別是從屬地位的基礎（有色人種）。以這種方式擴展交織性，有利於分析有色人種的地位。White 利用交織性來理解20個被認定為女性主義者的非裔美國男性的生活，以及導致這種性別意識水準的不同生活路徑，取得了精闢的結果。Sinha 和我使用交織性來分析導致年輕的、受過教育的拉丁裔男子被認定為女性主義者的途徑。在這兩種情況下，男性的特權都有受到有色人種（由於種族、階級和性行為而產生的）脆弱性的影響。
我現在轉向交織性的最新擴展，透過整合社會心理學家 Tajfel 的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具體說明使用交織性時哪些社會分類可能適合考慮進去。我繼續提出，Anzaldúa 的邊境理論（borderlands theory），以及其他奇卡納女性主義者（Chicana feminists）關於交織性的著作，闡述了一種mestiza 意識，一種交織性的身份，它將多種身份的正向方面作為特權，從而使我們對壓迫和社會現實的構建性有更深的理解。
社會認同理論、邊境理論和交織性
許多社會心理學家對個人身份（personal identity）和社會身份（social identity）進行了區分，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人的整合自我感（integrated sense of self）。個人身份是自我構成的心理特徵和性格的一個面向，它產生出個人的獨特性。個人身份主要是在家庭中社會化的，根據文化、語言、階級和歷史時刻等因素的不同而構成不同。所有人類都有個人身份，涉及諸如愛、交配、做生產性工作等活動——這些活動被認為是自我的普遍組成部分。然而，自我是通過語言、文化、歷史時刻和社會結構以及社會背景過濾的。
Tajfel 描述了社會認同建構中的動態變化：社會認同是指從「作為社會類別和群體的一部分」的知識中，自我衍生出來的組成層面，以及附加在這些群體形構上的價值和情感意義。社會認同是通過基於社會或身體特徵的社會分類（social categorization）而產生的，這些特徵在特定的社會背景下具有社會意義，而且很多時候具有政治意義。這些分類中包括：國籍、語言、種族、民族、性別、種族和膚色。一個人的社會身份的意義是透過社會比較（social comparison）得出的。也就是說，一個群體的地位、富裕程度或其他特徵之所以能取得意義，其與其他社會組成的感知差異及其價值內涵方面有關——其價值主要基於環境中其他社會組成的存在和意義。當社會身份被汙名化或不能給個體帶來積極的自我感覺時，個體不得不進行心理工作（psychological work），包括認知和情感，以實現積極的自我感。個體努力使自己不同與其他群體，但這種差異必須是正向的。
被貶低的社會身份（包括「不可見的」身份，如性取向），那些因其可見性而必須經常協商的社會身份（身體屬性，如深色皮膚），以及那些因社會運動而變得政治化的社會身份，都需要進行心理工作，以克服歸屬於群體的負面面向。被汙名化的社會身份在心理上影響巨大；它們對個體來說很容易辨識（每個人都知道他們是男人還是女人），它們對個體很重要（對作為男人或女人有一種情感依戀），可能在各種情況下都很突出，並可能作為模式（schemas）、框架或社會腳本發揮作用。例如，與沒有身體障礙的中產階級、白人、異性戀青少年相比，有身體殘疾的非裔美國女同性戀者更有可能大量地反思自己的社會身份。
根據 Tajfel 的說法，被賦予特權，或是與他人無法區別的、具有社會價值的群體成員身份，這種身份甚至可能不會成為社會身份。在白人研究和男性研究出現之前，種族上的白人以及男性，並不會被作為有問題的類別而成為被調查的對象，並且仍然沒有被廣泛地認為是一種社會身份。由於白人和男性的種族利益而累積的優勢，不容易被其擁有者闡明，無論階級如何，因為白人的種族特權和男性特權被認為是美國的規範。儘管在不同的白人群體中存在著階級差異——貧窮的白人與中產階級的白人——但仍然沒有加諸於這個種族類別的普遍汙名。
個人身份和社會身份並不是完全獨立的，但它們也不是同一回事。對自我的這兩個方面進行理論上的區分有助於避免傾向論（dispositionalism）——在心理學領域和普羅大眾之中，傾向於將行為過度歸因於人格或人格特徵，如自尊或勇氣。傾向論還導致個人低估了社會環境和結構變數對行為的影響。區分個人身份和社會身份可以看出，個人身份在社會上受到的監督較少，因此一個人可以在某天表現出熱情洋溢，第二天又表現出憂鬱，而不會被人認為是不協調的。相比之下，個人的社會身份體現在性別、種族、民族和社會經濟階層，在大多數社會環境中，無需廣泛的社會互動，就可以立即受到評估。因此，在大多數社會環境中，自我的呈現是透過這些群體的歸屬來調節的，因此一致性是社會功能的必要前提。例如，一個被歸類為男人的人不可以在一天之內穿成女人而第二天又穿成男人，卻沒有因此產生社會效果（有時是暴力）。
「主要身份和交織性」一節的重點是討論社會學家在主要身份（master statuses）類別下列舉出的具體社會身份，因為它們對個人的生活和生計具有社會、政治、文化和持續的影響。這些社會身份是交織性理論框架的核心。
主要身份和交織性（Master Statuses and Intersectionality）
在我的研究中，交織性指的是階級、種族、性別、民族和身體能力（physical ableness）的主要身份。這種社會身份的組合是權力分配和被用來強加從屬地位的汙名化的主要基礎。在大多數國家，主要身份被用來對群體成員身份進行價值判斷，並分配政治、社會和經濟權力。所有衡量不平等的標準，如教育、收入和積累的財富，都受到這些主要身份的影響。反過來說，當這種特權被視為問題的時候，擁有特權的主要身份的個人必定會與被貶低的群體成員的心理影響進行協商。「社會認同理論」為這些被理解不是問題的、被貶低的群體歸屬提供了一個框架，特別是那些基於主要身份的歸屬。
Reicher 和 Hopkins 指出，「在特定脈絡下突出的特定社會身份，將決定誰被看作是類似的人，誰被看作是異類而被拒於圈外」。特定社會類別的意義只能在脈絡中被充分理解，因為當環境改變時，意義也會改變。交織身份（intersectional identities）是那些在特定背景下交織的汙名化社會身份。交織身份有一個恰當的比喻是不定形的、流動的變形蟲，當它在周圍環境中移動時，會改變形狀，使一個（或多個）社會身份根據環境而特別突顯出來。每一個社會類別都是多孔的（porous），並與其他類別重疊，其邊界並不僵硬或固定。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交織性指的是基於主要身份的特殊社會身份組合，它是汙名化和分配特權的主要依據。
個人身份受到個體社會身份的影響，而污名必須經過協商。主要身份所體現的社會認同理論，有助於審查他人對社會認同的交織分配與個人身份的私人自我認知的社會過程。一個有身體障礙又貧窮的非裔美國女同性戀者在許多社會環境中受到的對待是根據她可見的汙名社會身份，而不是她的個人身份，而她的個人身份很可能是一個善良、溫柔和聰明的人。體現在汙名社會身份中的交織性，允許對不同的社會脈絡進行靈活的分析，在這些社會脈絡中的某些汙名社會身份可能更加突出，並且有可能被用於壓迫。
交織性，它可以說明從屬地位和特權存在矛盾的交匯時的狀況，例如同時作為一名男性和拉丁裔的身份。交織性還闡明了當主要身份與個人利益一致時，特權的好處和後果。主要身份可以賦予特權，保護個人的身份不受汙名和壓迫。然而，交織性對特權問題的應用還有待充分發展。總之，交織社會身份框架允許我們在不同的社會領域、不同的生命週期、不同的歷史時刻以及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的經驗中考察這種複雜性。
邊境理論（Borderlands theory）
認同（identification）被定義為個體認為自己屬於某些社會，例如，種族、性別和階級群體。意識（consciousness）被定義為個體意識到他們所屬的社會群體在社會中擁有一定的地位（無論是強大還是不強大）。對一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的意識使個人能夠決定（或可能感到被迫）採取行動來改變他們的地位，這不僅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也是為了群體中的其他人。對一個人的社會歸屬的權力和特權的意識，也可能促使個人保持他們的地位，並積極採取行動反對可能不利於他們積累利益的人。因此，擁有一個有可能成為社會身份的特徵，如女性，可能不會變成社會身份；對類別成員的政治和社會影響的某種意識是必要的，這樣身份建構才會成為意識，並帶來政治動員來對抗不平等。在我的研究工作中，我整合 Gloria Anzaldúa 的邊境理論，以理論化一種特殊的意識類型，其中多重社會主體性有助於對各種社會地位的政治理解，這反過來影響個人的交織身份，以及他們對社會正義的潛在投入。
自 1980 和 1990 年代以來，奇卡納女性主義學者一直處於交織性工作的前沿。他們工作的主旨是建立多種女性主義，在他們的分析中以文化、階級、性、種族、民族以及最近的種族化男性為中心。Gloria Anzaldúa ——作家、公共知識份子，以及第一批公開宣稱自己是女同性戀的墨西哥人之一（Moraga 和Anzaldúa）的工作是對墨西哥女性主義的一個關鍵的理論補充。美國和墨西哥之間的地理邊界是 Anzaldúa 的理論來源。邊境理論透過研究在美國和墨西哥邊境的南德克薩斯長大的奇卡納人的經歷，擴展了 W. E. B. Du Bois 的雙重意識（double consciousness）思想。這兩個國家之間的邊界，成為在多種語言和文化背景下必定存在的跨越（crossings）隱喻，包括地緣政治邊界、性侵犯、社會錯置（social dislocations）、知識生產及文學創作之間的跨越——小說、詩歌、回憶錄、自我生命史（auto-historia）、自我民族誌等等。
Anzaldúa 宣稱邊界（border）是一種地理位置（lugar），這個地理位置為從特定族裔性的 Chicana/mestiza 意識的從屬性的理論化創造了一個縫隙。從她的角度來看，征服的歷史，將新的國家覆蓋在一個先前存在的國家之上，是民族國家的時間性的證據。將美國和墨西哥分割開來的政治邊界線與邊界上的經驗性存在並不一致，在那裡，許多人在兩個國家生活、工作和社交，並沒有什麼矛盾。生活在邊境地區創造了文化和社會系統之間的第三空間，透過擁抱模糊性和持有矛盾的看法而不發生衝突，從而導致了一致性。邊境（La frontera）是一個以混雜性（hybridity）為特徵的地理區域，因為它既不完全屬於墨西哥，也不完全屬於美國。邊境（La frontera）是你會「在羅宋湯裡放辣椒／吃全麥玉米餅／說帶有布魯克林口音的德克薩斯-墨西哥語」的地方。邊境地區，無論如何定義，都為反理論元素的混合提供了空間，不是變得同質化或被納入一個更大的整體，而是以獨特和意想不到的方式結合起來。
邊境理論誕生於 Anzaldúa 的經歷，她是生活在南德克薩斯州極端貧困的農民工的女兒。然而，該理論可以應用於許多類型的社會、經濟、性和政治錯置。Anzaldúa 的見解幫助我們從理論上理解那些接觸到矛盾的社會體系並發展出 la facultad（能力或天賦）的人的經歷——這種觀念認為接觸到多個社會世界（由文化、語言、社會階層、性別、民族國家和殖民化來定義）的人（主要是女性）能夠感知並挑戰社會現實的線性概念。其他作家稱這種能力為「差異意識」（differential consciousness），對「多重現實」（multiple realities）的感知，「多重主體性」（multiple subjectivities），以及一種「意識化」（conscientización）狀態。Anzaldúa 透過將奇卡納人的從屬關係歸因於父權制和多種壓迫系統的交匯，從而預示了交織性的概念。邊境理論並沒有對壓迫進行排序，也沒有將其概念化為靜態的；相反，壓迫是流動的系統，依據不同的脈絡而具有不同的形式和細微差別。個體可能會經驗到多種壓迫和反抗的形式，而這些形式並不容易透過傳統的分析和量化方法來捕捉。
Anzaldúa 的邊境理論描繪了 Tajfel 的社會身份理論中的經驗性層面。Tajfel 並沒有探討污名對個體造成的心理負擔，更不用說當個人無法控制他人強加給他們的社會分類時，這種負擔尤其沉重。Tajfel 的理論也沒有直接探討個體在面對個體的自我認知（作為有能力、聰明、有邏輯的人）與他人對個體被汙名化的社會身份（懶惰、愚蠢、無能）所形成的負面看法之間的不協調時的應對技巧。Anzaldúa 的理論提出，在眾多可能性中，有一種可能性是利用矛盾為自己帶來優勢，而不受負面歸因的影響，去發展一種複雜的觀點，她稱之為 mestiza（混雜）意識，而我稱之為交織身份。
mestiza 意識的發展，同時擁抱和拒絕矛盾的現實，以避免排除它批判性地評估的東西，而這些東西是個體生活在許多邊緣空間的結果。mestiza 意識允許個人同時感知多種現實。Anzaldúa 的作品融合了阿茲特克原住民的信仰和認識論，避免了線性的實證主義思維——這種思維不允許混雜性、矛盾性，以及不允許最終從現有的社會配置中解放出來。邊境理論對社會行動和建立結盟關係特別重要。在衝突中沒有絕對的「一方」；相反地，有一些偶然的敵人，透過探查（和同理）他們的主體性，可以了解他們的看法。因為壓迫取決於背景脈絡，所以沒有人可以免於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形成壓迫。例如，一個女性典獄長十分有可能會在一個由男性囚犯組成的監獄中施加壓迫。比起只是停留在自己的社會環境，自我反思和透過「他人之眼」來看問題對於獲得更深刻的意識至關重要。
在我的文章中，我透過社會認同理論，將邊境理論應用於交織性。交織身份的流動性和背景依賴性導致了社會系統、文化符號和認知理解之間的「社會旅行」（social travel），最終創造了一種對社會現實的任意性質的非規範性意識。主要身份的汙名社會身份不是加法的；它們不會隨著汙名群體成員身份數量上的增加而導致壓迫的增加。相反地，個體的群體成員身份在概念上是以各種方式交織的，這取決於社會環境形成的交織身份構成，其中許多有可能獲得解放。
結論
像許多女性主義的理論貢獻一樣，交織性產生於解決基於性、性別、性相（sexuality）、種族（race）、階級和族裔（ethnicity）的不平等的必要性。最近，身體能力被添加到另一個可能形成不平等的軸線。女性主義組織致力於為所有人爭取平等，而不是迴避困難的代表性問題。對社會正義的承諾推動了女性主義作家和社運家擴大了造成不平等的交匯點的概念化的界限。當 Ruth Bader Ginsburg 透過訴訟說服最高法院，主張性別歧視並不局限於女性，而是會影響到所有不符合男/女性別二元結構所分配的角色的人，這時候她和她的同事們看到了為 Stephen Wiesenfeld 辯護的智慧，他的壓迫是基於他不符合性別的行為。Bader Ginsburg，在1975年 Weinberger 訴 Wiesenfeld 一案中應用的原則來自於上一代的另一位女性主義活動家 Pauli Murray，她也認為法律中所應用的性別二元論拒斥了正義，而在這種情況下，黑人女性在工作場所努力爭取平等。這些早期女性主義者和其他許多人的努力已經取得了成果，交織性的概念作為女性主義的許多貢獻之一，已經進入人們的日常經驗。從最早的理論表述發展到現在，交織性可以應用於政治上的組織行動，無論是在社區壁畫這種地方性的規模，還是在 2017年1月21日發生的歷史性婦女大遊行這種全球性的規模都是可以應用的。
註解
- Kimberlé W. Crenshaw 是一位法學教授和法律學者，她在 1989 年創造了 「交織性 」一詞。
- 根據 Crenshaw 的分析，歷史上沒有制度嘗試規範黑人女性的貞操，因為她們不被視為「真正的女人」，而是被視為「放蕩不羈」，總是渴望性的接觸。相比之下，法律的制定其實是為了保護白人女性的貞操以及不被黑人男子強暴（這被認為是一種最極端的侵犯行為，犯罪者會被嚴刑拷打）。由於法律制度對誰擁有貞操和誰不擁有貞操的這種假設，導致「黑人女性無法成為強暴的受害者」。
- 在1903年出版的《黑人的靈魂》（Souls of Black）中，Du Bois 寫道，美國的黑人正經歷著一種 「雙重意識」，具體如下：
“這是一種奇特的感覺，這種雙重意識，這種總是透過別人的眼睛看自己的感覺，用世界的尺來丈量自己的靈魂，而世界則以玩樂的蔑視和憐憫的眼光來看待。人們總是感覺到自己的兩面性（two-ness），一個美國人，一個黑人（Negro）；兩個靈魂，兩種思想，兩種不協調的努力；在一個黑暗的身體裡有兩個交戰的理想，只有頑強的力量能讓它不被撕碎。美國黑人的歷史就是這種爭鬥的歷史——這種渴望達到自我意識的剛毅漢子，將他的雙重自我合併成一個更好、更真實的自我。在這種融合中，他不希望失去任何一個舊的自我。他不希望將美國非洲化，因為美國有太多東西要教給世界和非洲。他不會在美國白人主義的洪流中漂白他的黑人血統，因為他知道黑人的血統對世界來說存在意義。他只是希望使一個人有可能既是黑人又是美國人，而不被他的同伴詛咒和唾棄，不被機會的大門粗暴地關在他的面前。”
4. Castillo 將 Freire 的「意識化」（conscientización）概念擴展到性別的層面。保羅．弗萊勒（Paulo Freire）在 1970 年代提出這種概念，即個體行為的成因不在於心理的內部過程，而是來自於個體在壓迫和異化的社會結構中的運作。解放神學（liberation theology）也是意識化過程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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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Aída Hurtado
Aída Hurtado 教授曾任加州大學聖克魯斯分校心理學系教授，目前擔任 Luis Leal 中心主席。 Hurtado 教授於 2010 年到任後擔任 Chicana 研究的系主任，現在教授有關 Chicana 女性主義、Chicanas/Latinos 教育的課程，以及該系的研究方法課。多年來，Hurtado 獲得了許多獎項和認可；最近，她於 2013 年獲得美國西班牙裔高等教育協會授予的拉丁裔學院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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