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Truth and Method - by Susan Hekman 真理與方法 （下）

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的原始論述是基於兩個假設：所有知識都具備地方性及處境性，而且其座標位置——即女性立足點的座標位置——是具有優勢特權的，因為它提供了一個有利位置，去揭示社會現實的真相。我的論點是，對第二個假設的解構就隱含在第一個假設中，並且隨著理論的發展，第二個假設的問題性質將成為首要的焦點。另一種說法是，一種關於知識的新典範隱含在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的第一個表述中，即知識被定義為其具有處境性和視角性的本質，但是第一個表述保留了它正要取而代之的典範的元素。

在過去的十年中，認識論學者相當關注「現實」（reality）的概念，並且對其做出了有力的論證：作為知識基礎的「現實」，並非一種預先給定的或是先入為主的概念。二十世紀哲學的「語言轉向」以及詮釋學、後現代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的影響，都促成了當前對「現實」的懷疑。這些推測與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的演變直接相關，這種方法最初正是基於這樣一種現實概念。但正是另一場討論，即對女性主義社群內部差異的討論，在 1980 年代末和 1990 年代初激發了對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的重新評估。最初，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家聲稱，女性的立足點為知識提供了一個特權優勢。但是，如果我們認真對待女性之間的差異，而且接受女性佔據許多不同的立足點並因此生活在許多現實中的結論，則必須重新審視這一論點。當前對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的重新評估，是試圖從差異（difference）的角度重構該理論。這些討論集中在兩個問題上，這兩個問題不僅是這種方法的核心，也是女性主義理論本身的核心。首先，如果我們必須承認女性生活在許多現實裡，這將會如何影響女性主義者提出的真理主張的地位？其次，如果我們放棄了單一的分析軸線，也就是說放棄了這個女性的立足點，轉而嘗試容納不同女性的多重立足點、甚至可能是無限的立足點，我們是否也失去了我們自己論證的分析力道？或者換個方式問，在我們的論證陷入無望的混亂之前，我們的論證可以包含多少軸線？此外，這些問題的政治意涵也貫穿了這兩個論點：如果我們放棄「女性」這個單一的概念，一個有凝聚力的女性主義政治還有可能嗎？

在 Nancy Hartsock 最近的研究中，對於容納差異，以及維護女性主義理論的分析和政治力量的關注（尤其是後者）是很突出的主題。很明顯，Hartsock 非常關心這些問題。她沈痛地意識到種族主義的危害，特別是在婦女運動中的危害。她還熱情地致力於將女性主義社會批評打造成社會變革的力量，並決心不讓後現代主義等力量侵蝕這種潛力。這些擔憂在 1987 年的一篇文章〈重新思考現代主義〉中有力地體現出來。Hartsock 論點的出發點是女性之間的差異。她斷言，我們需要透過創造一種政治來發展對差異的理解，在這種政治中，以前被邊緣化的群體可以為自己命名，並參與定義構成他們世界的術語。Hartsock 論點的核心是，除非我們對世界提供系統性的理解，否則我們將無法改變它。她在這篇文章和其他幾篇最近的文章中論戰的對象是後現代主義。在過去的十年中，差異和多樣性問題已經與後現代主義緊密相關。Hartsock 想要拒絕這種認同。她想重視差異，聲稱女性之間的差異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重要的，同時拒絕後現代主義，理由是它排除了社會變革所必需的系統性知識的可能性。

Hartsock 重視差異的努力，並至少保留一些現實和真理的概念，即「世界的樣子」的這種努力，產生了一些詭異的結果。在《重新思考現代主義》（Rethinking Modernism）中，她透過斷言雖然女性不是單一的群體，但白人、統治階級、以歐洲為中心的男性是，從而顯著改變了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的基本論點。我們現在將統治階級稱為「中心」；被定義為單一的，而且位在邊緣的那些「他者們」則被我們定義為「異質的」。Hartsock 的論點是我們必須創造一種讓「他者們」進入中心的政治，她聲稱，在有色人種的女性和男性佔據中心時，這個中心將會「明顯的」不同。Hartsock 的解決方案提出了一些棘手的問題。它假設一個中心是異質的而不是同質的，但這表明它可能根本不是一個「中心」。我們可能還要問，如果 「他者們」進入中心，這一舉措是否有效地消除了邊緣。我認為，我們可以假設 Hartsock 不會支持任何群體被邊緣化的政治。但正如她所做的那樣，很難保留「中心」的概念卻沒有相應的邊緣概念。

透過放棄中心／邊緣二分法，所有這些問題都可以很容易地消除。但 Hartsock 堅決反對這種作法。她說，曾經構成了「他者們」的我們，必須堅持一個我們處於中心而不是邊緣的世界。她聲稱，後現代主義者想要消除中心，從而剝奪了我們自我定義的權利。她還說，​後現代主義者否認我們有權說出我們被壓迫的真相，從而排除了知識和真理的可能性。貫穿 Hartsock 近期所有研究的是一種基本的二分法：要嘛我們對世界的存在方式有系統性的了解，要嘛就是我們沒有知識、沒有真相、沒有政治。對於 Hartsock 來說，後現代主義代表了這種二分法的第二個術語。我可以與 Hartsock 爭辯說，真理、知識和政治在沒有絕對基礎的情況下是可能的，或者我也可以去說有些後現代主義寫手的論證很具有說服力。但是，我想從另一個角度來考察 Hartsock 的立場。她對女性主義分析的未來的擔憂並非毫無根據。如果像她所意識到的那樣，女性主義必須放棄這個女性主義的立足點，並隨之放棄這個對現實的正確看法，那麼我們就有可能放棄女性主義分析和政治的全部論點：揭露對「女性」的壓迫並主張一個不那麼壓抑的社會。如果有多種女性主義立足點，那麼必然有多種真理和多種現實。對於那些想要根據新概念改變世界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困難的立場。

我認為 Hartsock 已經正確地定義了問題，但正在往錯誤的方向尋求解決方案。她想接受 Haraway 和其他人理論化的「處境知識」，但她不能接受這一立足點的邏輯後果：沒有任何觀點／立足點在認識論上享有優勢特權。她想保留一種既能貼近多樣性又具有地方性的優勢知識（privileged knowledge）的概念。但她實現這一目標的嘗試並不成功。她聲稱「處境知識」位於特定的時間和地點，因此它們是片面的。他們不是從無處看到一切，但確實從某個地方看到了一些東西。她借用後現代術語，將不同女性的不同主體地位所產生的知識稱為「這些顯著主體性的認識論」。然後她繼續論證：「他們所代表和表達的鬥爭，如果讓他們有自我意識，就可以超越生存的努力，認識到系統性權力關係的中心地位」。這種表述需要的是對這種系統性知識如何成為可能的持續論證。但這樣的論點並不是即將到來的。

其他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家也試圖應對差異的挑戰及其對女性主義立足點的真理主張的影響。Dorothy Smith 透過定義性的律令解決了差異問題：她將「女性實際生活經驗」定義為一個包含女性生活和活動多樣性的類別。然後，她將這一類別與社會學分析的抽象概念相對立，將社會學家的「意識形態」類別與「實際發生的事情」——「主要敘述」（primary narrative）進行了對比。但她從這種二分法中得出的方法是有缺陷的，而且不完整。首先，儘管 Schutz 的工作具有明顯的影響，但 Smith 沒有提供任何關於女性的在地知識優於社會學家的抽象知識的論據；這被認為是顯而易見的。其次，儘管頻繁提到傅柯和他的話語理論，Smith 拒絕將女性的立足點確定為一種產生知識的話語形構。她詳細討論了社會學家的話語形構如何構成國家權力的工具。有時她幾乎要承認，女性已經發展出的那些關於她們生活現實的話語，包括強暴、性騷擾和肢體暴力等概念的話語也是構成的。但最終她迴避了這個結論。和 Hartsock 一樣，她繼續優先考慮女性的立足點，因為她認為如果沒有這種優勢特權，女性主張的知識就會失去其必要性的基礎。

Patricia Hill Collins 在理論化「差異」時有著她特殊的目的：她想說明黑人女性的獨特立足點。她在差異議題的背景下定義她的問題：她說，她的目標是闡明黑人女性立足點的獨特視角，同時又不否認黑人女性彼此之間的差異。接續著 Hartsock 的研究，她透過主張黑人女性主義立足點來解決這個問題，這些立足點雖然是根植於日常經驗，但是它是由反思這種經驗的理論家所構建出來。她的理論目標之一是定義構成她們獨特的立足點的黑人女性共同經驗。Collins 以一種模稜兩可的方式處理黑人女性主義立足點的真理地位這個難題。在一篇 1986 年的早期文章中，她為黑人女性「之中的局外人」具有「客觀性」的地位。然而，在她最近的研究工作中，Collins 放棄了這一說法。在 1990 年的〈黑人女性主義思想〉（Black Feminist Thought）中， 她表示 Donna Haraway 的立足點概念是最有效的，並得出這些結論：「黑人女性的立足點只是一種視角」；一種「局部的觀點」。但是，儘管 Collins 贊同 Haraway 的立足點，但她不願意接受處境知識的全部含義。她拒絕接受被壓迫者的觀點產生「絕對真理」的說法，但她也拒絕「相對主義」的想法（她將其定義為所有願景都是平等的主張）。她的最終立足點為重新定義的客觀性概念帶來了一些希望。她認為，黑人女性主義者可以發展出同時容納黑人女性主義認識論和白人男性主義認識論的知識主張，而且此黑人女性主義者「可能已經找到了一條通往難以捉摸的目標的道路，即產生所謂的客觀性通則，以作為普遍的真理」。她總結說，可以被不同立足點驗證的想法產生了「最客觀的真理」。

除了 Haraway，唯一一位完全接受 Collins 標籤為「相對主義」的知名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家是 Sara Ruddick。Ruddick 引用維根斯坦（Wittgenstein）作為影響她的思想的來源，她主張女性主義挑戰了男性思維的普遍規則。在她關於「作為女性主義立足點的母性思維」的討論中； Ruddick 同意 Hartsock 和傅柯兩方的觀點，顯然認為 Hartsock 對女性主義立足點的定義與傅柯的「隸從性知識」（subjugated knowledges）理論之間沒有矛盾。她總結道：「雖然我認為自己屬於立足點理論家，但我沒有走到最後一步，我並沒有像是某些人一樣，主張單一角度就可以看見詳盡而絕對的真理。雖然我憧憬一個由關照勞動的價值觀所組織而成的世界，但我無法明確指出使這個想像合法化的基礎、理由或上帝」。Ruddick 的解決方案對差異和特權的問題不會滿足許多女性主義理論家。像 Collins 和 Hartsock 一樣，很少有女性主義理論家滿足於將女性主義立足點簡單地定義為「不同的聲音」（或不同的多種聲音），定義為許多觀點中的一個。針對差異所引發的認識論問題，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在重新定義上的困難，以及對「現實」的挑戰，這些都在 Sandra Harding 的作品中得到最充分的探討。在她 1986 年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女性主義科學問題》（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中，Harding定義了三種女性主義認識論：女性主義經驗主義、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和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儘管對立足點認識論表示同情，但 Harding 認為不可能只有一種女性主義立足點。婦女的處境過於多樣化。然而，她也看到了後現代理論的問題。在她的閱讀中，後現代主義提出了分裂的身份、一種非政治性的取徑，並且拒斥任何導向絕對的相對主義（absolute relativism）的知識。在這本書中，Harding 透過論證女性主義理論的必要不穩定性（necessary instability）來避免選擇某種認識論而非另一種認識論。她總結說，在一個缺乏一致性的世界裡，連貫一致的理論要嘛愚蠢又無趣，要嘛就是壓制性的 。

在 1991 年的《誰的科學？誰的知識？》（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Harding 似乎想透過為女性主義科學制定一致的理論來改變她的立場。然而，她提供的理論融合了多種元素，因此延續了她早期著作的折衷精神。她指出，這本書的目的不是解決女性主義和西方科學之間的所有緊張和矛盾，而是「為我們提供更有用的方式來思考，以及為它們未來的相遇做規劃」。Harding 將她的立足點定義為「一種後現代主義的立足點取徑，但仍然致力於重新思考和修正來自傳統科學元理論的一些重要概念」。在發展她的方法的過程中，Harding 提出了對立足點理論的批判，並予以重新定義：「更積極地將立足點理論從其現代主義起源中拉出來，並更清晰地使其能夠推向某些後現代主義目標的方式」來發展「立足點理論的邏輯」。對 Harding 來說，立足點理論很有吸引力，因為它為女性主義理論面臨的一個關鍵且看似無法解決的二分法（本質主義與相對主義）提供一種替代方案。她拒絕單一女性主義立足點，去避免本質主義的危險；她主張我們必須堅持一個客觀性的位置——即婦女的生活——來作為研究該有的起點，從而去消解相對主義。但隨著她的理論的展開，很明顯地 Harding 與其說是解構這種二分法，不如說是將她的立場定位在它所創造的連續體上。

無處不在的相對主義問題將 Harding 引向她對立足點理論最重要的貢獻：「強客觀性」（strong objectivity）。她首先指出「儘管多樣性、多元主義、相對主義和差異有其寶貴的政治用途，但接受它們幾乎無法讓任何人滿意地解決政治—科學—認識論衝突（political-scientific-epistemological conflict）」。她認為，立足點認識論者接受歷史—文化—社會學相對主義，同時拒絕評斷性或認識論式的相對主義。她提倡的「強客觀性」承認所有知識的社會處境性，但也需要「進行批判性評估，以確定哪些社會處境往往會產生最客觀的知識主張」。重要的是，Harding 遵循傳統的立足點認識論，假設壓迫程度越高，解釋就越客觀：「應該清楚的是，如果從白人女性的處境出發進行學術研究和發展理論是有幫助的，那麼如果我們從被貶低和受壓迫的種族、階級和文化中的女性的處境出發進行研究，我們應該就更能夠了解有關社會和自然秩序的東西」。Harding 主張，儘管「客觀性」與男性主義科學有歷史上的關聯性，但是因為男性主義科學「輝煌的思想歷史」，我們仍應該保留客觀性的概念。她提倡的客觀性概念與男性主義定義不同，因為它不主張「真正的信仰」或「跨歷史的特權」。但它也保留了該定義的一個重要方面：「從女性的生活出發進行研究會產生社會建構的主張，這些主張比從優勢群體中的男性生活出發時所產生的主張（也是社會建構的）更不虛假、更不片面和扭曲。」Harding 提倡的「較不虛假的故事」（less false stories）在跨歷史的普遍性和絕對相對主義之間進行調解，在這種二分法的兩極之間形成一種中間地帶。Harding 打算將這種中間地帶作為對後現代和後結構主義立場的批判。Harding 宣稱，後現代主義者認為，放棄講述一個關於現實的真實故事的目標，就意味著放棄講述更不虛假的故事，這種立場不太可能滿足女性主義者了解「世界是如何」的願望。

再一次，我可以說 Harding 和 Hartsock 一樣，她誤解了知識的後現代定義，而且至少有一位「後現代」的寫作者傅柯，他就非常有興趣講述減少壓迫的社會秩序的理論。但是，我還是要採取不同的批評方式。Harding 對立足點理論的重新評估包含兩個嚴重的疏忽。首先，她認為從女性生活的現實開始研究，最好是那些也受到種族和階級壓迫的女性，將導致對社會現實的更客觀的解釋。與 Hartsock 一樣，Harding 沒有提供關於為什麼會這樣的論據。特別是從 1990 年代的角度來看，僅僅假設馬克思在這樣一個關鍵點上做得對，這樣是不夠的。而且，和 Smith 一樣，Harding 也不承認「女性生活的現實」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建構的話語形構。這是一種至少部分由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家建構的話語，她們將其定義為她們方法的基礎。它與社會行動者自己的概念緊密扣連，並對男性主義科學霸權話語給予了反擊，這個事實使它同樣不失為一種話語。我認為，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可以而且應該被定義為一種反霸權的話語，致力於顛覆霸權話語。但這可以在不否認它是一種話語或根據它認識論特權的情況下實現。

其次，Harding 關於「較不虛假的故事」、「較不片面和倒錯的解釋」以及更「客觀」的研究的所有談話都必然預設了一個共同的話語——甚至是一種元敘事——確立了可以驗證這些判斷的標準。然而，Harding 對男性主義科學批判的核心是否認這種元敘事的可能性。她似乎假定，當女性主義學者提供「較不虛假的故事」時，她們就會得到普遍的承認。但是這個假設在實踐和理論上都不成立。非常明顯的是，在男性主義的科學話語中，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家的敘述並沒有被認為比傳統的科學敘述「更好」。相反的，科學機構花了很多精力來詆毀女性主義的主張。像 Harding 提出的那些比較性的聲明，它會需要共同的判斷標準；但是在女性主義和男性主義科學之間沒有這樣的標準可以來彌合鴻溝。很諷刺的是，Harding 對男性主義科學元敘事的論戰，最終依賴的是對其合法性的類似標準的重建。

當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在 1980 年代初期出現時，它似乎正是女性主義運動所需要的：一種以女性生活的真理為基礎，對壓迫女性進行命名的方法。立足點理論對現代西方科學和認識論中體現的真理和方法的男性主義定義構成了挑戰。它建立了另一種對真理的看法，並帶來了減少社會壓抑的希望。但理論中隱含的理論張力很快就凸顯出來了。體現馬克思理論特徵的社會建構主義和絕對主義真理概念之間的矛盾被轉化為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隨著該理論在 1980 年代末和 1990 年代初的發展，女性主義者應該如何將女性之間的差異和女性主義真理主張的地位進行理論化的問題變得不可忽視，而且同樣無法在原始理論的範圍內回答。

我認為，儘管它被認為是對真理和現實的另一種看法，但這種看法並不構成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的理論貢獻。整個二十世紀下半葉，認識論一直在發生典範轉移，從絕對主義的、以主體為中心的真理概念向處境性的、視角和話語辯證的真理概念轉變。我的觀點是，首先，女性主義過去和現在都處於這個典範轉移的前沿；其次，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對女性主義理論中的典範轉移帶來了一個重要維度上的貢獻。由於對真理和現實的二元概念是其最初表述的特點，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產生了對絕對性和普遍性提出質疑的效果，要求將注意力集中在知識的處境上、地方上和社群上的建構。

另一種說法是，在試圖解釋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時，我們應該看看孔恩（Kuhn），而不是馬克思。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是知識和知識生產的新興典範（paradigm）中的一部分，構成了與現代主義的認識論斷裂（epistemological break）。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將知識定義為特殊的而不是普遍的；它拋棄了現代主義認識論的中立觀察者；它將主體定義為由關係力量建構的而不是超越性的。隨著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的發展，社會建構與普遍真理之間的原始張力已經得到消解。但重要的是，這不是透過賦予特權給二分法中的一方，而是透過解構二分法本身來完成的。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是知識的新典範的一部分，它包括拒絕將知識和真理定義為普遍的或相對的，而支持將所有的知識看作是處境的和話語的概念。

這種知識的新典範必然定義了一種新的政治方法。現代主義認識論根據形成政治的二分法來定義政治。因此，對於現代主義者來說，政治必須以絕對的、普遍的原則為基礎，並由被定義為普遍主體的政治代理人來實施。在新的典範下，政治被定義為一種由話語構成的主體所進行的地方性和處境性的活動。此外，政治抵抗被定義為挑戰霸權話語，這種霸權話語為特定類別的主體編寫特定腳本。抵抗是透過使用其他話語形式來反對該腳本，而不是透過訴諸普遍的主體性或絕對原則來實現的。

為了說明我的論點，即一種新的典範正在出現，看一下 Harding 在她 1986 年的書中定義的三個認識論立場是很有用的。在過去的十年中，這些類別之間的區別幾乎都被打破了。Lynn Hankinson Nelson 和 Helen Longino 等認識論學家徹底重新定義了女性主義經驗主義。 Nelson 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對經驗主義進行了重新定義，符合我所說的知識的新典範。建立在 W. V. Quine 的成果上，Nelson 定義了一種經驗主義，正如她所說的，世界很重要，但科學社群才會產生知識。她的主要論點是，「知」者不是個人，而是社群。Nelson 的經驗主義涉及證據，但它是在公共標準的定義和約束之下的證據，而不是中立觀察者從阿基米德點觀察到的數據。Longino 在《作為社會知識的科學》（Science as Social Knowledge）中提出了類似的論點。她將自己的立場定義為「脈絡經驗主義」（contextual empiricism），這是一種科學觀點，其中科學知識是社會創造的，客觀性是社群實踐的一種功能。Nelson 和 Longino 都反對他們所謂的「相對主義」，這一點很重要，但他們是透過呼籲廣泛共享但共同的（也就是建構的）證據標準來做到這一點。

在 Harding 所倡導的「後現代主義立足點方法」中，Harding 本人模糊了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和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之間的區別。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的主要主題，即知識位於社會行動者的物質生活中，不僅成為受後現代主義影響的女性主義者的明確特徵，而且也成為了整個女性主義理論的特徵。後現代主義和立足點理論之間的主要區別，即優勢知識的主張與唯一真實的現實的主張之間的區別，已經幾乎完全被取消掉了。Hartsock 和 Harding 都從根本上修改了對優勢知識的主張。Ruddick 完全放棄了對優勢知識的任何要求。Flax 是女性主義立足點的早期支持者，她熱情地接受了後現代主義及其所包含的多重真理。她現在聲稱，女性主義立足點的概念比以前的（男性）立足點更真實，這點是建立在有問題的和未經審查的假設之上。這些理論家所影響的是 Lorraine Code 所稱的「將認識論的地貌重新劃分為許多流動的對話」。然而，這種重劃的重要意義在於，對於所有這些理論家來說，將現實定義為社會構建的和多元的並不會妨礙，而是促進了批判性分析。

在定義我所說的真理和方法的新典範上面做得最多的女性主義理論家是唐娜．哈洛威（Donna Haraway）。她著名的文章〈賽博格的宣言〉（A Manifesto for Cyborgs），儘管沒有提到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但可以被解讀為根據對優勢現實的挑戰來重塑這個理論的一種嘗試。Haraway 問道，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另一個政治神話會是什麼樣子？什麼樣的政治可以同時擁抱斷裂的自我而且仍然還是有效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這些問題中隱含著這樣的假設，即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神話」——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無法維持，女性主義者必須尋找另一個神話。同樣隱含的是，對於 Haraway 來說，我們要尋找的不是「真相」和「現實」，而是另一個故事。 她說：「女性的經驗，是一種虛構，也是一種最關鍵的、政治性的事實。解放取決於意識的建構、對壓迫以及可能性的想像性理解。」

在一篇同樣著名的文章〈處境知識〉（Situated Knowledges）中，Haraway 將她的立場直接與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聯繫起來：「沒有單一的女性主義立足點，因為我們的地圖需要太多的維度，這個比喻無法支撐我們的願景。但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家的目標是一種參與性的、負責任的定位的認識論和政治學，這一點仍然非常有力量。這個目標是對世界做出更好的描述，也就是『科學』」。在這段話中，Haraway 定義了我認為當今女性主義理論面臨的核心問題：鑑於多重立足點、「現實」的社會建構以及參與性政治立場的必要性，我們如何談論「對世界更好的描述 」、「較不虛假的故事」？而且，事實上，如果立場的多重性確實是無窮無盡的，我們怎麼有辦法談論對世界的描述呢？在過去的幾年裡，一些女性主義理論家試圖透過闡述所謂的 「準普遍性」（quasi-universals）來回答這些問題。Martha Nussbaum 和 Susan Moller Okin 主張恢復人類基本需求和共同人性（common humanity）的概念，將倫理學和女性主義理論建立在其上。他們認為，正如另一位理論家所說的，「成功的聯盟和政治行動需要一個實質性的共同人性的概念，以明確的人性（human nature）概念為基礎」。這些作者主張他們所謂的「豐富的」和歷史處境中的人性概念。但這些論點中隱含的假設是，如果我們要塑造一個女性主義或任何類型的政治，我們需要一個關於世界究竟是怎樣的概念，一個為跨文化判斷提供標準的元敘事（metanarrative）。

最後，我想對這些問題提出另一個答案。建構一種可行的女性主義分析方法的問題是雙重的，這種方法也為女性主義政治提供了基礎。首先，如果我們將女性主義觀點的多重性視為其邏輯結論，那麼連貫的分析就變得不可能，因為我們有太多的分析軸線。歸根究底，每個女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如果我們分析每個人的獨特性，系統性的分析就不復存在。女性主義政治也是如此：我們甚至失去了為某些類別的女性發聲的能力。第二， 如果我們承認多重現實、多重立足點，我們如何區分它們？我們如何選擇對我們有用、有助於我們實現理論和實踐目標的觀點和立足點，或者我們是否必然會被譴責為某些批評者所擔心的「絕對相對主義」？

在討論發展女性主義分析方法的問題時，Jane Flax 認為，「任何女性主義的立足點都必然是片面的。對女性的思考可能會闡明以前被主流觀點壓制的某些社會層面。但是，我們沒有人可以代表『女性』說話，因為沒有這樣的人存在」。正如 Flax 所意識到的，這裡的問題不是用相對主義的立場來取代隱含在女性主義立足點主張中的絕對主義，而是要解構二分法，闡明一種方法，從而闡明一種政治，以不同的認識論為基礎。我要揭示的是在這個關頭上可以滿足這些要求的方法論工具，一種符合女性主義方法論和認識論所需要的工具，可以在女性主義很少討論到的資源中找到。那就是韋伯的方法論，特別是他的理念型（the ideal type）概念。韋伯的方法論對於目前關於女性主義方法論的辯論有許多優勢。最根本的是，他的方法預設了社會分析總是由處於、參與於話語構成的世界中的能動者（agent）所進行。儘管一系列當代理論家——最值得注意的是傅柯——都有這個假設，但韋伯的立場提供了這些當代方法所缺乏的三個要素。首先，韋伯對於能夠實現這種分析的概念性工具——理念型——進行了詳盡的分析。第二，他提供了大量的例子，說明這一概念如何在經驗分析中運作。第三，他為自己提倡的這種部分性與限定性的方法提出了詳細的理由。

韋伯理念型概念的根基在於他的這項主張，就是我們不可能在沒有預設的情況下理解社會現實的任何方面：「只要我們試圖反思生命在當前具體的情境中直撲我們的這種方式，它就會呈現出各種事件相繼且同時地生成和消失，以及呈現出這些事件的無限多重性」。韋伯認為，我們藉著價值，特別是文化價值，為這種多重性帶來秩序：「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秩序才會被引導進入這種混亂，即在每一種情況下，只有具體現實的一部分 對我們來說是有趣和有意義的，因為只有這些部分跟我們用來理解現實的文化價值有所關聯」。因此，一個社會的文化價值觀對社會行動者面臨到的多重可能性的意義進行了初步的排序。但韋伯認為，價值觀也建構了社會科學家對意義的理解。正是研究者的個人價值，指導了他如何選擇分析的主題：「沒有研究者的評價性思考，就沒有選擇題材的原則，也就沒有相關於具體現實的、具有意義的知識」。研究者選擇的結果是韋伯稱之為「理念型」的概念工具。「一個理念型是由以下兩大部分共同形成的：一個或多個觀點的片面性強調，以及大量分散的、不連續的、多多少少存在的、偶爾不存在的具體個體現象（concrete individual phenomena）的綜合物，這些現象根據片面強調的觀點編排成一個統一的分析結構」。

對韋伯來說，理念型既不是假設，也不是對現實的描述，而是可以與現實進行比較的「量尺」；它們既不是歷史現實，也不是「真正的現實」，而是純粹的限制性概念或「烏托邦」；理念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種與具體現實進行比較的方法，以揭示該現實的意義。韋伯的概念在這個方面至關重要。我們不能透過宣稱理念型準確地再現了社會現實來證明它們的合理性。沒有一個概念可以做到這一點——所有的立場都是片面和視角性的。但我們也不能聲稱理念型揭示了社會現實的普遍真理，或是說它們具有自然科學普遍法則（universal laws）的地位；我們不能用這點當作理由來證明理念型的合理性。韋伯聲稱，普遍法則不能揭示社會科學家想要解釋的東西：社會現實的意義和重要性。與普遍法則不同，理念型是沒有辦法被矛盾的例證駁倒的；矛盾案例的發現只說明了這個概念與手頭上的問題無關，而沒有說明它是「錯」的。韋伯的結論是，我們可以將其合法化的唯一理由是意義（significance）：如果一個理念型能幫助我們理解社會現實，那麼它就是合理、有效的。

韋伯的理想類型概念在解釋女性主義研究的認識論地位時是有用的。首先，它明確指出，沒有一種觀點是全面的，它們都是局部的；用他的話來說，理念型是片面的（one-sided）。知識總是處於一個特定的位置，也就是這些特定女性的特定立場。第二，它明確指出，任何分析的主題都是基於研究者的興趣所決定的。正是女性主義研究者的價值觀和她們的政治目標，促使她們調查諸如毆打妻子、強姦、亂倫，甚至父權體制本身的起源等問題。用韋伯的術語來說，女性主義社會科學所取得的成就是創造了一套理念型，使我們能夠「看到」一個不同的社會世界。Carole Pateman 的「性契約」（Sexual contract）、Arlie Hochschild 的「第二輪班」（The second shift）和 Karen Sacks 的「中心婦女」（centerwomen）只是這套概念的幾個例子。第三，理念型的基礎是假設社會研究者所研究的東西（即社會行動者的活動和概念）已然被建構好了；用後現代的行話，那就是對參與其中的人來說，它是一種構成「現實」的話語形構。這是批判許多版本的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的關鍵所在。Hartsock、Smith，甚至偶爾還有 Harding，她們都犯了一個錯誤，即假設女性的日常生活構成了一個既定的現實，為女性主義理論提供了必要的基礎。韋伯的概念強調，像社會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一樣，女性的日常生活是一個由共同概念構成的現實。

韋伯理念型的認識論也為許多女性主義理論家提出的「絕對相對主義」的指控提供了一個答案。問題是這樣的：我們如何說服非女性主義者相信女性主義分析的理念型——即基於女性主義研究者的價值所傳達的概念——是有用和有見地的？我們如何為這些理念型而不是為可能存在著無限多的概念建構論述？韋伯認為，不存在我們可以用來證明我們的價值選擇的元敘事。因此他認為，女性主義者研究父權體制運作時的源頭價值觀無法被證明是 「客觀」正確的。但韋伯對這個問題確實有一個答案。儘管他認為價值必然是相互對立的，但他堅持主張分析的邏輯本身是建立在普遍的基礎上。他的論點是，儘管我們不能同意我們應該研究某個特定的主題——這是一個價值選擇——但我們可以同意分析是否符合邏輯。我不會提供如此樂觀的答案。韋伯的事實和價值之間的清楚區分是難以做到的。但我們不必因此而感到絕望。維根斯坦提供了一個在這裡可能有用的論證。他斷言，我們的社會是由某些基本的價值和假設維繫的，這些價值和假設構成了他所說的「生命形式」（a form of life）；其中一個假設是，關於什麼是有說服力的觀點，背後的概念基礎非常的廣泛，而且定義十分鬆散。由於父權體制的長期統治，這些假設是男性主義的；正如許多女性主義者所認為的，理性是被性別化地陽剛的（gendered masculine）理性。但這並不意味著女性主義者不能為自己的目的使用這些男性主義的假設，然後在這樣做的過程中改變它們。我們可能無法說服非女性主義者同意父權的體制是邪惡的，所以應該要把它拆除。但我們可能，甚至已經能夠明確地說服他們，藉由熟練地使用這些論述，將性騷擾、婚內強暴和毆打妻子定義為犯罪。

我並不是說，理念型解決了女性主義理論所有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問題。我認為它非常適用於女性主義理論目前所面臨的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的發展和演變所引起的。理念型強調，無論是在規範上還是方法論上都沒有元敘事，這一點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問題。另外，它也強調不存在一個等我們去發現的社會整體的真理，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就不能對父權體制進行系統分析。韋伯的理念型清楚表明，社會分析是一種必然的政治活動，由生活在一個由語言，因而也是由價值構成的世界中的能動者進行。我們從事具體的分析是因為我們致力於某些價值觀。這些價值觀決定了某些分析是微不足道的，而另一些則是重要的；所有的分析都是不平等的。那麽，正是我們的價值觀把我們從現代主義的捍衛者所擔心的「絕對相對主義」中拯救出來。女性主義者不能證明他們的價值觀在客觀上是正確的。在這點上，後現代主義者是正確的：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規範性元敘事的世界。但我們可以提供有說服力的論據來捍衛我們的價值觀和它們所帶來的政治。其中有些證據是有說服力的：在過去幾十年裡，女性主義者已經成功地開始改變父權經濟和政治體制的規範；然而其他論點則沒有什麼說服力。但是，透過提出有說服力和沒有說服力的論點，女性主義者在這個過程中改變了關於構成論述的事物的規範。

我認為，在理念型的認識論上改造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可以對當代女性主義理論作出巨大的貢獻。這樣的改造涉及到把女性主義立足點定義為處境性的及參與性的知識，它作為一個場所，女性主義者可以從這裡明確表述反霸權的話語，並主張一個不那麼壓迫的社會。女性從多個立足點說話，產生多種知識。但這並不妨礙女性團結起來，為特定的政治目標而努力。二十世紀的女性主義者正是這樣做的，並因此改變了政治的語言遊戲。歸根究底，這點就是女性主義理論的意義所在。

【前半段（第一節），請見「上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