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Truth and Method - by Susan Hekman 真理與方法 （上）

◉寫在最前面：

之所以會想要翻譯這篇文章，是因為張君玫老師社會學理論課程這週的課程就是以這篇文章為讀本，而每堂課老師都有要求寫一篇課前memo。在寫memo的過程中，因為文章很好看，忍不住就把這篇文一起翻譯出來了。

我對女性主義十分陌生，包括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女性主義、後現代女性主義這些不同的主要流派我都不是很熟悉，多虧了君玫老師的課程，我才有比較粗淺的認識（非常推薦女性主義理論與流變這本書，能夠幫初學者快速勾勒女性主義的地圖）。這篇Susan Hekman在1997年發表的Truth and Method: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Revisited，就是對女性主義發展過程中甚為重要的「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的重新審視，而這個「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就是起源於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這個流派（關於立足點理論，也推薦巨流圖書公司出版的《女性主義：議題與論證》和《女性主義觀點的社會學》）。

「立足點理論」（或譯成「立場論」），主張只有從恰當的「立足點」或「觀點」出發， 才能得到正確的知識。之所以會產生這個影響力甚巨的詮釋架構，是因為馬派傳統認為知識是處於特定情境之中，並反映了該社會中的價值或權力關係。所以，「立足點理論」基本上是凸顯出被壓迫者（無產階級或女性）的立場。立足點理論的早期提倡者認為，被壓迫者的立場所見才是真正的真實（truth），因此她們更具有「認識論上的特權」（epistemic privilege）。

然而，這種立足點理論被詬病的地方主要有兩點：(1) 究竟要如何證明被壓迫者的立場所見才是真正的真實？ (2) 女性作為一個充滿異質性的群體，內部本身就有不同的立場，那又該說哪一個是真實的，或是最接近真實的？

對於第一個問題，過去有許多人提出論證，但都沒有辦法有效說服人；第二個問題，主要是從黑人女性是否比白人女性更具有「認識論上的特權」這個疑問發展而來。

為了處理這些問題，Susan Hekman找來了古典社會學三大家中的Max Weber的理念型（the ideal type）方法作為解方，在我看來算是很成功地處理了傳統立足點理論論證上的問題，讓這個在1990年代逐漸下跌的理論可以在二十一世紀持續地被運用下去。

◉原文連結：https://www.jstor.org/stable/3175275

◉譯文：

1983年Nancy Hartsock的《金錢、性與權力》（Money, Sex, and Power）的出版改變了女性主義理論的格局。光是這本書的視野，就確保了它在女性主義思想中的突出地位。

這本書包含了對實證主義（positivism）的全面批判，對男性主義權力理論的控訴，甚至對希臘神話的文本分析。然而，這本書的核心關注及其持久影響的來源是 Hartsock 的認識論和方法論論證。她的目標是定義女性主義者提出的真理主張（truth claims）的性質，並提供一種方法論基礎來驗證這些主張。她制定的方法是女性主義立足點（feminist standpoint）。Hartsock大量借鑑馬克思的觀點，但將她的見解用在特定的女性主義目標，她聲稱正是女性在社會中的獨特立足點，為女性主義指稱何為真理的主張提供了理由，同時也為它提供了一種分析現實的方法。

在接下來的十年中，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已成為女性主義理論的重要主題。 Nancy Hartsock一篇收錄在 Sandra Harding 和 Merrill Hintikka 的開創性著作 《發現現實》（Discovering Reality）中的文章，將這個概念帶給了哲學讀者。在這些具有影響力的出版物中，Dorothy Smith從「女性的立足點」（standpoint of women）發展一種社會學方法，Harding在她關於科學和女性主義的兩本重要著作中闡述了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Patricia Hill Collins則是明確表達了黑人女性主義的立足點。但在 1980 年代末和 1990 年代初，對該觀點的批評越來越多，對於它的討論也越來越少。今天，這個概念的地位比過往要低得多。特別是在年輕的女性主義理論家中，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經常被認為是女性主義過去不那麼成熟的古樸遺跡。1980 年代後期的一些發展導致這種影響力下降。首先，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的啟蒙來源，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它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已經失去了權威性。其次，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似乎與過去十年主導女性主義辯論的「差異」主題相抵觸。第三，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似乎與最近女性主義理論中兩個最重要的影響相對立：後現代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立足點理論的馬克思主義根源似乎矛盾於許多人定義為後現代主義的反物質主義（antimaterialism）。由於這所有的原因，結論似乎再明顯不過了：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應該要被拋棄。

我認為這個結論為時過早，太快否定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是錯的。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為女性主義理論提出了一個核心且不可迴避的問題：我們如何證明女性主義聲稱女性曾經和受到壓迫的真實性？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最初是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的背景下形成的。但從一開始，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家就已經認識到，女性主義政治需要為女性主義理論的真理主張提供理由，也就是說，女性主義政治必然是認識論的。在該理論的整個發展過程中，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家對真理和政治的追求受到兩個核心理解的影響：知識是處境性的（situated）和觀點主義式的（perspectival），以及可以從多種角度來產生知識。隨著理論的發展，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家們首先探索了知識如何能夠既是處境性的，但又是「真實的」，其次，我們如何能夠承認差異而不排除批判的可能性，從而形成可行的女性主義政治。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家以各種方式回答了這些問題；其中許多答案並不令人滿意；該理論經常被重新表述。然而，在他們的論證過程中，這些理論家對女性主義理論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貢獻。

我認為，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代表了知識概念典範轉移的開始，這種轉變不僅改變了女性主義理論，也改變了認識論本身。Lorraine Code（1991）所稱的「認識論領域的新製圖」（new mapping of the epistemic domain），其表徵了女性主義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的闡述和發展。最後，我主張這一理論仍然是當代女性主義的核心，因為它所提出的問題對女性主義理論和政治的未來發展至關重要。最近，女性主義者對「差異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的變項進行了很多討論。我相信，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透過發起對處境知識（situated knowledges）的討論，為這樣一種差異政治奠定了基礎。

在1975年最初發表於《探索》（Quest）的一篇文章中，Nancy Hartsock寫道：「從根本上來說，女性主義是一種分析模式，一種處理生活和政治的方法，而不是一套關於女性受壓迫的政治定論」（1981，35）。她主張，女性主義方法的有效性來自於這個事實：它使我們能夠把日常生活聯繫到對塑造這種生活的社會制度的分析上。這篇早期的文章揭示了她後來提出的女性主義立足點預設：雖然她相信女性主義必然是政治性的，但同時也必須把焦點集中在方法、真理和認識論上。對Hartsock來說，女性主義關乎真理主張，以及關乎我們如何證明它們的合理性。但在一開始，她就提到了一個使她在女性主義模式下探索真理變複雜的問題。她指出，社會不同階層所感知的現實是不同的。因此，她的結論是：「女性主義作為一種分析模式，帶領我們尊重經驗和差異，並且足夠地尊重人們到相信人們皆處於進行自己的革命的最佳位置。」

對Hartsock來說，人類活動（activity）就是認識論：女人和男人透過他們不同的活動和經驗創造他們自己的現實。然而，如果這就是故事的全部，那麼真理和現實都將是多重的，甚至是「相對的」；而Hartsock非常注意於避免形成這個結論。當她在《金錢、性和權力》中提出她的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時，這個即是她關注的焦點。她堅持認為「立足點的概念建立在這樣一個事實上：無論人們的意圖多麼良善，在一些看待社會的觀點中，人類彼此之間以及與自然界之間的真正關係都是不可見的」。Hartsock在書中的目標是定義立足點的概念，並將其應用於婦女的情況。她概述了她自馬克思理論中挪用的立足點五準則。兩個具有潛在矛盾性的現實（reality）定義構成了這一討論。首先，在今天被稱為社會建構主義的論點中，Hartsock主張，物質生活構建並限制了對社會關係的理解。由此可見，隨著物質狀況的不同，對現實的感知也會不同。這也意味著，社會中的主導（統治）群體將把自己的觀點標記為「真實」，並拒絕其他定義。其次，Hartsock堅稱，雖然統治集團對現實的感知是「片面的和倒錯的」，但被壓迫者的感知不是，它揭露了人類之間的「真實」關係，因此是解放性的。在Hartsock的作品中，她一直在與這兩種現實定義之間的關係作鬥爭。這構成了貫穿她對女性主義立足點的闡述中的潛在問題。儘管多年來她的說法有變化，但她仍然堅持認為現實是社會和物質建構的，對現實的一些認識是片面的，而另一些則是真實和解放的。

Hartsock 在1983年的著名文章〈女性主義立足點〉（The Feminist Standpoint）中顯現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的更多層面。在這篇文章中，Hartsock指出，特定的女性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可能使我們能夠將構成父權制長期結構的趨勢規律展露無遺」。她對現實的二元概念也構建了這個討論。一方面，社會建構主義的主題在整個論證中反覆出現。「我將勾勒出一種以男性和女性活動為特徵的社會關係和世界觀的理想類型，以探討制度化的性別分工中所包含的認識論」。女性主義立足點「表達了特定時間和地點的女性經驗，是位於一套特定的社會關係中」。然而，緊隨其後的說法是，女性主義立足點使我們能夠「深入表象之下，揭示真實但隱蔽的社會關係」。她的論點是，「女性的生活為男性至上主義提供了一個特殊且享有特權的有利位置」。

在本文中，Hartsock 介紹了一種與立足點理論密切相關的取徑：客體關係理論（object-relations theory）。這一理論的引入強化了她的現實概念中所固有的張力——在某種意義上擴大了該概念的潛在問題。在她的討論中，Hartsock 訴諸客體關係理論來解釋世界上男性和女性經驗之間的差異。 Hartsock 將客體關係理論應用於她的馬克思主義假設。她認為，如果物質生活構成了意識，那麼女性的關係型存有（relationally defined existence）構成了一種生活，在這種生活中，二分法是外來的，抽象的男性氣質（abstract masculinity）被揭露為片面和倒錯的。Hartsock 的討論中隱含的假設是，客體關係理論是對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適當而且有用的補充，而不是重大的偏離。在她的理論的背景下，它似乎與馬克思主義的論點非常吻合，即現實是社會建構的，並為該理論提供了必要的性別成分。

然而，客體關係理論的結合代表了立足點理論發展上重大的理論改變。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納入客體關係理論，在兩個方面改變了該理論的焦點。首先，客體關係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理論不同，缺乏社會建構和「真正」的現實之間的區別。正如1980年代女性主義理論家所發現的，客體關係理論有效地拋棄了客觀現實的概念。一些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的擁護者認為這是一種優勢，另一些則認為這是一種劣勢。但這成為一個必須不斷協商的問題。其次，客體關係理論的結合進一步問題化了差異論題。它在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中僅僅是個令人不安的問題，但卻是客體關係理論中的主要絆腳石。在客體關係理論中，男性特定經驗和女性特定經驗的對立是理論的核心。將女性之間的差異理論化的困難，以及女性經驗的多樣性，這兩者都是客體關係理論的特徵，它們現在也成為了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中的主要問題。

Rosalind Coward 和 John Ellis 在他們對後結構主義和後現代思想演變別具洞見的討論中，他們認為主體的話語概念已經成為主體性的新典範，其基礎已經存在於馬克思的歷史建構主體中。我想為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的早期定義，特別是 Hartsock 的定義，提出一個類似的論點。為了建立這篇論文，我從我稱之為新知識典範的最傑出代表之一——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的工作的角度來解釋Hartsock的立足點準則。Hartsock 認為，首先，物質生活建構並限制了對社會關係的理解；第二，統治階級構建了社會的物質關係，從而對「真實」進行了定義；第三，受壓迫群體的願景必須通過鬥爭來實現。所有這些都很好地轉化為傅柯的理論。首先，他的性慾理論、生物權力理論、監獄社會理論和西方學科的進化理論詳細分析了物質／社會生活如何建構意識。其次，傅柯的核心目標之一是定義霸權話語（ Hartsock 稱之為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定義任何特定社會中的「現實」。第三，他最關心的是如何定義被征服的知識（被壓迫者的視野），以使其被清楚地闡明。

但相似性到此就結束了。Hartsock 進一步聲稱，統治集團的視角是片面和倒錯的，而被壓迫者的視角則揭露了人類之間的「真實」關係。傅柯會反駁說，所有的知識都必然來自某個角度，因此所有的視角都是「片面的和倒錯的」；我們必須從某個地方說話，而那個地方是我們知識的組成部分。最重要的是，他堅持認為被壓迫者的視角本身就是另一種話語，而不是對「真實」現實的理解。它無疑是一種反話語（counterdiscourse），是一種力圖打破霸權話語的話語，但它並不比它所揭露的話語更接近「現實」。然而，它可能更接近於一個不那麼壓抑的社會的定義。

我的觀點是，對「真實」現實概念的解構已經隱含在 Hartsock 對女性主義立足點的定義中 ，正如對超驗主體的解構隱含在馬克思的社會意識建構理論中一樣。如果物質生活構成了意識，如果不同群體的不同經歷創造了不同的現實，那麼這對被壓迫者和壓迫者都必須適用。Hartsock 可能會回答說，被壓迫者的現實概念是正確的，因為它基於對物質現實的正確感知，而壓迫者的則是錯誤的，因為它不是。但是這樣的論點迴避了如何實現對物質現實的正確感知的問題。歸根結底，它必須預先假定這個現實是既定的，是定義真假的標準。即使在她早期提出的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中，Hartsock 也對被壓迫者/女性對現實概念的準確性持防衛態度。客體關係理論的結合使她對這一立足點的辯護更加困難。如果，正如客體關係理論聲稱的那樣，我們與他人的關係定義了我們的知覺，那麼選擇這些知覺中的一個作為「真實的」是立即值得懷疑的。但 Hartsock 也意識到了這一點的核心意義。除非可以證明女性的立足點更真實，反映現實本身，否則為什麼要費心進行女性主義分析呢？

Hartsock 的主要主張之一是，雖然統治階級的話語是意識形態的，但被壓迫者的話語不是：它反映了他們生活的具體現實。這一主張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她主張女性主義的立足點是掙來的，而不是被給定的（is achieved, not given）。她們受壓迫的性質並非對所有女性來說都是顯而易見的。只有通過女性主義的分析，才能闡明女性主義的立足點。這歸結為，雖然女性主義的立足點是話語構成的，但它所依據的女性生活的物質現實卻不是。這個重要的區別在許多後來的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中消失了。相信女性的立足點會抵制定義所有對於現實做「片面和倒錯」（partial and perverse）感知的話語形構，這是 20 世紀 80 年代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家的一個主要主題；它構建了這些理論家為定義女性主義分析的獨特方法所做的努力。

這種信念最重要的例子是 Dorothy Smith 的作品。在她1987年甚有影響力的文章〈女性觀點作為社會學的激進批判〉（Women's Perspective as a Radical Critique of Sociology）中，Smith 提出了社會學類別與女性日常生活（現象學家稱之為生活世界）之間的對比。她認為，社會學和社會學方法的範疇體現了Hartsock 所說的「抽象男性氣質」。對於社會學家來說，客觀性被定義為知道者（knower）和被知物（known）之間的分離，脫離了知識的處境性（situatedness of knowledge）。她認為，這種方法和這些類別消除了女性的經驗，這是一種始終處於情境的、關係性的、參與的經驗。由此得出兩個結論。首先，女性生命中的生活現實在社會學領域中是缺席的；它對社會學家來說是完全的「看不見」。其次，女性社會學家經驗到了一種分為兩部分的意識：她作為社會學家遇到的抽象概念世界與她作為女性的生活現實。Smith 研究的目標是定義一種「重組社會學」（reorganized sociology），透過突顯出實際生活經驗來解決這兩個問題。

Smith 在《日常世界作為問題》（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中概述了這種重組社會學，也就是她所謂的女性的社會學（a sociology for women）。她將社會學的世界定義為脫離日常生活經驗的概念世界。相比之下，女性世界是「物質的和地方的」，是我們實際經驗的世界。這些定義導致Smith將「女性的立足點」定義為日常生活現實中，落在以文本為中介的話語之外的觀點。她聲稱，女性的立足點與馬克思的方法有關，但構成了對它的改進，因為它「錨定」在日常世界之中。這種方法構成了 Smith 所追尋的 「哥白尼式的社會學轉變」。

Smith 非常清楚她想要在研究工作中做些什麼；她是否成功是另一回事。她一方面提出了抽象概念和另一方面生活現實之間的絕對二分法，指責社會學居住在抽象的概念世界中，並主張轉向二分法的另一邊。Smith 的敘述的一個奇怪方面是，儘管它受到現象學方法的啟發，但它仍然背離了現象學家對概念形成的本質和概念在社會學分析中的作用的理解。 Alfred Schutz （1967）的生活世界理論是 Smith 方法的起源，他和Smith一樣聲稱，社會學方法必須根植於社會行動者的現實（生活世界），以及，社會行動者的生命經驗必須構成社會學方法和概念的基礎。但是與 Smith 不同，Schutz 認為，首先，社會行動者的世界是由他們的概念構成的，其次，社會學家也使用概念來研究那個生活世界。Schutz聲稱，他所提倡的生活世界社會學比實證主義社會學更「充分」，因為它與社會學不同，它根植於社會行動者的概念。但他也明確表示，他的方法本身就是一個複雜的概念裝置，具有真實性和準確性的標準，即一種話語形構（discursive formation）。

有時，Smith 似乎承認她實際上是在提倡概念轉變，而不是從概念到現實的轉變。她強調：「當然，我並不是認為社會學可以在不知道如何去做的情況下進行，並且我們以天真的意識來處理我們的研究」。在明確提到 Schutz 時，她聲稱「隨著我們在女性之間發展出一種話語，它具體化了我們這些先到的人的問題和關注，並定義了陳述的類型、相關性、現象界以及賦予它獨立於在其中行動的特定個人的社會形式的慣例」。但這些都是孤立的引述。她的研究的整體論旨，都是要去否定這件事：她要不是在研究概念現實（社會行動者的世界），不然就只是在塑造一種話語並提倡一種方法。她一再重申的論點是她的方法優於「抽象社會學」，因為它根植於「一個實際的物質環境，世界上一個實際的地方和特定的地方」。她拒絕承認的是，「現實」也是話語構成的。這樣做將放棄她的方法所依據的抽象概念和生活現實之間的簡潔二分法。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的其他早期表述反映了概念與現實之間的這種二分法，特別是男性的抽象世界和女性的具體世界。Hilary Rose 根據女性勞動的物質現實和抽象的男性主義科學將二分法概念化（1983、1986）； Iris Young 呼籲根植於「真實社會關係」的「女性主義歷史唯物主義」（1980）； Mary O'Brien 著眼於生殖過程為她的社會理論（1981）提供物質基礎；Alison Jaggar 訴諸馬克思主義對被壓迫現實觀的認識論優勢的明確理解 （1983）。甚至後來拒絕接受任何天真的現實概念的 Jane Flax 也認為，我們需要能夠對我們的經驗做出公正判斷的思維方式 （1983）。

儘管有很大的差異，但所有這些說法都相信，女性主義的立足點根植於一個「現實」，該「現實」與男性，特別是統治階級的男性所居住的抽象概念世界相反，在這個「現實」中存在著人類狀況的真相。這個公式存在三個問題。首先，它假設概念與現實之間的二分法，可以透過擁抱現實和拒絕概念來解決。這種策略是自欺欺人的。二分法的兩個要素是相互依存的；擁抱其中一個是承認二分法雙方各自的認識論有效性，而不是解決它提出的問題。其次，它否認生活世界與其他所有人類活動一樣，是由話語構成的。這是一種不同於抽象科學的話語，但仍然是一種話語。 第三，正如 Schutz 和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清楚地意識到的那樣，人們可以爭辯說，社會學 分析應該從行動者的概念開始，而任何其他方法都會錯失它的研究對象——生活世界——但這需要一個具體的論證。 將概念與現實對立起來不是論據，而且還包含認識論謬誤。

【後半段第二節和第三節，請見「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