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治理之劍：WhatsApp何以在土耳其踢到鐵板？

1月6日美國國會騷亂後，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平台紛紛自主封禁特朗普（Donald Trump），引發「社交媒體專制」的輿論交鋒。此般論戰既揭露當代社交科技的影響力，亦隱晦折射了數據巨頭與傳統主權的博弈。

除卻美國，歐亞之交的土耳其亦有此憂。1月11日，土耳其競爭管理局就數據私隱問題對美國社交媒體巨頭Facebook及其旗下的實時通訊軟件WhatsApp展開反壟斷調查。此舉背後關鍵，乃是WhatsApp近期宣布的使用新規，即用戶須同意讓Facebook及其子公司收集WhatsApp數據，包括個人電話號碼、聯繫人電話號碼、所在位置等。倘若用戶不接受，則將自2月8日起遭WhatsApp刪除賬戶（在外界壓力之下，此政策之執行已押後至5月15日）。

上述舉動，形同以半強制方式擷取用戶數據，並在實踐上出現了「雙標」：有鑑於歐盟國家長年抨擊Facebook的競爭行為與數據濫用，而且早在2018年實施《通用數據保護法規》（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後對Facebook及WhatsApp的數據分享展開調查，WhatsApp此次並未在歐盟與英國強推私隱條款的更新，其餘地區則未能享此豁免，包括以其為通訊大宗的拉美、印度、中東等。而面對這般強勢的數據襲奪，土耳其也祭出反制手段。

首先，在展開反壟斷調查的氛圍下，土耳其政府呼籲民眾卸除WhatsApp；其次，政府與軍方官員亦帶頭棄用，土耳其政府媒體辦公室更將賬號遷至土耳其通訊公司Turkcell旗下的BiP通訊軟件，以此向記者提供最新信息與採訪通知。在一系列上行下效後，WhatsApp在土耳其的下載量遽降，釋出真空則分別由俄羅斯的實時通訊軟件Telegram、美國獨立非營利機構開發的Signal，以及土耳其本土的BiP填補。

如此高調出擊，雖未能全然剷除WhatsApp在土耳其的根基，卻已成功削弱其市場份額。回顧此前，這並非土耳其與數據巨頭第一場戰役，而之所以有此發展，既受本土脈絡影響，亦為跨國趨勢所驅動。

綜觀土耳其的網絡審查，可回溯至2007年5月4日頒布的《互聯網法案》，以及2014年所出台的相關修正案。彼時土耳其政府以打擊假新聞、保護私隱、避免兒童權益受損、將私營部門納入監管機制、英國亦有「網絡觀察基金會」（IWF）為由，賦予了土耳其國家電信管理局（TİB）極大的網絡管理權。

2007年，土耳其政府以「侮辱國父影片流竄」為由，大筆一揮封禁YouTube，直至2010年才予以解除，期間土耳其人多藉「虛擬專用網絡」（VPN）或更改計算器和移動設備上的域名設置（DNS）來連接YouTube；2010年7月至10月，土耳其對YouTube的禁令更是擴大到了為YouTube提供IP地址服務的Google相關平台，包括Google Docs、Google Translate、Google Books、Google Analytics和Google Tools等。

2014年2月修正案通過後，國家電信局已能在沒有法院命令的情況下封鎖網站，此次其先是在3月以「放任貪腐謠言流傳」之名，暫時封鎖Twitter，又在一周內盯上YouTube，以泄露「國家安全會議」視頻為由，將其封禁3個月。2016年流產政變後，土耳其的網絡言論管制來到新高峰，不僅幾度關閉東部省分的互聯網，封鎖11萬餘個網站，暫時限制Facebook、Twitter、YouTube和WhatsApp的訪問權限，更在2017年4月直接在土國境內禁用維基百科（Wikipedia），直至2019年12月方解禁。

而在近期，除卻對WhatsApp的反壟斷調查外，尚有2020年7月29日通過的《社交媒體法案》，其瞄準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每日獨立訪問量超過100萬次的社交媒體網站，要求其須在土耳其擁有當地代表，並遵守土方發布的刪除指令，同時將土耳其用戶的信息儲存於土耳其當地，否則將面臨罰款與流量帶寬降低90%的懲罰。

各界起初不以為意，但當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相繼被開罰後，YouTube終於在12月設立了土耳其辦公室，法國的Dailymotion和中國字節跳動（ByteDance）公司旗下的短視頻應用TikTok也已宣布設立土耳其當地代表。從《互聯網法案》到《社交媒體法案》，土耳其與數字巨頭的交手，逐漸由初期的國內政治維穩需求，拓展出數據治理的新層次。而會有如此轉變，與數字經濟的國際崛起息息相關。

回顧2010年，社交媒體在阿拉伯之春中嶄露頭角，國際輿論尚普遍將其視作瓦解威權政府的一劑良藥。然而伴隨數據的野蠻生長，其已漸成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外，第五項新生產要素，並逐步推動數字經濟發展、茁壯。

在此脈絡下，掌握數據的巨頭儼然成為一方新豪強，逐步侵蝕傳統政治精英的權力場。早期土耳其等威權政府對境外社交媒體的禁制，便為此般力道的原始體現，彼時前者喊出「數據為新殖民主義」的口號，抵抗後者批戴的「反威權光環」，看似為文明與落後的抗爭，實則盡顯主權與權力政治底色。歐美亦在近期步上類似道路，開始了對Facebook等社交媒體的調查與限縮，並在此次WhatsApp新規爭議中，嚴守私隱權的底線。

平心而論，伴隨大數據與5G時代的來臨，所有電子產品皆會不斷生成數據，然而眼下數據市場尚未演化出成熟機制，結果導致了黑市的蓬勃發展，更衍生出匿名化流於形式、數據確權的新問題。諸般現象，刺激着以主權、政府為依歸的國家行為者改變策略，單純封禁已非有力策略，在數字經濟當道的年代，此舉無異於故步自封、甘為宰制。

面對這段被迫共生的現實關係，各國抉擇互異，但大抵不離介入的權柄，土耳其即為明顯案例。近年其以各式法規強制數據巨頭於土耳其落地，意欲實踐數據管理，避免跨國平台侵蝕己身統治基礎；對WhatsApp的反壟斷調查更意在藉百花齊放力抗一家獨大，即便本土的BiP尚未茁壯，仍有Telegram與Signal可共成陣線。

在數字經濟的新時代，群眾、企業與國家皆手握利器。此次土耳其的關鍵一劍，折射了各方行為者的需求考慮。然而只要數據持續生長，戰役的遞進便不會停下，於土耳其如此，於世界亦然。

2021年1月20日《香港01》：

2021年1月19日《多維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