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爆發至今，全球累計確診病例數已超過125萬，當中尤以歐美最為嚴重：美國確診逾33萬人，死亡超過9,500人；西班牙確診13萬人，死亡12,000餘人；意大利確診12.9萬人，死亡15,000餘人；德國、法國、英國也分別有高達9.5萬、7萬、4.8萬的確診數，英國甚至連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都在確診並在家隔離10日後因狀態無好轉而入院。
相較之下，東亞的中日韓三國雖為早發疫區，卻都將病例與死亡數控制在一定範圍內，維持數據和緩成長，中國甚至早已復工。雖說病毒面前人人平等，但社會與政府的整體心態，卻無疑會影響疫情走向。而若要探討東亞與歐美的防疫策略之別，除卻科學數據外，文化也是一種答案。
低免疫門坎的液化現代性平心而論，新冠疫情並非人類的第一場疫戰，但時空背景的差異，卻導致了全球擴散的必然。
直至冷戰時代，人類都還活在高免疫門坎的社會中，各式邊界與障礙橫亙在日常生活裏，意外成了防堵病毒的天然武器。然而70年代後新自由主義崛起，90年代又發生了蘇聯解體，所謂「干預」似乎成了前塵往事，人類在表面上迎來歷史的終結，卻也在某種程度上，親手終結了世界的免疫機制。
新自由主義強調自由市場與私有化，任何阻礙商品和資本流通的障礙，幾乎都被當作不正確的雜音消去，好為資本鋪平自由之路。這種思維催生了全球化，也影響了政治與思想場域。在反集體與反干預的思潮下，個人主義空前高漲，政府與國家也被逐出人民視野，資本主義的混亂與放縱遍地叢生。
國家未能干預市場，結果便是將權力交予民間暴君：巨大的資本家與跨國公司。於是藥商宰制了藥品的供應與研發，軍火商大肆鼓吹髮動戰爭，原物料商則剝削第三世界人民。人類也深陷於高速運轉的資本主義社會，各國開始了自己的競速遊戲，現代性因新自由主義而液化，直至全球因病毒肆虐而意外減速。
疫情開始後，國家被迫採取行動，以封城、隔離等強硬的空間措施，凍結了流動已久的現代性，此舉既象徵國家權力，也透視着再征服的意味。然而在這個階段上，東亞與歐美便暴露出明顯的文化差異。
新自由主義與儒家文化
東亞的中日韓三國久受儒家文化浸染，在儒家的統治正當性中，個人修養極其重要，治國更與家庭關係一脈相通。故而君子當先修身齊家，方可治國平天下，家庭因此成了中國人理解政治制度的關鍵。
而在這種「家－國－天下」的思想體系中，家庭既是出發點也是終點，不論時代如何變遷，領導者終歸是要以班固筆下「天子以四海為家」的胸懷自許，人民的心中也始終存有「君父一體」的家國印象。
因而在以儒家文化為底藴的東亞國家中，其雖也受新自由主義主宰多時，具有強烈的液化現代性；但在面對這場疫戰時，其骨血之內的儒家範式卻自然湧現：政府出台種種滲透生活的抗疫舉措，人民也以相對服從的態度，配合法規與情勢，進行有組織的防疫戰。
例如中國在宣布武漢封城後，全國各地便配合疫戰基調，開始自發性封城、封村，社會上更湧現了大量人力，以協助維護隔離秩序，其中不僅有快遞小哥自組汽車交通網絡，以接送醫護人員上下班，更有無數餐飲業者主動支持第一線人員的餐食。空間的隔離雖凍結了流動的現代性，卻讓儒家的底藴體現得更明晰。
此外，日韓兩國雖未封城，卻都與中國出台了同樣的政策：大數據防疫，即藉由分析感染者與未感染者的各式身體狀態、移動、接觸史相關數據，偵測防疫破口，進而設置不同的檢疫及隔離標準，以阻止疫情散播。這類舉措自然涉及隱私權與數據監控的爭議，但東亞各國因有儒家文化的潛意識，故而整體而言較不排斥國家與政府對日常生活的介入。
反觀歐美國家，不僅自由主義的思想根深蒂固，又曾經歷二戰的納粹與法西斯洗禮，對政府擴權可謂已是驚弓之鳥。以意大利為例，疫情爆發之初，政府便曾出台一系列限制公共交流的法規，內容包括：北意封城、關閉博物館與世界文化遺產、隔離有旅遊史與接觸史的相關人等。
然而此舉卻遭遇某些思想家與學者大力抨擊，認為政府這是要藉發明疫情、製造末日狀態來渲染恐慌，好趁機限制人民自由、遂行軍事化管理。中日韓的大數據防疫在其看來，更形同是把奧威爾（George Orwell）筆下無所不在的「老大哥」召喚到了現實世界。
在歐美國家眼中，政府是隨時要吞吃人民的巨獸，須謹慎防範、馴化；但在東亞從中國大陸到日本、韓國、台灣、越南、新加坡等地，政府的角色卻更像家中父兄，負有照顧、引領人民的責任，家國同構。這種思維並未因清末變法而消亡，也不因引入共和而逸散，更在此次疫情下，以某種現代外殼，體現了文化的幽微深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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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6
當東亞遇上病毒：儒家文化能夠拯救我們嗎 | 香港01 https://www.hk01.com/sns/article/4572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