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影像時代下，失卻了的同情心

原文刊於哲學新媒體

媒體報導如戰爭災難的苦況時，作為觀者的我們大多會對受害者的遭遇表達同情，但報導結束後，我們的悲憫之情迅間會消退，彷彿無事一般、安然無恙地繼續生活。但假如眼前有人受苦，我們多少都會有上前幫助，減輕對方痛苦的衝動。為甚麼從鏡頭看世界，我們反而傾向「袖手旁觀」、對別人的遭遇無動於衷？難道我們不能旁觀他人的痛苦嗎？那麼如何觀看才算是有道德？蘇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  藉著《旁觀他人之痛苦》 (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 ，針對觀看別人的痛苦作出反思。

西班牙內戰期間，一名律師去信給英國作家維珍尼吳爾芙 (Virginia Woolf) ，問：「依你之見，我們如何制止戰爭呢？」「我們」對桑塔格來說，別具意義：「在旁觀他人的痛苦時，絕不能把我們這個主體視為理所當然。」1首先，「我們」指的是作為人，在觀看相片/影像呈現他人的痛苦時，每個人的反應不一，這種差異來自於鏡頭與現實的差距。

一般我們直覺認為，相片「客觀地」呈現「現實」。若帶著「鏡頭有甚麼沒呈現」的懷疑看待眼前的照片，不難發現照片或影像牽涉許多主觀挑選。只要呈現的排序不同，照片甚至影像足以扭曲現實。鏡頭對現實的切割，導致觀者與被觀者之間，產生了空間與時間上的差距。拍攝對某空間、某時段的截取，給予了開放詮釋的可能，誠如戰火中的孩童，身首異處的影像如何被不同政治主張的人挪用，甚至重覆使用，各自進行宣解。2

現實因角度選取不同而有差異，又因身為經歷事件的當事人，或者是觀看影像的旁觀者，感受顯有差距。法國哲學家布希亞曾明言：「波斯灣戰爭並不曾發生」，意指波斯灣戰爭是一場經過媒體化的戰爭：受波斯灣戰火波及的災民，他們眼中的現實就是血肉橫飛，身首異處，然而，幾千公里外的美國人僅透過媒體的影像塑造，使得戰爭只淪為軍事實力的展現，不只其殘忍度被削減了許多，其中因戰火造成的真實苦難也被掩蓋，因此難對政府發難。

當畫面被獨立抽出來，猶如觀看一幅畫作：如何觀看，大多受我們的經歷、價值觀、善惡的判斷影響。桑塔格舉了一個吊詭的例子：當記錄了兩國災難的影像同時在攝影展中並列展出，反遭到其中一國的國民抗議，原因是這舉動等於把自身的經歷與別國的災難相比較下，削弱其經歷的「獨一無二」。觀者之間的背景差異，儘管是有著相似的經歷的人， 也難以一致地對影像中的人產生惻隱之心。4既然照片具有開放性，能引起南轅北轍的反應時，桑塔格反問：在眾多的反應感受當中，我們如何回歸人的身份來理解別人的痛苦？

桑塔格指出，我們與生俱來便有著觀看別人受苦的嗜好。在一個消費主導的時代，照片作為商品，愈暴力便愈引人注目，換來的便是更高的點擊率、廣告費。別人的痛苦逐漸成為了我們的消費品。桑塔格舉了一個例子：一名士兵的死亡照於 1937 年 7 月 12 日，在一本名為《生活》的雜誌刊出時，佔據了右頁一整版，左頁卻是男士商品的廣告全頁。雜誌的做法是為了吸引讀者的注意6。猶如電影《獨家腥聞》(Nightcrawler) 中，男主角是以賣第一手現場片段給新聞機構為生。 為了讓自己的片段賣得好價錢，不惜以身犯險捕捉第一手意外、流血、甚至黑幫槍殺人的場面。憑著他的拼搏及反社會人格，很快由籍籍無名的小偷，一步步在社會向上移動。雜誌的做法與電影中的男主角，印證了有血腥的場面才有收視，或倒過來說，因為有喜歡看血腥影/圖像的觀眾，這些圖片影像才變得有市場價值。

媒體捕捉的畫面都是以轟動、具戲劇性為前提，在消費文化中，這是收入的保證。不知不覺地，我們對現實的認知也以媒體的報導為準；媒體建構的災難，充斥著圖像符號，真實的畫面與現實還是存有距離。以書中舉美國九一一襲擊事件為例，電視前的民眾看著飛機於世貿大樓墜毀，新聞報導上的畫面是如此即時、「真實」，但對於現場的人來說，這個災難的經歷卻是如夢一場。

桑塔格認為，不論鏡頭如何對災難場面進行建構，影像中的情況對於真正經歷苦難的人來說，卻是無比真實的經驗。面對以上提出的種種限制（包括現實與鏡頭之間的差距、觀者之間的背景差異、人愛看別人痛苦的本性、以及消費社會中媒體跟閱聽人共同造成的扭曲），作為觀者只能無時無刻能夠保持警醒，看穿畫面所呈現的選取結果。只有注視那些正在受苦的人，回歸身為人的身份判斷所見，才能真正直面當事者的痛苦。這觸碰到書中的中心思想：作為觀者，你能投入多少時間去感受他人的痛苦？

然而，真切地理解別人的痛苦也不是易事。 你是否有過以下的經驗：眼前的影像著實令人痛苦地無法繼續觀看？又或者對於無力改變所見的現實，乾脆不理、視而不見？

不論是前者的恐懼，或是後者的冷漠，皆源自於對現實無法改變的無助與無力感。

單單一張照片能說的有限，它不能像文字一樣，陳述論證；畫面中所呈現的一瞬間，也只能透過畫面的轟動來邀請別人去關注、反思、追索事件的來龍去脈。影像不僅可以是記錄，它也包含了控訴，比方說（拍攝香港警察使用暴力對待年幼學生的畫面）警暴的照片就是要指出政權的不仁。

憐憫只是影像能提供的最初火花，沒有行動的伴隨，火花也有殆盡的時侯，最後只剩下無動於衷。換句話說，當我們觀看影像，產生憐憫，卻「不作為」時，也是另一種的置身事外：我憐憫你的遭遇，也只有如此。

那麼桑塔格指的「行動」是甚麼？難道她要求，每次觀看一張相片都要去改變世界嗎？

對於非裔美國人喬治佛洛伊德的事件，身在華人地區的我們很難想像，在西方的大型球賽（如英超聯 Premier League）開賽前，球員們會單膝下跪，對非裔美人佛洛伊德的事件表達抗議與不滿。事件發生在美國，我們又有甚麼義務要為該國的人作表態呢？

然而，儘管佛洛伊德的事件發生在美國，英國也有類似聲援的行為，那是因為種族議題在西方世界是一個重要議題，而不僅是美國國內的問題。

上文中提到鏡頭製造的影像與現實距離、以及人與人之間的身份差距，都會直接影響我們與別人的慘況產生連結。某程度上，這些因素反過來削弱了我們要為對方改變現狀的責任。

那麼身處在華人世界的我們，透過鏡頭知悉地球另一端發生的衝突，該如何自處？桑塔格提醒我們：雖沒有改變現況的責任，也不代表有漠視的權利。我們唯一能做的，便是關注、反思別人的痛苦。要做到這點，我們便必須由憐憫 (pity) 轉而同情 (sympathy) 。

憐憫與同情之間的差別在於，面對別人的痛苦，我們到底是把自己放在受苦的人的位置，用心體會這個人的痛苦；還是聽完對這個人所經歷的，然後拍拍對方肩膀說：我很可憐你的遭遇，接著拂袖而去。前者，也就是同情，需要個人的想像力、自身經歷的投入，藉此與對方一起難過；屬於憐憫的後者，卻來得廉價。作為傾聽者並不會為敍述者真正難過，甚至有居高臨下的感覺。

當別人訴說痛苦時，我們會感到不安而希望終止對方的痛苦嗎？反思別人的痛苦之所以具道德價值，乃是認知到大家同為人類的身份，因為人的共性而產生連結。這種連結的另一面，便是認知到自己能夠在安全距離觀看也是運氣驅使，而是具有道德隨機性 (Moral arbitrariness) 。我們的出身背景、地位、膚色、健康狀況都不是我們能選擇的，一切都是出於偶然。受苦的人既然不能選擇自己的出生地，那麼他們生於災痛之中也是偶然。這種認知，把我們在人的層面上，與被觀看者放置在一個平等的地位。

當別人的痛苦被加以利用，不論是用來賺錢，或是政治宣傳，藉著媒體的濾鏡，受害人逐漸化成達到某些目標的手段，而不是當作人來看待。

若關注與反思，對於桑塔格來說是與行動相等，那麼譴責利用他人的痛苦，也就是終止其「作為可供別人觀看的客體」的身份，能重新喚起大眾，受害人與我們一樣，將正在觀看的他者視為主體一般對待，而非視為達到目的的手段。

只要鏡頭一存在，觀者與被觀者便會有種不能完全理解的裂縫，礙於鏡頭只呈現部分的真相，對影像中的人的痛苦，作為觀者無法完全掌握。「觀者」的位置註定會令我們內心有一種不安的張力，在無可作為的罪惡感與無助之間搖擺。儘管擺脫不了旁觀者的位置，但桑塔格指出，旁觀者的抽離卻騰出了我們思考他人痛苦的空間 8 ；反思觀看引起的情感，重拾對人的同理心。

我們生活在影像橫流之中，每天不知不覺經歷桑塔格以上提出的情感。她的思考彷彿在不斷調教我們對別人痛苦的敏感度，為我們與被觀看的人找出恰當的連結頻率，免於因無力感而令我們麻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