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quare》（港譯為《方寸見人心》、台譯為《抓狂美術館》）講述斯德哥爾摩博物館館長Christian，因想取回被偷了的手機錢包而出洋相的故事。手機被偷後，Christian透過電話的gps追蹤賊人的位置，即使知道那是一幢公寓，仍然無法得知哪樓哪戶的人家惹毛了他。他的助理mark與他便心生一計，在每家每戶的信箱偷偷放一封威脅信，再安排對方到一家7-11交收，逼那位小偷乖乖將手機錢包物歸原主。
此計果然奏效，但其中一戶住客卻因為威脅信的誣衊，被父母誤會他是小偷，希望找出寄出這封信的來頭，要求對方道歉。貴為博物館館長的Christian，雖算上半個公眾人物但地位不至於顯嚇，至少有頭有臉，具一定知識水平及社會地位。當他收到7-11來電，聽到有另外一個包裹寄給他，心裡立刻涼了一截，明明失物已取，還哪來物品可還……偏偏在他心煩不已時，博物館的同事問他關於展品宣傳的提案意見，一心只想挽救自己面子的Christian丁點兒也聽不進耳，看都未看便讚同提案，結果釀成公關災難……
導演魯本·奧斯倫在這部電影展示了他將人害怕掉臉的一面，化成笑料的能力。《The Square》描繪了文化精英的表內不一：一方面以平等包容的態度示人，私底下卻是滿心偏見。若具體說出這種虛偽的來源，與我們身處在一個包容平等只是流於象徵形式的政治氛圍有關，這不得不由片中極具象徵意義、名為The Square的展品說起。The Square
《The Square》的戲名，取自戲中一個戶外藝術裝置。博物館方面為了宣揚和平、包容等理念，在門口劃出一個會發光的正方形作為展品，並主張那是一個信任和關懷的避難所，人人都在裡面都享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那個正方形會發光，象徵了包容、尊重、平等這些理念的「光環」，可笑的是，這些崇高理念卻被放進博物館中，讓人閒暇的時侯才去鑑賞，完全脫離了物質現實。
由於展品的理念是一些放諸四海皆準的普世價值，博物館的公關職員認為這個展品少了引起別人關注的綽頭。若他們想吸引別人的關注，便必須與自然災害、恐佈襲擊、極端右翼的言論競爭。他們統計過，要引起別人的轉發意欲，通常都是圍繞有色人種、LGBTQ或者是婦女， 因此他們要同樣找乞丏來為他們的宣傳片擔綱。在原本的廣告設計意念中，影片將會以那位乞丏受到傷害，然後出現 「how much inhumanity it takes before we access your humanity」的口號為結終。
這句意在煽起別人惻隱之心的口號，讓人想起導演在《瘋狂富作用》中同樣以普世價值的標語作為fashion show的背景。在這兩個場景中，普世大同的理念皆淪為搏取市場好感的手段。口號式的語句容易引起情感共鳴，但空有共鳴卻沒有實在變革發生，其實只是一種自嗨。觀眾從電影中感受到的偽善，也許就是源自普世價值的理念，淪為一些令人自我感覺良好的符號。這與語言將人或事過度象徵化的問題有關。
語言對現實的砌割
哲學家齊澤克（Zizek）在《暴力》一書中指出，我們理解的日常都是通過語言來呈現。語言將混沌無序的世界變得可掌握；因為這個媒介，我們才可以思考、傳遞對錯，從而衍生禁忌、律法、倫理、文化這些秩序。現實就如一個荒無的沙漠，而語言所建構的秩序就如沙漠上的基建公路，在一個混沌無序的地方劃分邊界輪廓，方便管理。
以政治正確為例，它作為一種自我審查，要求人們從詞彙、觀點、政策也要展示包容，避免作出壓迫及歧視。它嘗試提供一套以展示同理心為前提的規範，因為政治正確的支持者相信，長期使用一些負面觀感的詞彙會將負面的刻板印象強化了，用詞的規範能提升人們的包容、共融的精神，避免一些負面的刻板印象持續。
族群乃是由不同個體組成，而每個個體必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偏見。一些族群在言語的劃分下受到符號化，總是以「弱勢」、「受歧視」、「該受保護」的形象再呈現，把個體之間的差異歸納到一個形象下。脫口秀表演者Dave Chappelle曾指出，即使不同種族的美國女性出席女性平權的遊行，也不代表女性之間沒有種族歧視；性別只是一個身份，種族卻賦予這些個體另一個身份，身份與身份之間也有優次之分，也會出現衝突。恰是因為個體擁有不同的身份，由語言建構的標籤只會喚起個體某些單一身份，並只以該身份看待那個人。情況就如當一個男性面臨性罪行的指控時，總會讓人先入為主，出現未見官先打三十大板的情況。
這也是政治正確為人詬病的地方：標籤這個行為，將複雜的整體（不論人或事）約化成一些符號，導致因關鍵字而將人禁聲的問題出現。將人禁聲是對「弱勢」、「受歧視」的形象作出反應，未必是針對別人的處境來反應。個人受到的壓迫總是具體、充滿細節，但形象總是抽象空泛，不同人都可以對號入坐，對別人產生「同情」以示自己的優越及開明，這未必是連結的表現。若我們不分場合脈絡，只以狹隘的方式理解「展示同理心」為必需時，只會在被壓迫的人的處境及形象之間失焦。
此地無銀三百兩
齊澤克認為，若是提倡平等的人僅從政治正確的範圍內勇武，只不過是口頭革命的表現。即使政治正確的立意是好，語言更多時侯只是掩蓋了現實的問題。一套「乾淨」的語言容易為不公平的現象塗脂粉抹，造成此地無銀三百兩。以「黑人美國人」及「白人美國人」的稱呼為例，既然你也承認大家都是美國人又何必再仔細分類，這樣的稱呼豈不是以更有禮貌的方式來展示種族主義嗎？平權牽涉到社會的資源分配，無可避免地導致一些人的利益被牽動，社會壓迫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但政治正確的稱呼有時會不自覺地延續這些不平等。
電影不時穿插Christian與露宿者互動的畫面來印證齊澤克對正治正確的看法：即使Christian在大眾面前如何展示出關懷弱勢的舉動，但身份及階級位置的不同，始終無法粉飾這些舉動蘊含了施與受之間的權力關係。其中一幕是這樣的：露宿者隨口問Christian可否買個三文治給她，但最後那位露宿者卻諸般要求，不耐的Christian把三文治扔到桌上，叫她自己把不吃的挑出來。不少人認為這幕顯示了Christian的偽善，但筆者認為「露宿者諸多要求」的設計，意在揭示一些貌似尊重、關懷弱勢的舉動，仍然無可避免蘊含「你受我恩惠便沒有挑三挑四的餘地」的潛台詞，與正治正確一樣，那些好意中內含一種不對等。同時也對觀眾提問：「弱勢」便一定值得同情？
抓狂美術館
有評論指出這部電影反映歐洲難民移民潮，瑞典出於政治正確的價值觀，視接受難民為道德義務，並且對所有難民表示開放，因此影片才會出現如找Christian麻煩的阿拉伯新移民、露宿者、乞丐等角色。
電影剛開始時，導演借Christian的口中問觀眾：是不是隨意一個物品放進美術館內便自動成為藝術品？我們走進博物館時，內心難免懷著一種「那些陳列品必然有其意義，看不懂是自己問題」的心理。導演巧妙地玩弄這種心理對「包容」進行攻擊。
電影另一個翻譯名字為《抓狂美術館》，取自電影中最有名的一幕：專門扮演猩猩的表演者在一個晚宴上襲擊博物館邀請的貴賓，來讓眾賓客體驗叢林法則。在表演開始前，大會的廣播說：
「希望在表演過程中保持警惕，各位即將與一頭野獸相遇，眾所周知軟弱會激發狩獵本能，若你面露懼色會被野獸察覺，如果你嘗試逃走，野獸便會追捕你，若你一動不動，它便不會注意到你，靜待他人成為野獸的食物……」
結果猩猩的表演者到處對賓客挑釁卻沒有人敢動，當表演者開始變本加厲，勢要對一位女賓客霸王硬上弓時，眾人終於忍不住上前群摳那位表演者。這裡我們能看到語言建構的秩序如何隨著表演者一次又一次的挑釁，逐漸失去規範的效力：在那個介乎既真且假的場景，廣播雖然幫賓客們理解那只是表演的一部份，但他們感受到的暴力卻是真實得不得不出手阻止。他們動火那刻，反而對上了表演的主題，把叢林法則發揮得淋離盡致。這裡我們能看到導演對事事該「包容」的質疑：接納差異與不作為之間還是有根本的分別！
活在觀念之中
男主角藝術館館長的身份，促使他必須擁抱政治正確的價值：看到露宿者他會買食物給他們，在女士面前表現得很紳士，在大眾面前表現得十分關注平等、人權議題，用詞盡量避免對弱勢社群作出冒犯等等。這些表現十分符合常人對知識份子能夠展示包容、理應毫無偏見等形象認知。
但當他無法與比自己階級低下的人互動時，只顯得他活在這些宏大、崇高的觀念之中。當去到賊人的公寓派信，鏡頭暗示了Christian因身處一個有別於自己階級的地方所產生的不安。在另一幕Christian對賓客介紹The Square的理念時，他突然脫稿，對賓客說他受不了稿子太公式化，未能暢說自己對藝術裝置的感受。最妙的是脫稿的環節其實也經過Christian的精心演練，說明他藉著這個行徑令人相信他是個真誠、尊重弱勢、相信平等的人。
導演藉著製造這些反差來瓦解他作為文化精英的形象，在冠面堂皇的政治正確下，內心卻是充滿自我幻想。當Christian聽到有女人喊救命，被一個路人拉著要求幫忙阻止另外追著該名女子的男人，其實那三人是一夥，偷去Christian的手機與錢包恰恰是那位喊救命的女子。Christian卻以為自己做了件英雄所為的事而震臂歡呼，與他開車到公寓準備發威脅信的一幕有所呼應：他的助理給Christian播一首名為justice的歌，後者也開始認為自己做的是懲罰壞蛋，將他活在自己幻想裡的一面表露無遺。
誰談道德，誰便是不道德
導演在嘲諷政治正確予人自我感覺良好的現象的過程中，也叫人對政治正確進行反思：當展示包容、同理心成為一種規範時，包容是否該有限度，不應該是面對矛盾、磨擦的一種default？「乾淨」的語言又是否必然是同理心的展現？沒有壓迫、不公平的現象/條件出現，便沒有政治正確的需要。恰好以上的問題無法得到解決，才會促使一套「乾淨」的語言來避免提及，這些語言反過來將個體以弱勢、脆弱的形象再現，重述不對等的局面。赤裸、不加修飾的語言有時會引起別人內心的不安，但這些不舒服感覺反而會讓人感到問題的逼切性，促使他們正視問題。真正令人連結的不是口頭上show love，而是看到別人受壓迫的處境。
從Christian身上看到的種種偽善，其實是過份強調共融、包容的後果，猶如浮在水面上的油，表面上迎合規範，內心的偏見卻從沒有得到消解。過分擔心冒犯到別人而一味強調共融、包容，其實也是一套粉飾問題存在的說詞，不自覺地鞏固了不公平的結構，卻予人以為自己是改革者的錯覺，完美演繹出Christian的虛偽：誰談道德，誰便是不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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