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傾倒畸形與變形的社會場域中，你在找什麼？談《尋人啟弒》
人の探すだけではなく、生からさがす、死からさがす、止まない。
父親原田智跟女兒楓說：「我在電車上看見通緝的嫌疑犯了，舉報他就有三百萬獎金。」楓萬萬沒想到，隔天父親就失蹤了。她去了父親工作的工地，而稱為「原田智」的男人居然就是那個被通緝的犯人。於是，楓開始尋找她的父親。尋找的過程中，加害與被害的人間哀歌也悄然開唱。
這場「尋找」的行動，將主體從個體轉向群體，從情緒擴大至難處。
三幅篇章與四層的犯罪結構，除了恨意與悲傷，也帶著匱乏。
導演片山慎三以片名「尋找」為破題，將作品分為「尋找父親的女兒」、「躲藏並渴望救贖的人」以及「讓一切真相顯明的人」來描述原田智失蹤的原因。時間看似回溯，實則在一個非線性的敘事結構上。而在這樣些許斷裂的時間軸上，顯現了社會結構下無法得到、也不願被救贖的人們。原田父女失去母親後，在社會的某種意義層面上已經脫離了；而患有憂鬱症的父親是文明底下被忽略的個體，楓則是產生了無意識的匱乏感。通緝犯山內的出現，打破這樣的「日常」。楓與父親都在執行「さがす」的行動，卻衍生了兩種不同的意義。
- さがす在漢字上可以寫成「探す」與「捜す」，前者是找到想要的東西（欲望面），後者則是具體的人或物品。
有趣的是，楓在第一篇章顯現出尋找消失的父親，但是警察卻問了她：「何をさがすのか。（你在尋找什麼？）」這句話讓楓與山內在大阪商店街上狂奔一景有了呼應。楓是尋找有形體的父親，還是父親形象呢？
第二與第三部分裡，這些「さがす」逐漸趨向「探す」。想要的三百萬、想死想生的念頭、想打桌球的願望等，都顯現了社會慣性的四層結構。所謂的四層結構最初來自大阪市立大學森田洋司教授的觀察：
霸凌並非加害者和受害者就能發生，還要加上周遭起鬨的觀眾、視而不見的旁觀者。
也就是說，在《尋人啟弒》裡，片山所顯現的社會意識是悲傷的，這些被探詢的事物都讓社會進入了一場看不到終點的文明暴力。
- 作品的敘事結構下，沒有明確的加害者，卻出現個體鮮明的受害者。觀眾縱然沒有起鬨，卻將生存的權利轉為偽善的幫助。旁觀者則指向大環境的漠視。在這樣的結構下，以楓和智為主的敘事線，猛然在銀幕之外，擴展成負的連鎖，疏離感而生的當代社會。
這部作品將座間、相撲原、山內甚至自殺網站等一連串於2000年初發生的社會事件元素放在裡面，片山未單向、粗糙否定加害者，他的旁觀帶著冷靜與溫柔，告訴我們，路是走不完的，社會的欲望也未曾填滿。就像原田父女的桌球對打，不斷重複也無法停止。
忘れたらあかんで。私のこと、お母さんのこと。
跟自己比起來，對方其實也沒那麼善良。
關於原田與山內，他們是欲望本質的外顯跟內在。原田帶著沮喪產生的抑鬱，遇見宣稱救贖生命的山內。一句「無理に生かそう」讓原田得以宣洩妻子患病的痛苦，然而在理想與現實間，他仍然撲了空。集體利益優先的社會思維下，他發現自己並沒有解決真正的問題，而是將問題本身消滅。
山內所給予的「救濟」是整體社會的低成長與比較間，刻意填補缺乏的偏方。屍體上的白襪，宛如山內心中純潔的想像體。那些白襪代表著許多「如果」，也指著沒有差別對待的場域。但是，這最終都成為了手上那團精液，虛無也貧乏。因此，山內在社群網站上持續實行「救濟」，到頭來發現想死與想活是並行的，沒有人真正需要他人的幫助迎向死亡。
本当に死にたい人はいなかった。
《菊與刀》如此寫道：「羞恥的情感由旁人的非難而產生，罪惡的意識由個人的良心苛責所產生。」
山內的關心從未朝向行動，而是朝向自己。因此，他始終認為「人間はそもそも生きるべきではない」。片山慎三刻意以一個毫無罪惡意識的犯罪者，映照出整體現代人脆弱的特性；以原田智的行動顯示活著的難處。直到，化名為ムクドリ的女孩出現。她戴著變色眼鏡，在無法客觀看待自己的情況下，寄身於社群。從責他傾向到自我負責，她選擇透過山內的幫助尋得死亡，也恰巧讓原田將她與妻子的身影重疊。她凸顯了原田與山內的渴望攻擊也渴望認同的矛盾性格。同時，再次回應さがす的母題：
- 當代人們追尋的事物到底是什麼？
- 道德與認同的邊緣，是否有比救贖更重要的事物？
- 選擇來臨時，我們又該如何真正的自我負責？
對原田而言，山內是他欲望的內面，最後也成了長久黏在鞋子下的口香糖。那種嫌惡以及不悅，再次望見現實間無法被弭平的差距。
最後，作品的三個角色牽連需要、要求及欲望三體。想死的要求、想殺人的要求和想尋找的要求都顯示異化後的匱乏，而這些客體不必透過具體的滿足，而是來自無語言關係的欲望。不斷面對客體永遠失落的當代社會，片山仍以堅定的力道打破柏拉圖的洞穴。最後父女倆的桌球長鏡頭，從有到無，試圖在「真實層面」表現永恆不變的「在場樣貌」，形塑了主體（日常）與自我（原田智/原田楓）的位置。
人間は何かを探しているかぎりはとりあえず生きていられ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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