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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新一代無人接棒同志文學的「痛苦典範」，不是逃避，而是換個方式看待生命中的痛楚

男團選秀節目《原子少年》以「行星」分團，星系間特色各有不同，其中，「金星」十位參賽少年gay得天造地設坦蕩無畏，讓人詫異更驚喜，這當然要歸功《748施行法》通過，反同方羅織的謊言一個個被戳破——爸媽爺奶還在，異性戀沒有因此成為同性戀（如果有，純因他／她本就是雙性戀），台灣並未淪為愛滋島，更重要的，低迷的生育率是異性戀自己的問題，別再要同志揹這個鍋。

反同方邏輯死亡的臆測、推論與造謠當然不僅止於此。

2018九合一選舉藍營大勝，與同婚相關的三個公投，婚姻限一男一女、同婚立專法通過，同婚入民法不通過，展現傳統勢力佐以販賣恐懼的卓越成效，兩年後大選，藍營食髓知味競選布條紛紛掛上守護婚姻家庭的標語，簡直視反同為選票提款機。

其中令人玩味在，經過數月白熱化議題爭論，時近投票，突有人在社群高聲疾呼：「專法也要投反對，不能讓他們結婚。」原來一開始宣揚婚姻神聖性不可修民法云云，只是反同假道學話術：「我們當然在乎人權……你們就入專法有何不可呢？」，投票前夜，不演了同志下地獄吧！幸而光譜中央被拉向反同方的中間選民，或反應不及，或根本無此意圖。

隔年專法通過，反同方再出來崩潰一次：「民進黨罔顧公投民意！」原來他們只是「抄答案」式蓋章，連題目怎麼寫都沒看——跟文盲討論公民素養似乎強人所難？

而經過這段網路輿情鼎沸的競選時光，總算催生出了「台灣事實查核中心」，民眾媒體識讀能力不夠？沒關係網站來幫你鑑定訊息真假。製造恐慌、無中生有、惡意誹謗憑什麼豎起「言論自由」大旗夸夸其談？但這種無限上綱的想像依然存在媒體識讀能力低落的群體裡——這大概是最讓人心累的地方。

這一點是很可以理解的，在前網路時代，人們接收資訊的來源極單純，報紙、電視、廣播、親朋好友，對照今天，交友APP可在數分鐘內開始配對，輸入關鍵字所有你想知道的關於「同性戀」的一切唾手可得——包括色情的部份——前網路世代的同志簡直苦行僧，想了解自己，不知從何問起，耗費無數氣力表現得「正常得體」，只為融入異性戀宰制的世界。

因為人口基數大加上傳統意識更強，中國「形婚」遠多於台灣，男同志們把某個無辜女性拖下海受苦，悲劇莫此為甚。

而這種痛苦表現在經典作品中，白先勇《孽子》被逐出家門的阿青，與龍子苦戀不果；朱天文《荒人手記》「深淵底下，還是深淵」；邱妙津《鱷魚手記》多麼格格不入於世界。這些作品替前網路時代男女同發出的提問是：「為什麼我是？」以及「為什麼是我？」

答案簡單粗暴：沒有為什麼，天生也好，後天也罷，一如作為異性戀無須張燈結綵，生為同志亦不必要死去活來——這純是後見之明，我們回顧歷史總是一派輕鬆，用現在的目光判讀過去的局勢而感覺「有那麼嚴重嗎？」，差別大概就在，有些讀者可以共感故事中人物的處境與心境，而因此更能理解那痛苦有多真實、悲哀有多深沉。

不光是同志文學，回看那個年代的女性主義作品，比如袁瓊瓊《自己的天空》倡議女性自主，蘇偉貞《陪他一段》裡費敏豪氣一句：「那好，我陪你玩一段。」甚至李昂簡直大逆不道《殺夫》（太爽快了三從四德溫良恭儉讓一併掃進垃圾桶）。就是說，在高壓年代，根本不能想像有作家可以寫出一個「幸福快樂、光明美好」的同志故事一如今天青春泱泱遍地開花的BL劇。

但難說的是，這個反映時代的「痛苦典範」，是否在某些時刻再製了痛苦……比如說，讀邱妙津那些濃重爆烈的文字，總讓我聯想阿妹〈血腥愛情故事〉：越血流／越手痠／心越空／肉越痛／千刀萬剮的感情才生動。

對我個人來說，或許因為天性樂觀過頭，成長過程遭遇的種種包括感情上的挫敗，都未曾將我徹底擊倒，加上服膺「強悍，是一種信仰」，以致於，我不免杞人憂天地想，邱妙津的文字會否成為某種「自驗預言」，將痛苦複製貼上？或其實也只有年輕時的愛戀，會因為過度敏銳賁張的感官而將痛與愛無限放大，年歲增長，情緒自然復歸平靜？

當然，女同志社群裡T的處境已今非昔比，一如偶像歌手賴晏駒翻轉性別氣質點擊破百萬的〈娘娘槍〉；行將不惑，我樂見下一代、下下代男女同志在更友善包容的環境裡活出飛揚神采。

同為經典，但知名度略遜上述作品的《天河撩亂》，超越了自我詰問的存在困境，吳繼文以「平等心」述說故事，並不強調同志的「異質性」，不渲染也不悲情。

作家寫作一個角色時，會揉雜事實與想像，呈現出自己想要表現的面向，邱妙津寫自己、《荒人手記》的故事基底出自作家林俊穎、《孽子》有強烈的時代感；但吳繼文的特別之處在於，他拉開一段距離說故事，在他筆下，時澄和姑姑成蹊就是常人，不必看低也不用高舉，他們的難題就是每一個人都得面對的，而不純因為其性傾向。

如果要做一種極端的形容，邱妙津把你拉到最近，血淋淋的心掏出來給你看；而吳繼文的目光則不斷退後，雲淡風輕，也有刻骨銘心。

《天河撩亂》的真正意義在於，我們每一個人都如同斯文．赫定，終其一生追尋自我、追尋愛與寬諒那座羅布淖爾，但，不用再問了，不用再游移、再執迷、再沉淪了，答案就是：我是我本是。

以此，這本小說的藝術性達到了另一種精神維度，朝集體陷溺於存在／虛無主義困境的同志族群，放下了一條救命索。

《聯合報》致電〈毒藥〉作者楊邦尼確認他是否確為愛滋病患一事，掀起驚天論戰。散文決審鍾怡雯接連以〈神話不在〉、〈誠信〉二文，以筆為刀盛氣凌人指作者說謊，包括羅毓嘉、盛浩偉在內，都公開為文頂撞「前輩」。這件事的癥結點在，「散文」必須真實，否則我們無須批判十幾個爸爸的獎棍違規；但，散文家們幾乎心照不宣，為顧及文學性及藝術性，加上記憶經常自我竄改，一定程度地變／編造事實是可容許的。

愛滋病本就遭到極端污名，鍾怡雯如此窮追猛打，氣度全無。

這件事的複雜不在於楊邦尼有否說謊的「道德問題」，而是盤根錯節的歧見根本不容許愛滋患者「現身」。

就像每年一度的同志大遊行，必須透過不斷地現身再現身，讓群眾「看見」同志的尋常，有手有腳一雙眼睛一張嘴巴，有恨有愛會笑會哭，不斷現身證明「我們」和「你們」，只有性傾向不同。那些標籤和刻板印象才能笨鳥慢飛般緩速拔除。

我們當然也期望在同志文學譜系裡，愛滋的題材可以反覆提起，讓因恐懼與無知產生的污名，一片片卸除；但也不必因為這樣犧牲誰的人生——它是一個共業，沒有誰該揹起這座沉重的十字架。

諸多新一代同志散文寫作者——陳栢青、羅毓嘉、盛浩偉、陳柏煜、馬翊航、李屏瑤、廖梅璇、楊棣亞等無人接棒「痛苦典範」，往好的地方想，同志確實更自由、更快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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