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與現在交疊
當女孩成為「貨幣」，女性的價值如何定義？
在《三言》、《二拍》的多篇話本小說中，我們讀到女性身陷被販賣、被物化的處境，可以瞥見當時代女性地位的低下與被壓迫的惡相。而在閱讀的過程中，我不斷聯想到《當女孩成為貨幣：一位社會學家的全球超富階級社交圈臥底報告，揭開以性別、財富與階級不平等打造的派對勞動產業赤裸真相》這本2021年出版的社會學書籍，此紀實田野紀錄與明代話本小說的情節呈現了可悲卻整齊的對照：女性在中國古代困囿於性別化的價值經濟之中，身體被以金錢交易，也被迫做著高度情緒勞動的工作，在現代的西方世界也仍舊如此。
因此，本文欲借用分析《當女孩成為貨幣》一書中，作者Ashley Mears提出的社會學概念，來分析話本小說奠基的社會背景是如何塑造對女性不利的環境，並剖析人性本質中，跨時代、跨文化的惡。另一方面，在社會不斷加諸標籤在女性身上時，我們同時也可以看見，話本小說敘事者筆下的女性被賦予了飽滿的人格，在面對被交易、價值被貶低之困境時，她們展現出了韌性與自主能動性（Agency），能夠認定自我內在的價值，並想辦法抵抗社會的壓迫。
女性被趕上銀兩的天秤
Ashley Mears在《當女孩成為貨幣》中寫下了她在上流社交圈中長期的田野觀察，她訪談多位男性富人後，歸納出這些富豪從來不打算在派對中找尋穩定交往的對象，因為他們偏好與自己「門當戶對」的人成為伴侶，而認為派對上的女孩全都「太隨便」、「只是玩物」，然而她分析：
「好女孩也好，派對女孩也罷，其實全都只是人們想像出來的典型，用來把女性性道德的社會評價與她的地位緊緊牽繫在一起。」
這個以性道德觀來評價女性的概念，凌駕在事實之上，使男性陷入思考謬誤之中，而〈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的李甲與〈賣油郎獨占花魁〉的吳八公子二人的言行思維便完全體現了這樣的價值觀。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中，李甲因為杜十娘的妓女身分，輕易被孫富所言「婦人水性無常」、「麗人獨居，難保無逾牆鑽穴之事」等語句動搖自己的感情，而未能看見杜十娘深篤的情志。儘管她曾明確的展現──拿出一百五十兩碎銀，曰：「妾任其半」，負擔為自己贖身的一半價錢；又在李甲夜半嘆氣時說出「夫婦之間，死生相共」如此堅定的話語。然而因為杜十娘的工作性質是與性相關的情緒勞動，儘管杜十娘認定李甲為要託付一生的伴侶，在李甲心中，杜十娘的地位僅是「可供販賣的物品」。
同樣的，〈賣油郎獨占花魁〉的女主角王美娘也被性道德的標準給扁平化了。王美娘雖然具備書畫作詩、吹彈歌舞等才藝，但她在吳八公子眼中，只是一個「小賤人、小娼根」，他甚至說出「（王美娘）就是死了，也只費得我幾兩銀子。」如此貶抑的話語。吳八公子的態度完全不把美娘當成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正如同《當女孩成為貨幣》中一位富豪的假設：「即便男人不尊重她（派對女孩），她也不在乎。」
在社會的觀念裡，性道德不高的女性，無論她是否是自願如此，也不管她是否有受教育或具備其他美好特質，即會被定義為「可供社會用金錢估量的存在」。因此我們遺憾的發現，劉貴的小娘子在他心中，可能只值得十五貫錢；杜十娘以三百兩銀子贖身，卻被李甲用白銀一千兩賣掉；莘瑤琴被用五十兩賣到妓院，變成王美娘，最後拿出千金贖身，但老鴇只在乎一棵搖錢樹離開了妓院。這些「性道德低落」的標籤一旦被貼上了，就很難撕下，永遠附著在女性身上，掌管她的命運。
從天秤彼端逃脫
雖然女性被放上天秤，估定價值，然而「待價而沽」在女性身上並不適用。話本小說裡，交易女性的議價、成交、交貨，整個過程中決定權總是握於男性手中。但女性不是物品，她們有心、有自尊，與自己的聲音，雖然她們備受宰制，然而我們可以看見女性在被交易的時刻，如何展現能動性，嘗試扭轉受支配的劣勢。
莘瑤琴：聲嘶力竭的抵抗
（註：此故事的女主角莘瑤琴到妓院後，被改名為王美娘，然此處為突顯女性的自我意識，採用本名稱呼之。）
〈賣油郎獨占花魁〉的莘瑤琴多次被他人出賣。面對自己的遭遇，她的反應是悲劇性的，從得知自己被賣到妓院「放聲大哭」，到執意不肯接客，卻被老鴇設計破身，便「哭了一日」，又將客人臉上抓了幾個血痕。瑤琴出身好人家卻身不由己，因此懷抱著倔強的恨意與不甘，拗脾氣、掙扎哭鬧，其目的都是為了用淚水把自己裹成一個繭。才能不再受外界的傷害。
當劉四媽來說服她接客，雖然她自知已不是黃花閨女，她的自我還是執著要持守節操。她堅守著自己的底線：「奴是好人家兒女，誤落風塵。倘得姨娘主張從良，勝造九級浮圖。若要我倚門獻笑，送舊迎新，寧甘一死，決不情願。」然而，現在的她已是籠中鳥，陳列在她眼前的選項只有被迫受苦，以及順應老鴇，等待苦盡甘來兩條路。因此，在思考過後，她最終還是以花魁娘子的身分欣然接客，帶著尋找有情人的意識，日復一日的為男人提供著情緒勞動與性服務。但在她的內心，莘瑤琴的靈魂一直躲在繭裡，渴望著找到一個能夠真正珍視她的價值的人。
故事來到衝突的高潮。一日，財力雄厚而霸道無理的吳八公子多次求見美娘不得，遂差僕人狠狠將美娘拖出房門，直到西湖船上。美娘受了凌賤，「掩面大哭」，也不理會吳八公子要求她陪酒，只是抱住欄杆、嚎哭不止，後來更「雙腳亂跳、哭聲愈高」，幾乎是出於本能地，用全身的力氣抵抗，才終於讓吳八公子釋放她。
在作花魁娘子的生涯中，瑤琴擁有豐厚的物質，卻感覺自己的價值不如普通的村莊婦人，甚至多次想要結束生命。因為在當時的結構中，她的價值建立在身體資本之上，而沒有人在乎她的本質。但她認清自己想要的是真摯的情感，所以放下了社會加諸於她的門第觀念，主動選擇能夠溫柔相待、與她共感的賣油郎，作為從良的結婚對象。
杜十娘：從容決絕的報復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的杜十娘已在教坊中歷盡滄桑，她清楚的知道自己渴望的是真誠的情感，想要擁有一段與金錢絕緣的、純淨的關係。雖然她為此精心的考驗李甲，也為李甲付出真心，然而，她的情感關係從一開始就沒能免於沾染上銅臭味。
在兩人相處的期間，李甲總是在為金錢煩惱。他需要錢，才能維持在妓院與十娘相處的生活。然而，沒錢的他嘗盡了老鴇的冷言冷語，父親也對他失望透頂。連他為了替十娘贖身四處籌錢時，親友也不信任他，種種現實因素使他的尊嚴、意志日漸消沉下去，即便後來朋友幫忙籌得贖金，他也持續為了沒有旅費而承受著心理壓力。因此對於李甲而言，他從來就沒有「愛能勝過一切」的篤志，反而不斷受現實所迫，擺盪在「正道」和「兒女私情」之間，焦慮不已。
現實如此，李甲的情意漸漸在金錢的壓力之中被淘洗、消磨得越來越小，無法成為杜十娘理想愛情中的那個意志堅定的伴侶。並且，他也被禁錮於以性道德觀評價女性地位的觀念之中，他沒有以妻子稱呼與他相許終生的對象，而是以「北京名姬杜十娘」描述身邊的女子。因此，當孫富為他出計，使他有機會不用再煩惱錢、家庭等現實條件，杜十娘再次被當成貨幣，交易出去。
面對李甲徹夜嘆氣，軟弱的哭訴，杜十娘知道李甲早已自己暗暗下了決定，他選擇了最輕鬆，最符合社會期待的「正道」──賣掉身邊的「妓女」，所有人都會樂見李甲浪子回頭。於是十娘以成熟而幾乎不帶感情的方式應對，她看透了世界，知道世人只看得見她身上妓女的標籤，而看不見她本真的美好。於是她從容地繼續情緒勞動著，成全李甲打的如意算盤「郎君千金之資，既得恢復，而妾歸他姓，又不致為行李之累，發乎情，止乎禮，成兩便之策也。」站在他的立場，為他精打細算。
這是杜十娘報復世界的方式──她展現她的溫柔體貼、善解人意，又竟夜梳妝，打扮得光采照人，將代表自己美好特質的百寶箱最後一層一層展示給李甲、孫富，還有群眾，再盡數投入大江。這些都是在向世人大聲宣告自己的美好與自己定義的價值，她有極深篤的意志，就算這世界沒有人願意為她撕下性道德價值的標籤，也沒有改變她自我定義的價值。十娘自己，作為最可貴的珍寶，選擇了投江自盡。透過這樣的方式，她第一次掌握了自己的生命何去何從，沒有人有資格再擁有她、再賣掉她。她的離開，是為了讓世界為一朵花的枯萎而惋惜，她沒入浪濤，為了摒棄這個世界。
報酬性交往的持續與變形
讀完話本小說中二位女性的故事，可以深切的感受女性在被以金錢估價的情況下，如何努力掙脫、用盡全力才將選擇權拿回自己手裡。然而，Ashley Mears的書中指出，仍然有非常多女性持續進入性別化的價值經濟之中，在上流社交場域以身體資本與情緒勞動換取報酬，她引用人類學家蓋兒．魯賓（Gayle Rubin）的說法，並提出了洞見：
Rubin從不認為販賣婦女是前代社會的遺跡，也不認為販賣婦女有可能在發達資本主義中消失。相反地，她預言『這些做法並不局限於原始世界，在更文明的社會中，似乎會變得更明顯、更商業化。』只要男性有可以不成比例地積聚在手中的資源，女性的交換流通就會蓬勃發展。迫在眉睫的問題是，
為什麼女性會同意受剝削？
為何性別化的價值經濟體系如此險惡，還是有女性願意持續投入？我們可以用〈勘皮靴單證二郎神〉中韓玉翹的處境來說明：韓玉翹是天眷，而她會被召入宮，必是因為她具備姿色美貌等身體資本，就像現代獲許參加名流派對的女性一樣，她們是被揀選過，價值被認定是「高於其他女性」的。根據Ashley Mears的分析，成為男人慾望的客體，同時也會帶給女性特權與被認可的快樂。也就是說，如果韓夫人受宋徽宗寵幸，不僅她的階級會往上提升，也能獲得被認可、被愛的幸福感，當然也就不會因春思而惹出事端。同理，身處現代派對文化的女性，若她們被物化，卻能感到愉悅，與享有高人一等的權利，那麼她們並不會將其視為剝削，反而會樂於接受這樣的交換條件，由此建構自我的價值感。同樣的，小娘子、王美娘、杜十娘既已在該體系中，冀望的也只能是男性的認可與賦權。
總結而言，無論是在話本小說，或是現代社會中，男性的支配慾望與女性被認可、被賦權的需求緊緊交織在一起，形成一個縝密的結構。它從不停止，持續趨使著女性地拿自己的身體資本去交易，因為人性始終是矛盾的──渴望自由，又同時害怕著匱乏。
註
能動性（Agency）
游美惠：《性別教育小詞庫》（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14年8月）：「能動性的關切重點，在於個體如何能突破結構的限制，開展（抗拒權力）的行動。性別研究中，常見探討女性作為父權體制受害者，有些研究者擔心這會忽略女性具有能動性（agency）的事實。許多女性主義者指出，即使在壓迫的情況，受支配者仍有能動的能力（agentic capacity），然而「能動性」指涉人們的行動力，必然受意識型態、語言、論述所建構與形塑，故個人的能動性並不會是在完全自決自主的真空環境裡發生。」
附錄、引用書目
馮夢龍編，嚴敦易校注：《醒世恒言》。
馮夢龍編，嚴敦易校注：《警世通言》。
Ashley Mears著，柯昀青譯《當女孩成為貨幣：一位社會學家的全球超富階級社交圈臥底報告，揭開以性別、財富與階級不平等打造的派對勞動產業赤裸真相》（臺北：臉譜出版社，2021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