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多關心你我身邊的迷途之光：曹馭博談《夜的大赦》

　　大學才開始寫詩的曹馭博，2017年即以最年輕新詩首獎得主之姿獲得林榮三文學獎。2018年出版的詩集《我害怕屋瓦》更是一鳴驚人，不僅獲頒「台灣文學金典獎」蓓蕾獎，也藉此成為《文訊》「21世紀上升星座：1970後台灣作家作品評選」中唯一低於30歲的入選作家。

　　週日下午我與曹馭博相約在台北信義路的咖啡館，談論他最近出版的第二本詩集《夜的大赦》。「氣象說等等會下雨，我們先出去拍個照。」攝影師說。二十分鐘後兩人回到店內，外頭果真烏雲密布，馬上轉為傾盆大雨，彷彿在阻止光竊聽我們接下來的談話主題：光的欺瞞。

　　從第一本詩集《我害怕屋瓦》開始，曹馭博的作品常被聚焦在「死亡」與「黑暗」。曹馭博並不抗拒或否定黑暗，他引用並轉化阿岡本（Giorgio Agamben）與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語句說道：「詩人與作家都應該是能夠凝視黑暗的人。」「黑暗可以提供我們更多遨遊的空間。」

　　既然黑暗未必是否定，其反面就未必是救贖之光，更可能是欺瞞之光。《夜的大赦》延伸了《我害怕屋瓦》中既有的「光的欺瞞」主題，曹馭博說：「我們用光去預設黑暗，就以為是光在照亮房間，卻忘記黑暗本身也是光對自己的抵達。」宗教故事讓我們誤以為光才是世界的主角，黑暗只是光的贗品，其實不然。

　　這是光的第一個欺瞞。

　　當代的我們還會被伴隨文明而來的「人工之光」給欺騙，除了無所不在的光害汙染與剝奪大眾專注力的手機螢幕，更危險的是那些「光鮮亮麗」的光：媒體片面的鎂光燈、禮服與西裝反射出的光，抑或警察手上的探照燈。這些自詡為救世主的光，正在以集權的方式定義我們的價值觀。在此曹馭博引用了里爾克的詩：

　　他接著舉例收錄於《夜的大赦》的〈小說〉這首詩中，敘事者用投稿未果的小說擦拭老婦留在捷運上的尿液：「我希望能夠過藝術的無用之用，讓讀者發現世界的盲目，凝視火焰之外黑暗。」

　　光會欺瞞，卻並非邪惡。我們聊到Amy Friend的作品「Dare alla Luce: Bring to the Light」：作品原本是一張孩童從海中被救起的照片，Amy Friend利用孔洞將光點聚焦在孩童與海面上，並且將黑暗保留在旁觀者身上，圈選出人性光輝的所在。

　　曹馭博認為這正是詩人的職責：詩人與藝術家也許無法同科學家一般製造出摧毀人性的核彈，卻可以同Amy Friend一般引導光，讓人們重新正視黑暗，重新思考何謂光的救贖。

　　相較於上一本詩集《我害怕屋瓦》是放射性編排，每首詩都能回歸到「屋瓦」這個命題；《夜的大赦》則是線性的安排，詩集中的「我」不再只是害怕屋瓦的同一位詩人，而是一趟發現「幽靈」的旅程，因此輯二的標題為「幽靈的複述」。

　　這些幽靈彷彿小說家赫拉巴爾（Bohumil Hrabal）筆下的角色，個個都不合時宜，有些可能是上時代遺留下來的精神，反而更能夠看清世間的荒謬。「幽靈被我們激發起來，使我們看見黑暗，讓我們說出以往不會說出的話。」

　　幽靈的話總會說盡，於是在輯三「當幼鹿尋覓語言」中，敘事者進一步拜訪了「更會詮釋事情」的幽靈──多位已故的詩人與作家。譬如〈眼睛〉這首詩：

　　這些作品有不少來自現實的夢境，曹馭博認為自己是擅自進到這些詩人的底部之下，正如他在翻譯外文作品的時候，也是擅自進到作家的底部，最後卻能成就自己的語言。

　　我問他是否還有想寫哪位作家但是沒寫到，或是還沒夢見？「我想寫卡夫卡（Franz Kafka），但是他的東西很精準，我自認還不夠了解他，所以還不好意思寫。」「另一個卡佛（Raymond Carver），原本想說要不要致敬他的詩，後來想說寫小說比較好，但是我還寫不出來。」「最後是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這方面我想寫記憶，他對記憶的描述很驚人。」他說，眼神充滿光芒。

　　「幽靈的複述」與「當幼鹿尋覓語言」兩節中出現不少敘事性強烈的作品如〈吃冰淇淋的女孩〉與〈人的引擎〉，這些作品與讀者對曹馭博的印象不太相同。我好奇於為什麼會有如此轉變？對於這個問題，他引用了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默（Tomas Gösta Tranströmer）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讚辭：「因為經過他那簡練、透通的意象，讓我們用嶄新的途徑觀看世界」

　　他特別強調其中的「途徑」，途徑指的是物與物之間的道路，而非晦澀難懂的意象，譬如特朗斯特羅默寫過：「橋，是一隻航向死亡的巨大鐵鳥」。這種意象有別於課本上的詩那些發散的意象，曹馭博初次讀到的時候十分震驚。上一本詩集《我害怕屋瓦》屬於放射性的安排，因此意象也比較發散；來到這本線性安排的《夜的大赦》之後，他決定透過敘事語言與場景的調動，找到一個途徑──

　　「找到一個途徑去好好安放意象。」他說。

　　在詩集後記或是訪談中，曹馭博不只一次提及自己想成為「國民詩人」。聽到國民詩人這個詞彙，不少人可能會聯想到日本的谷川俊太郎，或是宮澤賢治那首在東日本大震災過後被傳誦四處鼓舞人心的〈不畏風雨〉。

　　然而單看曹馭博的作品，著實很難跟前述兩位詩人歸類在一起，對此他在《我害怕屋瓦》的後記中寫道：「國民詩人並不是追求流行或引領風潮的人──他是發現時代恐懼的人。」國民詩人未必要時時刻刻受眾人愛戴，而是在生活最需要詩歌之際，能夠被想起的那個人。

　　第一本詩集《我害怕屋瓦》主要在叩問自己的內在：「在上一本詩集中，我想講的是人其實會失手，情緒會失手，生活也會失手。」而從《夜的大赦》開始，曹馭博成為國民詩人的道路逐漸浮現：「我認為直到這本詩集，我才好好把政治問題與宗教問題處理乾淨」他說。前面提到的向眾人揭示出「光的欺瞞」，無疑也符合他對國民詩人的定義。

　　我倒是想起日本詩人北川透曾說，寫詩最重要的是「違反意識」。說不定曹馭博聲稱自己想成為國民詩人，是為了不讓自己成為國民詩人，抑或相反。

　　座位附近的幽靈出現又消失，玻璃杯中的冰塊早已溶解。我們侃侃而談至天氣漸晴，直到光從雲縫中透了出來，才終於意識到時間的遠去。

　　那是救贖，還是欺瞞之光？端看我們如何被其引導，或是如何引導它。

　　諸君，請多關心你我身邊的迷途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