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社會遺忘的角落——台灣獄政工會與受刑人的二三事（下）

｜撰文：陳采婕、鄭立楷、劉子嘉

在上一篇報導中，我們得知了獄政工會的運作，以及第一線工作者在勞動環境所面臨的困境，而接下來的這篇報導將會以他們的角度出發，討論關於受刑人人權的各種議題。對於受刑人在食衣住行上的規範，身為管理員的兩人怎麼看待這些制度？面對台灣監所普遍超收的問題，他們又有什麼想法？矯正人員作為司法體系的末端，理解犯罪的視角也有所不同，本篇文章企圖透過獄政工會的採訪，呈現判刑過後的監所面貌與制度走向，期待能夠帶給讀者不一樣的視野。

生活不外乎食衣住行育樂，在「食」的部分，高牆內外的流通並不是那麼順利。對於外面送進來的飲食，為了杜絕違禁品及衛生安全考量，監獄有非常嚴格的規定，像是不能有液體，湯湯水水都要倒掉，梨子這類含糖量高的水果因為可以釀酒，所以也不能送進監所。

然而，林常務提及，這些規定有不合時宜之處，舉例來說，過去因為有人在大腿骨藏鈔票，而監獄是不能有金錢流通的，擔心會有收買或賄賂的問題，所以爾後飲食有了要「去骨」的規定。然而，當去骨的規定變成連海鮮都要去刺，或是之前有家屬送豬尾巴進來，也被要求去掉一段一段小小的骨頭，其實就已經與原先禁止的目的相去甚遠，僅是為了形式上符合規定，而徒增監所工作人員和家屬的困擾。

禁止的規定也往往標準不一，之前有過綠色的情人果可以，但紅色的情人果不行，理由是看起來像在吃檳榔、「觀感不佳」。可以看出，飲食的規定仍不免主觀評價的介入，是誰的觀點決定何謂「觀感不佳」？又是基於什麼理由，可以因為觀感不佳而限制受刑人的權益？這些都是飲食規定背後應該檢討之處。

由於過去監獄的飲食條件極差， 因此存在「會客菜」制度，業者會在監獄附近開設餐廳，菜色依照監獄的規定，製作讓家屬能夠送進監獄的會客菜。過往送一次會客菜，即使家屬本人沒有來會客，也會視為一次會客，後來在倡議團體的反對下才改成不扣會客次數。然而，這個改動卻造成大量會客菜送進監獄，有時候甚至多到沒空間、必須將菜餚放在地上，造成監所工作人員很大的負擔，也發生過因為天氣炎熱、食物腐壞，導致食物中毒的情形。而業者一盤一盤地送，也已經跟當初會客菜「社會支持」的目的背道而馳，變成同學叫來社交、甚至業者營利的方式，而不再是家人或社會的支持。

林常務提到，之所以存在會客菜制度，其實是過去監所內飲食問題的回應，或許在重新檢討監獄的飲食問題之後，會客菜能夠回歸它真正的目的，讓家人會客時送來支持即可，而不是現今變調的模樣。

在去年年底，大法官釋字第812號宣告強制工作違憲，大法官認為強制工作侵害人身自由，其目的也可以透過現況下監獄開辦的各種技能訓練課程達成。然而，在宣告自由刑以外的強制工作違憲的同時，大法官卻沒有重新檢視上述監獄內的教化課程、技能訓練以及一般作業是否合理？如果強制工作違憲的話，那監獄內勞動的正當性又是什麼？

對此，林常務表示，監獄內的勞動問題，其實最終還是要回到對於刑事政策的通盤檢討，我們如何看待犯罪矯治？要重新思考犯罪矯治是否是刑罰的目的，以及犯罪矯治想要達成的效果究竟是什麼。

現今監獄內的作業往往以「養成勤勞之習性，習得一技之長」為目的，然而，林常務質疑這個目的與犯罪矯治的關聯是什麼？我們期待的究竟是避免未來的犯罪，還是一個勤勞的人？一個勤勞的人是否就必然不會犯罪？

進一步而言，現況監獄的作業班也無法真正達成「習得一技之長」的目的。呂理事長提及，由於會進來監獄的廠商，都是人力密集而低技術的工作，因為廠商本身無法負擔高成本、低技術的勞力，才會來找低成本的監獄，例如摺紙蓮花、灌泡泡水、摺紙袋等， 像是由於宜蘭盛產三星蔥，廠商有洗蔥的需求，但很難聘到人力，因此宜蘭監獄便有所謂的「洗蔥班」，可是這其實對「習得一技之長」並無任何助益，也對出獄之後的就業毫無幫助。

為了推動與當地產業的接軌，每個監獄往往會有各自的特色自營作業，例如金門監獄做麵線、屏東監獄做醬油等等。然而，為了追求產值，這些往往是監獄裡少數本就擁有該技術的人在從事，技術既有的門檻仍然存在，並沒有透過技能訓練來弭平。林常務便舉例，比方說烘焙，監所往往不會找完全不熟、連攪麵粉都不會的人來這個單位，都是遴選本就有烘焙技能的人，因此也沒有所謂「學習」一技之長，只是本來就有一技之長的人繼續做，沒有一技之長的人仍然沒有。

而對於何謂「一技之長」，監所內的想像也與現實社會脫節。舉例而言，許多監獄會投入在地的夕陽產業或是乏人傳承的手工，以延續在地特殊手工和產業的命脈。對於地方產業而言，注入了新的人力，但對於同學而言，出獄以後只能從事這些夕陽產業、作為唯一的傳人，其實是使他就業的處境更加艱難。除此之外，監獄有許多課程是不合時宜的，像是有電腦班訓練一分鐘可以打多少字，但在有專業逐字稿軟體及許多科技的當今，對於人工打字的需求幾乎不存在，這個技術無法與社會接軌，對同學出獄後的幫助甚小。

林常務表示，監獄在這部分往往過於保守，只敢找看似很安全的工作來做，但他認為監獄應該重新盤點哪些技術已經過時 ，回過頭來重新設計課程，以實際反映社會上的就業需求，例如很多同學會在監獄裡偷刺青，會畫畫的同學也很多，或許能夠成立刺青班，同學也可以付費請會刺青的同學刺青。像這樣監獄內就存在供需，而且同學真的習得一技之長，出獄後有一些資金、開一個小店面就可以開始營業的技能，可能才是真正能有幫助效果的，而監獄不應該因為保守及害怕改變而不付諸行動。

現今監獄存在所謂「累進處遇」制度，將受刑人分成四級，隨著受刑人的表現累積分數，分數達標即可升級，每升一級，相對的處遇會更寬鬆一些。只是，看似完善管理的設計，其實造成了許多問題，林常務便表示，累進處遇制度就像是「好寶寶卡」，如同超商集點一般進行：「這個措施會極度造成受刑人的陽奉陰違，他表面做的很漂亮，但是私底下，因為你不確定性太多了，所以他不斷的、想盡辦法的積極配合你的同時，就造成他嚴重的監獄化，而不利於社會化。」

假釋制度也有類似的問題，由於假釋的標準不明確，不同監所間的標準都不相同，而且常常受到社會輿論的影響，當有社會新聞、媒體大肆報導的期間，假釋就非常困難。假釋的標準也有很多問題，像是林常務就曾遇過有人因為「本次犯罪持有的毒品量太多」而被駁回假釋。但這是判刑的時候給的評價，假釋應該是看服刑期間的表現，現況卻重複評價犯行，並不合理。

此外，假釋與否由法務部決定，也長期被批評是「球員兼裁判」，法務部同時身為管理方及裁判方，如果受刑人在監所曾經有申訴過，就可能因此被標註而不利於假釋審核。林常務認為，應該參考加拿大或是美國，透過外部的機制、人員來評估，同時也能提升監所更努力教化的意願，讓假釋制度真正發揮作用。

現今監所內負責教化工作的教誨師，除了輔導受刑人，還必須做能否假釋的評估。一位教誨師需要負責協助五百多位同學，按照規定，同學每個月需要接受一次的個人教誨，而教誨師一個月上班22天，相當於一天最少要面對二十位同學，每位都要做記錄，如此沉重的負擔，導致所謂「輔導」只能流於形式，更顯示出監所內的「教化」接近不可能。

「名為教誨師，你看他的職掌，不如叫作沙丘裡面的精算師。」林常務直言。

教化資源的嚴重不足，是台灣監獄的一大結構性問題，而假釋制度的不確定性，其實也造成了同學和家屬很難過的煎熬。「常常接見的時候，家屬就講說『啊你不是報假釋了？那你怎麼沒過？是不是表現不好？』同學就百般解釋說『我真的有好好在裡面怎麼樣』，或是家屬一直盼不到，接見室就看到老人家在那邊哭。」林常務向我們形容所謂煎熬的場景。假釋被駁回要經過四個月才能再報，什麼時候會准沒人有把握，這樣的心情起伏等於是監所裡的不定期炸彈，對管理員而言，也容易造成管理上的困難。

因而他們希望能夠廢除累進處遇制度，並改革假釋制度，如果受刑人一定時間都沒有違規，就可以縮刑，如此一來，可以避免累進處遇制度造成的監獄化、假釋制度的不確定性造成的煎熬，並且讓同學在裡面也有一個具明確標準的、可以努力的目標，家屬也可以給予鼓勵。

關於犯罪矯正的功能，往往被與醫療或是道德評價混淆，像是忽略毒癮跟酒癮牽涉的醫療問題，以及往往以懲罰、符合輿論要求作為目的，但社會的失能，以及社會能否接納更生人等等問題，則容易被忽視。「我覺得犯罪矯正是一個大哉問，因為他也非常困難，各層次、各面向。」林常務說道。

以「超收」為例，台灣監獄長期存在超收的問題，佔多數的受刑人是因為酒駕或毒品而入獄[ 註１]，只是，監禁真的是面對酒駕跟毒品應該採取的手段嗎？對此，林常務表示，應該要重新檢討什麼是「罪」？什麼行為是「犯罪」？以毒癮來說，純粹施用毒品而未影響他人，應當是個人自由，為何可以用刑罰介入並評價為「犯罪」？其實值得檢討。如果理由是因為毒品傷身，那更傷身的尼古丁為何沒有受到相同的評價？如果是因為成癮性，那手機遊戲、網路、香菸似乎也都具有成癮性，卻也未見這些行為受到法律限制。退一步言，即使在應然面上，證立了吸食毒品應被評價為犯罪行為，實然面上卻也衍伸出許多問題，舉例而言，當吸食毒品被認定是「罪」時，社會上的污名化嚴重，讓使用者上癮造成身體負擔時也不敢就醫尋求協助，社會生活也受到影響，難以尋找工作順利謀生。

由於現況是施用者及販賣者皆罰，部分警察就有「養藥頭」而抓更多下游的作法——放任藥頭，讓他供應二、三十人毒品，需要績效時就抓兩三個施用者。甚至林常務曾聽聞，有警察趁著藥物成癮者戒斷現象發作、神智不清楚時，叫人拿毒品給他，然後當場逮捕。

在對於什麼是「罪」的反思與通盤檢討後，我們或許就不會將社會上困難的問題都丟給監獄，而造成現今的超收問題。很多時候，毒癮和酒癮同時也是醫療問題。其實，酒癮比毒癮更危險，酒癮在戒斷時很可能發生休克的狀況，呂理事長和林常務都認為，如果有酒癮的情況，應該要先到醫療場所治療，治療結束才來討論要不要有後續的刑罰執行。

雖然現今監獄有輔導機制，例如戒酒班、戒毒班等，負責「找出那個心理的洞」，但現實面上仍然存在著無法完善執行的限制，在團班的狀況下，有些人可能難以敞開心房，或是由於輔導資源有限，老師也難以持續給每一位同學很多的支持。監所的輔導資源多寡會因各監所而有所不同，像是呂理事長與林常務位於的宜蘭監獄是家暴性侵的專門協會，因此有一個專區，但例如臺北女子看守所，輔導是在走廊上擺張桌子、椅子就進行，過程中人來人往很容易被打擾，輔導便也因此很難進行。

「我的想法是，進來其實就是面對人生的最低潮，而我們的工作就是陪伴他們走完這一段。」林常務這麼說。

提及管理員與受刑人之間的關係，常務說，剛入行時他也和許多同事一樣，與監所的同學們壁壘分明，認為管理者就是管理者，而同學是被管理者，必須站在食物鏈的最頂端才能有效管理。但在監獄工作十年後，心境上也有所轉變。

在心境轉變後，彼此之間的交流也隨之開始了。跟同學們的相處就和一般人與人相處一樣，至於能不能像朋友一樣，會不會談的上心？他說或許有，但最終的想法仍是希望他們出獄以後，能夠好好過日子，能夠把他忘掉是最好的。

呂理事長也表示，在平時他也是用對朋友的態度在與同學交談，但如果是公務上的事，就要區分很清楚，公事歸公事，私交歸私交。理事長也和我們分享他管理時的方法，他會先訂定好規則，而有人違反規則時，便會糾正。因為多年的經驗，看過無數形形色色的人，讓他可以看出不同人不同的個性，並因應他們的個性調整管理方式。例如，面對比較大咖的受刑人，他大多就會用開玩笑的方式來糾正，面對比較菜的，就會比較嚴厲，讓他知道規定並且遵守。理事長說，如果明知對方很大咖卻又不給他面子，反而會造成衝突——他的目的是解決問題，並非製造對立。

「好你們都是法律系，我要丟一個問題讓你們思考一下。」在訪談結束前，林常務這麼說道，當時我們笑了出來，但他接著提的問題卻讓我們一時之間難以回答，林常務說，這個問題他也曾經問過黃榮堅教授，當時教授回答：「這個問題很簡單，我來幫大家回答。我們都是罪疑惟輕、無罪推定。」

這個「簡單」的問題是：「在你們心裡，是除惡勿盡，還是除惡勿枉？」

的確，乍聽之下並非困難，教科書如此寫，老師也是這樣說，似乎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問題。「但是各位同學我告訴你們，到了實務界之後，是不一樣的。」林常務接著說。為什麼不一樣呢？或許在這之間的差距，其實是因為社會大眾和前端負責立法、辯護、判決的法律工作者，都太習慣以嚴刑峻法作為每一次面對問題的解方。

監所問題常常涉及法律、社會層面，但又不僅僅止於如此而包山包海，或許，我們可以首先回到源頭，重新思考什麼是罪、犯罪矯正的功能是什麼，並且討論在監所中的「人」時，能理解到監所工作人員與受刑人的權益，其實並非對立，而是一體兩面。

訪談結束後，呂理事長帶著我們繞了宜蘭監獄的外區，一路上看著工場與農田、看著被精心設計過的花圃、看著矗立而無法遠望的高牆，「你們未來在從事司法工作的時候，一定要記得那些原則，因為你影響到的不只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家庭。」那些或許我們琅琅上口的原則，在離開前，理事長突然對著我們這麼說。還剛在法律路上行走，舉步而維艱前進著的我們，那個當下才感受到，在整個司法體系下，執行第一線的後端，對於做立法、辯護、判決等等過程的前端，是那麼的殷切期盼。

那個簡單的問題，「你們現在不用回答我，我小小的請求是，你們放在心裡，如果有一天你們當上律師、法官、檢察官或者是學者，面對學生的時候，如果你們想起來，我會謝謝你們。」林常務最後這麼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