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e·偷嗑】吳奕倫主動出擊成「電影辯士」　講解默片猶如遊戲實況主

Photo by 林威

去年舉辦的《致憤青・文協百年紀念影展》，為帶領觀眾重回100多年前，感受台灣人如何在「辯士」的輔助下觀賞默片，特別規劃「辯士場」，希望在向電影致敬的同時，也帶出那個年代背後的堅持與信念，在影展期間，不僅獲得許多年長觀眾的正面迴響，同時也讓外界注意到「辯士」這個有些陌生的職業。

究竟什麼是辯士？台灣辯士又是如何發展？台灣目前有辯士的存在嗎？這次，【好·嗑電影】特別邀請去年在《致憤青》上以辯士身分演出、同時也是影展翻譯、日本電影字幕翻譯師及配音員的吳奕倫，分享近年來，他對辯士的研究，以及如何成為辯士的歷程。

聲音特別好聽、每個字都非常清晰的吳奕倫，現職為日文翻譯與配音員，曾為電影預告、廣告等擔任配音；同時專精日語及粵語口筆譯，更是日文電影的字幕翻譯師，若有日本電影人在台宣傳，也經常會看見吳奕倫擔任翻譯的身影。

去年在《致憤青》上，是他首次以「辯士」這個身分進行演出，但早在之前，他就已經知道辯士的存在，甚至深入研究過這個職業：「因為我很喜歡日本的老電影，所以我很早之前就知道辯士的存在。」

吳奕倫談起他與辯士的緣分，可以回溯到2019年，當時日本電影《王牌辯士》的導演周防正行來台宣傳，而吳奕倫則擔任他的口譯：「所以我跟導演私底下有聊過辯士，導演又是學識非常淵博的人，當時他就曾向我提過日本有哪些辯士，後來我也覺得很有趣，所以主動連絡了其中一位辯士－片岡一郎。」在連絡到片岡先生後，也開啟了吳奕倫與辯士之間的不解之緣。

兩人在交流的過程中，得知吳奕倫將在《致憤青》進行辯士的演出，片岡一郎也給出許多建議，讓他能夠在準備的過程中，有方向的去參考各國的辯士表演：「不只是觀察他們說話的語氣，而是他們在說這些內容的時候，他們的觀點該怎麼跳。」吳奕倫表示，在片岡一郎的指導下，加上他當時大量的觀賞辯士的作品，慢慢抓到辯士表演的梗概與脈絡。

在電影技術與科技日益進步的此刻，對現代大多數觀眾而言，「辯士」一詞相對陌生，但對百年前的觀眾來說，這個職業卻是他們看電影不能或缺的存在，對辯士已有相當程度研究的吳奕倫，也詳細的分享了辯士的表演形式與發展。

首先是辯士的表演形式，在1895年，電影發明之後，「默片」成了新崛起的大眾娛樂，但因沒有聲音，為了讓觀眾可以更加瞭解劇情及之後的發展，特別安排辯士為默片在電影播放的過程中，負責說明、配旁白、講解劇情：「通常，面對舞台的左手邊，會是辯士，然後右手邊會是現場演奏的樂隊。」

為讓大家更貼近辯士，吳奕倫以「遊戲實況主」這個現代人耳熟能詳的職業來形容；吳奕倫解釋，辯士在台前表演的過程中，除了幫這部電影的角色進行配音外，還需要用自己的解讀去揣摩導演的想法，同時加入一些自己身為觀眾的意見：「就像是遊戲實況主，本身是站在一個全知的觀點去看，但又同時會發表自己的意見，這樣一個角色的切換，我覺得蠻像辯士這個角色。」

吳奕倫說，過去辯士主有些會寫腳本，但更多時候會依據觀眾反應，現場即興發揮，有時候更會偏離主題。因為過去的日本片的拍攝手法，多為一個長鏡頭到底，不會有過多的變化，且當時電影剛發明出來不久，所以大部分的人對電影沒有太多概念：「而之所以會有辯士，也是因為日本長期以來有像是歌舞伎、淨瑠璃文樂(傳統人偶戲)這些傳統說的藝術，所以自然而然的發展出，會有一個人站在舞台上負責解說。」

吳奕倫補充說道，對當時日本辯士而言，認為若電影鏡頭過於複雜，他們會不太好在現場呈現給觀眾，所以這也導致後來有些人認為，辯士是日本電影發展的其中一個阻力：「加上東京在1923年發生了一場大地震，導致很多片場不能用，雖然有一票人跑到京都去，但當時留在東京的新興電影人，開始拍出了很多極具電影感的作品，像小津安二郎、溝口健二、成瀨巳喜男，這些導演都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嶄露頭角。」

隨著日本導演在鏡頭語言上的日漸成熟，辯士的表演形式也開始有了變化，尤其到了現代，觀眾早已受到電影洗禮很長一段時間，即興發揮的「說戲」便也不合時宜：「到了21世紀，辯士有點像是跟默片相輔相成。」吳奕倫說，因為傳統默片是沒有任何聲音，所以相較過去，辯士此刻的存在，更偏向是幫助沒有接觸過默片的觀眾，用聲音帶著他們進入默片的影像環境裡。

事實上，台灣過去也曾有過辯士的這樣的職業，且最早可回溯到日治時期。

當時台灣因默片開始盛行，日本流行的辯士也傳至台灣，但當時台灣最早期的辯士，除了是從日本當地進行招募外，多為戲院員工兼任該職，但隨著時間與電影技術純熟，該行業也逐漸消逝在歲月的洪流之中。

但相對於日本，台灣辯士時代結束的時間，其實更晚：「其實台灣一直到1950年代，都還有辯士的存在。」吳奕倫解釋，雖然當時台灣已經出現有聲電影，但鄉下地區在用電或器材上仍不成熟，所以還是以播放默片為主，因此還是有地方辯士的存在，這也導致台灣辯士結束的時期，晚日本許多：「由於當時的辯士主要還是用台語去說，所以大概在1950、60年代，當時的國民政府開始禁方言，那些人就開始轉去電台、秀場。」

但吳奕倫認為，雖然當時辯士的時代正式結束，但對台灣文化卻也有深遠的影響：「像黃文擇老師是『八音才子』，一個人演了八個角色、然後又是旁白，某種程度可說是另一種辯士的表演，而且是十分完美的那種。現在布袋戲也已經在日本上映，所以台日文化其實一直都在互相影響。」

近年有不少經典電影透過修復的方式再現，就連默片也在這波潮流之中，這也讓辯士重新走到觀眾面前，帶來既陌生又熟悉的表演形式，將觀眾帶回百年前，人們看電影的時光隧道之中。

台灣目前僅存的辯士，除了吳奕倫外，還有去年曾與他一起在《致憤青》一同以辯士表演的鄭佳如老師，而國寶級辯士－陳錘鍾老師，在2019年因車禍身故，這也不免令人思考，台灣辯士未來發展或培育的可能性。

對此，吳奕倫先是分享了他認為成為辯士的幾項特質：「很多人第一個想到的會是聲音，雖然聲音也很重要，但你說出來的話要能夠讓人聽得懂，以台灣來講，無論你是用我們的國語，或者是台語、客家話、族語，你說出來的語言，一定要清楚到讓知道那個語言的人，都聽得清楚。」

吳奕倫認為，作為辯士，聲音或發音都需要經過基本的訓練，但更重要的是對影像的理解力：「因為用聲音表演的方式非常多。」以自身為例，吳奕倫表示自己做過動畫或廣告、電影預告配音，近年在有聲書的領域上，也有所深耕，在這麼多以聲音做為表演的形式中，由於辯士需要自己撰寫腳本，所以不單單是要對影像中角色心境上的揣摩，還需要對鏡頭的運用、剪接等要有基本的概念，如此才能將默片的影像，透過自己消化、理解後，呈現給觀眾。

「你對於影像要能夠理解，對於人跟人之間會說出那些話的邏輯，要非常清楚。」吳奕倫認為，其實說到底，辯士應該要懂得當一個「編劇」，他說：「很多人都說編劇寫對白是最難的，所以辯士要寫得出符合影片感覺的對白，這就建立在對影像理解力夠不夠。」對吳奕倫來說，雖然聲音是成為辯士的基礎之一，但對影像的理解與腳本編寫的基礎、掌握，也是邁向辯士這條道路上，不可或缺的能力。

事實上，吳奕倫在七月也受到金馬影展「經典新世代－金馬電影夏令營」之邀，傳授高中生關於辯士的相關課程，另外在嘉義也開設工作坊，在教授的課程裡面，他特別設計了一些環節，像是擷取一小段電影片段，讓學生試試看撰寫腳本、或是營造一個情境，讓學生自行填補空白的台詞等，希望讓對辯士有興趣的人，知道可以往什麼樣的方向前進。

吳奕倫表示，自己很期待能有更多人接觸、認識辯士，也期待有更多不同語言的辯士，在台灣出現：「台灣是一個非常有趣又多元文化的地方，所以如果一部片能夠欣賞到默片版、國語版、台語版、客語版、族語版，然後每一個版本的語言又融合自己的文化，我們對於影片會有更不同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