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易改

6月26日，在美國倡導下，工業七國(G7)的領袖們在德國南部舉行的年度峰會上宣布發動“全球基礎建設與投資夥伴計畫” (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將在未來5年集資6,000億美元，資助發展中國家搞基礎建設，與中國“一帶一路”創議打對台。這可謂抓中了要害，認清它是“系統性的挑戰”，先前把重點放在軍事上的威脅則欠說服力。在軍事上，中國無可能“系統性地”挑戰美利堅帝國。

以擁有核子彈頭比較，最多的是俄國，具5,977枚，美國具5,428枚，中國的數量是350，與印度的160枚、巴基斯坦的165枚近乎同一等級，是B與B-之差。按常理，擁核多者便於發動攻擊，像中國那個儲量只具嚇阻作用，足以報復性地回敬發動核戰的大國（非美俄莫屬），不足毀滅世界，能防止全球性核戰發生，而非它的禍源。

讀者或許對美國的艦隊比較熟悉，尤其在世界我們這一頭的第七艦隊。按此編號，美國至少有7個艦隊群，第七卻並非殿後，但美國目前也沒有第一艦隊，它早在1973解散，任務由第三艦隊接替，與第七艦隊分別巡邏東太平洋和西太平洋，後者也管轄部份印度洋。美國第二艦隊與第四艦隊則分別管轄北大西洋與南大西洋。第五艦隊則控制紅海、阿拉伯海、波斯灣與部份印度洋。美國第六艦隊則常駐地中海，其勢力輻射範圍是歐洲、中東與北非。美國海軍也曾經有過第八艦隊，後來改稱第二。九、十、十一、十二都曾有過，唯有第十的編號在21世紀被恢復，成為艦隊網路司令部。從地域上與功能上，這都是一支籠罩所有海域的海上武裝，規模空前，也沒對手，如果此後世界走向和平，也將是絕後的。

更具說服力的是：中國國內有5大軍區，美國的軍區—綜合各軍種名曰“一體化作戰司令部” (Unified Combat Command)—則填滿地球，計有：歐洲司令部、印太司令部、中央司令部、南方司令部、北方司令部、非洲司令部，還有統轄地球內太空的太空司令部。除了這些“地域性司令部”外，還設4個一體化“功能性司令部”，那更是超越地域，按功能無遠弗屆的，計有: 特種作戰司令部、戰略司令部、運輸司令部、網路司令部。

在冷戰年間，美國還有覆蓋全球的“戰略空軍司令部”(Strategic Air Command)，那是一年365天，每天24小時都荷著核飛彈在全球各地上空待命，至1992年冷戰結束後將戰力拆散給其他指揮部，總部則與4大功能性司令部之一的戰略司令部(USSTRATCOM)合併。這是防美國本土被核戰癱瘓後，在空中還有還擊之力。同類的旁擊方案還有在世界各大洋巡弋的配備核飛彈的龐大核潛艇群。相對這個作戰系統，中國絕對是承受方，而非主擊方。

我們先談美國在全球的地域性司令部。從年代上說：美國歐洲司令部(USEUCOM)與美國印太司令部(USINDOPACOM)的前身—美國太平洋司令部(USPACOM)—成立最早，都在1947年，乃承二戰結束美軍佔領德國和日本之餘緒。歐洲司令部這個“軍區”鎮守範圍是整個歐洲、土耳其，西至格陵蘭，假想敵則是涵蓋從東歐一直延伸至遠東的俄羅斯。印太司令部這個“軍區”覆蓋的是中國（包括台灣）、蒙古、日本、朝鮮半島、印度、孟加拉國、斯里蘭卡、東南亞地區全域、所有太平洋島嶼、澳洲、紐西蘭以及南極洲，該是地域最遼闊的。俄烏戰爭爆發後，美國歐洲司令部這個“軍區”已經變成“戰區”。目前，美國印太司令部這個“軍區”內也被搞得戰雲密佈。

美國全球性的地域司令部較晚近成立的是2002年的“北方司令部” (USNORTHCOM)，涵蓋的是美國本土、加拿大與墨西哥。與同年成立的“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一般，都是應本土遭“911恐攻”後而生。美國有地方的治安單位，聯邦也有情治單位，各州都有國民軍，而且又架床疊屋新設國土安全部，本土似乎不應設類同國境外的軍區。但“北方司令部”涵蓋的是美、加、墨三國的整個北美洲。美國的南方司令部(USSOUTHCOM)也是緊急變故的產品，成立於1963年，緊隨古巴飛彈危機(1962)之後。它涵蓋的範圍是加勒比海、中美洲與南美洲。它是在西半球有大軍區之始，早於北美洲。

至於“美國中央司令部”（USCENTCOM），其名稱具誤導性，它不是全軍的中央指揮部，而是涵蓋中東（包括非洲的埃及）、伊朗、巴基斯坦以及前蘇聯的中亞五國的一個軍區。在冷戰期間，美國曾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組成“中央公約組織”（CENTO），成員是親美的那夥中東國家如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加上印度的宿敵巴基斯坦（當時印度是親蘇聯的），但不包括雖親美但與伊斯蘭國家結仇的以色列; 此外，邀一度在該帶影響力最大的前殖民地國家英國加入。因其介於西方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另一個冷戰時期的“東南亞公約組織”(SEATO)之間，故名。

“美國中央司令部”與舊“中央公約組織”最大的不同點是後者只是一個同盟國帶。前者則不論是敵是友，同意不同意，把整個地區都當作我美國鎮守的方域。它囊括的是整個中東（包括非洲的埃及）但不包括土耳其（那是歐洲司令部的範圍），另加巴基斯坦。蘇聯解體後，這個軍區甚至覆蓋了中亞五國，與俄國和中國在內亞接壤。

“美國中央司令部”這個軍區是比較晚起的。一直以來，這一帶是老牌殖民地主義英國的勢力範圍，英國在波斯灣南岸有一連串的殖民地，至1968-1971年間才獨立，但不減英國對波斯灣油田的控制。美國的石油公司則燒沙烏地阿拉伯王國這個灶，與該地方霸權建立良好關係，在其西部國土瀕波斯灣岸建立戰略據點。

中東地區如冒現不友好勢力，英美就聯手撲滅它們，例如1953年伊朗的民選政府試圖將油田國有化，美國的中央情報局協助英國搞政變，將它推翻，扶植巴勒維廢王的兒子為新王，將共和改回王政。1958年，一群左翼軍人推翻了伊拉克的王政，建立共和國，倒向蘇聯，退出“中央公約國組織”，並推行土改與庫德族自治，美國的中情局在1973年就利用反共的復興黨推翻了它。這個聽話的政權卻“養虎為患”，孕育了後來的沙達姆‧侯賽因。

英帝國撤出前，美國在1965已經向它租借了印度洋中的迪亞哥‧加西亞島（Diego Garcia）。英國人應諾美國一個無人島，為免掉美國在其它地方的基地常遭當地人抗議之尷尬，英國人先把島民無償地強遷到其他地方去，以致他們纏訟至今。在這個鳥不生蛋的地方，美國主要是為了監聽蘇聯在印度洋中的海軍行動。至於灣區的國家群，僅憑幾個西方石油公司和中情局控制的局面是危殆的—美國在二戰期間鎮守印度洋的第五艦隊早於1947年解散。

果不其然，1979年發生了兩樁大事，年初，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推翻了巴勒維王朝，建立一個仇美的政權(被美國制裁至今)；年底，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國中央司令部”遂於1983年應運而生，迅即成為美利堅帝國最有擴張力的戰區。蘇聯解體、兩次伊拉克戰爭以及持續的“反恐戰爭”讓該軍區擴張至中亞諸國，美軍基地也不斷繁殖。

區內的百姓不幸，這裡是戰火延綿不絕帶：長達8年的兩伊戰爭、兩次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敘利亞內戰、葉門內戰、征討伊斯蘭國的戰爭、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戰爭。此外，伊朗、伊拉克與阿富汗等國遭受長期經濟制裁，其生靈之荼炭不亞於遭核武攻擊。

美國最晚(2007)成立的軍區是“非洲司令部”(USAFRICOM)，是蘇聯解體後，美國搞單邊主義在“中央司令部”軍區食髓知味之餘，再接再厲的產品。在無共可反，而反中還屬於明日的議程，即以“反恐”作全球任務為藉口，把軍力深入非洲—它的邏輯是：凡有伊斯蘭肇事份子存在的地方，就有“恐怖份子”。非洲原歸“美國歐洲司令部”，如今除了仍屬“美國中央司令部”的埃及一角，獲得了自身地域性的一體化作戰司令部，但總部仍設在德國。“反恐”值得那麼大陣仗否？還是美國的軍工複合體在擴充連鎖店營業？

在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中國威脅還未明朗化前，美國不只增設了境外的軍區，也繁殖了更多的軍事基地，是有先見之明，未雨綢繆否?還是一種有利可圖的投資? 老牌帝國主義是在海外廣建殖民地，直接統治。美國在將崛起未崛起之際，也被這股殖民地主義風刮到，故有攫取夏威夷(1898)、波多黎各(1898)、菲律賓(1898)、關島(1898)之舉，但在同時期佔領古巴後卻不併吞，把它從西班牙殖民地變成一個保護國，只“永久租借”了關塔那摩灣作為軍事基地(1903)，保留迄今。美國又在巴拿馬地峽開鑿一條打通兩大洋的運河，遭宗主國哥倫比亞拒絕後，就幫助巴拿馬叛軍分裂建國，與新國家簽約(1903)將計劃動工地段左右各5哩之帶割讓給美國，這份殖民地租借地軍事基地直屬領土四不像的安排也在1979年結束，但世上卻多了應“運”而生的“巴拿馬國”。

美國大陸幅員廣大，廣袤的空間自己都未消化完—人口未達標的猶他至1896才建州，俄卡拉荷馬至1907才建州，新墨西哥與阿利桑納則至1912年方建州—不像歐洲的小國必須向境外殖民。美國也物產豐富，資源與勞力都不假外求，不同於歐洲殖民帝國利用殖民地勞力，美國是接納全球各地的移民到自己國境內的。而且，在美帝國主義起步階段，也正值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的“海權論”被奉為皋臬，唯控制海洋方能稱霸全球被列強視做金科玉律，其爭霸猶如今日的太空競賽。西部開拓已結束的美國尤其需要在太平洋建立前瞻基地。此時，世界各地反殖民地主義已風起雲湧，這個聲浪甚至波及一戰後的巴黎和會，美國反而成為“民族自決”的發言人。老牌的大地域殖民帝國勢將被美利堅的“基地帝國”取代—但這個發展還在二戰之後。

一戰後，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國作風依舊，攫取了更多地盤，卻必須把“殖民地”美其名曰“國聯託管地”。一戰後，學會了宗主國的議會制度的印度，其獨立運動已成氣候。中國則在新成立的蘇聯影響下，將共產主義世界革命演繹為民族解放運動。反帝反殖漸成非西方世界的潮流，日本帝國主義屬後進，地盤太小，反而逆向走上征服戰爭的老路，率先將世界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泥沼。一戰後的美國呢，卻轉趨內向，沈迷於孤立主義，待至被捲入二度世界大戰，肩負起為戰後的世界重建新秩序的使命，它的全球“基地帝國”才成形。

這個新型帝國主義，雖不同於老牌帝國主義，卻共享一個淺顯的道理：唯有在用武力征服的地方，方便為所欲為。根據2021年一份不完整的估計：美國在全球沒保密的基地有750個，佔全球其他國家駐外基地的75-85%，其中119個在德國、119個在日本、73個在韓國、44個在義大利。德、日、義都是在二戰中被美軍征服的軸心國，韓國則曾是美軍的韓戰戰場，至今仍受它“保護”。二戰後，美國成立“歐洲司令部”這個軍區，總部就設在德國斯圖加特，待至2007年建立“美國非洲司令部”，總部仍然是斯圖加特。除此之外，美國全球軍區的總部都設在美國境內，這樣才不致招惹他國怨懟，但德國是曾被打趴在地的國家，復國後，冷戰接踵而來，美軍遂賴著不走了。

日本也曾被美軍佔領過。它卻是唯一遭原爆的國家，戰後被美國改寫它的憲法，永遠放棄用戰爭解決國際糾紛，云云，如何能讓自己綁在美國的戰車上，還允許美軍在境內設核武，成為敵國核武攻擊的目標？美國的解決方案就是佔領沖繩島，在其上設立38個軍事基地，佔全島五分之一。沖繩離台灣比離日本九州近，在文化上也與日本相異，可以不當“日本人”看待。在1945-1972美軍佔領期間，1,300,000沖繩人喪失了國籍，既非日本人，更非美國人，連屬民都不是，他們是被五角大廈直接統治的，喪失了行動自由，什麼地方都去不了，包括前往日本，全境對外封閉，島民向日本政府多次請願亦無反應。即使1972年將主權歸還日本後，美軍仍保有基地，弊端仍不斷滋生，最聳動的是1995年3名美軍輪姦一名12歲女孩事件。

但美軍並沒有放過日本本島，在其上仍持有佐世保和橫須賀等大型基地，後者還是美海軍第七艦隊的司令部，在遠東的地點頗為理想。至於美國整個“印太司令部”之所以沒座落在日本，是地理太偏，美國本身有更理想的地點夏威夷。如果菲律賓仍是美國屬土，會是處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間的最理想地點。

菲律賓曾淪為美國殖民地達半世紀，二戰期間被日軍協助它“獨立”，美國奪回後，只得承認這個事實，卻無礙它建立5大基地，其中兩個還是美國國境外最大的。1991年冷戰結束，菲律賓政府要求全部歸還。然而，在菲方費巨資清理了這些基地遺下的環境污染後，反而又在2012年把美軍邀請回蘇比灣海軍基地(另一大型基地克拉克已毀於火山爆發)。察其時機，當與中國的崛起有關。

老牌帝國主義必須發動殖民主義戰爭方能滅人之國，也必須擊敗其他帝國主義競爭對手才能併吞它們的殖民地。美國發覺：唯有在前殖民地和戰敗國方便於廣設基地，那麼美國也必須發動戰爭，且滅國，才能增設基地。這些星羅棋布的基地與它填滿全球的地域性軍區又是命運共同體。那麼，在這些軍區內，即使不由美方挑起戰爭，也必須維持區內原有的衝突，並加強之，千萬得阻止這些矛盾獲解決，否則美國這些海外基地就得捲鋪蓋走人，而美國的戰爭工業也將凋敝—總體來說，是帝國的散架。

在這裡先矚目美國藉戰爭之機增設基地。它的考量是地緣政治的博弈，兼有看守、掠奪、控制資源的具體考量。美國藉介入科索沃戰爭（1989-1999）之便，在該地設立了邦斯狄爾營（Camp Bondsteel）和芒忒夫營（Camp Monteith），戰爭早已結束，但基地卻變成永久的。兩個營一大一小，都奢華得像渡假村，是用來款待軍方高階的嗎？它正好座落在橫貫巴爾幹的天然氣輸送管上，其更高瞻遠矚的目標是有待開發的裏海油田和天然氣資源。不過，更直接面對這個富礦區的是“美國中央司令部”這個軍區。

美國在征討沙達姆‧侯賽因的“波斯灣戰爭”(1990-1991)中已經在沙烏地、科威特等地增設了軍事基地，伊拉克已被打趴在地，還有發動第二次伊拉克戰爭的必要嗎？蘇聯亦於1991年解體，美國反而在1995重組在1947年已解散的第五艦隊，正因該區呈現勢力真空。美國成為獨霸後，國內的新保守主義戰鷹抬頭，加上以色列的遊說團施壓，那就決定了伊拉克亡國的命運。

說起沙達姆‧侯賽因，可說被美國“一鴨兩吃”。他是伊拉克復興黨人，1963年美國扶植該集團顛覆掉親蘇聯的左翼軍政府，在復興黨政權裡，侯賽因至1979年才當上總統，卻立即碰上伊朗爆發反美的伊斯蘭革命，甚至還綁架了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侯賽因為了防範什葉派伊朗的滲透，打起長達8年的兩伊戰爭（1980-1988），形同美國的打手，美國則秘密提供伊拉克軍火，包括生化武器，被伊朗告上聯合國。

自從1967年的以色列-阿拉伯戰爭，伊拉克是眾多反以色列的阿拉伯國家之一，美國曾與之斷交，到了兩伊戰爭打得正酣的1984年，美國即與之復交，以便販賣軍火。然而，以色列正是希望美國除掉伊拉克的（至2003年終於如願），美國武裝伊拉克不是兩面派嗎？但美國的陰損還沒見底。在雷根第二任總統期間，尼加拉瓜的一個馬克思主義政權上了台(1979)，美國遂資助右翼的反抗軍（the Contras）試圖推翻它。顛覆他國政府雖然美國政府常在幹，但不可能由國會明撥經費。為了籌措軍費，雷根政府的國安會遂暗中與伊朗達成交易，在1981-1986年間對伊朗秘密軍售。伊朗革命後一直反美，被制裁至今，武器自然遭禁運，美國是強迫全球執行制裁的，如今自己違令，秘密軍售曝光後，美國國會亦調查白宮監守自盜，釀成大波。

伊朗人拿了美國的武器，不是在殺也拿了美國武器的伊拉克人嗎，反正被“種族滅絕”的不是美國人。兩伊戰爭打了8年，伊朗在首都德黑蘭建噴湧紅水的“血泉”表述犧牲之慘烈。伊拉克則財政枯竭，方有侵吞產油豐富的科威特之舉。有跡象顯示美方事前首肯，事發則阻止中東國家和聯合國的和平解決方案，徑直以早已就位的“美國中央司令部”的雄師討伐，發動“波斯灣戰爭” (1990-1991), 此後就是長達12年的制裁。

如果美國自詡“救民於倒懸”的“正義之師”，那麼來一個斬首行動便得，無需有系統地破壞伊拉克的民生設施。在第一次伊拉克戰爭中，美軍炸燬該國的電力供應與淨化食水設施；伊拉克的河流充斥病菌，在戰後長期禁運的單子上卻包括處理食水的氯。結果在制裁期間，伊拉克多死了100,000人，兒童死亡率則翻倍。(現在輪到歐洲境內的烏克蘭罹此災，世人方開始矚目這類“間接傷害”的真相。)

顯然，第一次伊拉克戰爭後，美國已在圖謀這個國家，用製造民不聊生來顛覆伊拉克的復興黨政權，後者的性質是“阿拉伯社會主義”，未聞積累大量民怨，自1963年以來根深蒂固，並非斬首行動所能解決。1998年，被弱化的伊拉克政府鎮壓庫德族的獨立戰爭，英美卻責怪它沒有遵守聯合國的制裁，竟聯手對它進行空襲4天，把它的軍事設施摧毀大半。已經進行到肢解這一步，伊拉克除了非阿拉伯人的庫德族，仍未爆發內部起義，豎立親美政權。看來，伊拉克老百姓的苦難會被無限期延續下去。

天賜良機：2001年忽然發生了不可思議的“911恐攻”，對世界的震撼力太大，美國又是苦主，十分有利它祭起“反恐戰爭”的大纛，作為世界警察的時代任務。前文已交代，美國以此為名在2007年多添了一個“非洲司令部”。同期間，美國的“南方司令部”亦將反毒品行動與“反恐”混為一談，對拉美國家施壓，在它們境內設立基地。

伊斯蘭世界既然是“恐怖主義”的正宗，美利堅帝國就振振有詞地在該帶內滅兩國：阿富汗與伊拉克。地緣政治上來說是“一鴨多吃”：它將美國的宿敵伊朗夾在中間，同時方便干涉敘利亞、保護以色列，穩住美國的地域性盟友沙烏地和土耳其，亦利於在蘇聯解體後，將美國勢力伸入中亞；至關重要的是既監控了波斯灣一帶的油田，又進窺裏海的石油和天然氣富礦區。

作為獨霸，美國已經步上“單邊主義”的歧途。在基地思維上它早有盤算: 美國在中東也必須有兩個像在二戰中被打趴在地的德國和日本，可以讓美國凌駕於其上，為所欲為。阿富汗是蓋達組織的訓練基地，塔利班政權又聲名狼藉—例如壓迫佔人口一半的婦女，又炸毀佛教古蹟巴米揚大佛—滅掉它似乎“替天行道”。

伊拉克卻是區域大國，因侵略科威特受到制裁，符合“國際賤民”的刻板形象，對其施暴也少人同情，但出師仍須有名。2001年的“911恐攻”乃天賜良機，小布希政權發動宣傳攻勢，把伊拉克復興黨這個也在鎮壓宗教狂熱派的世俗政權硬說成在提供恐怖份子“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反正在美國大眾的眼裡，中東人都一樣。美國的情報單位蒐集不到證據，聯合國的武器檢查員也查無實據。反而，受美國壓力辦案的聯合國在2002年要求伊拉克交出歷年採購武器的清單時，美國與西方國家在1991年前對伊拉克的軍售將曝光，小布希立即派人奔赴紐約聯合國大廈將它奪走，從11,800頁刪掉了8,000頁後發還給聯合國。

2003年，師出無名，以美、英、澳為主的112,000大軍還是將伊拉克滅了。此後，佔領軍以各種“臨時”、“過渡”形式從直接統治到“還政”給一個重組的伊拉克政府。美國佔領期間兵員最高增至239,000，分駐505個基地。美國對伊拉克的“改造”是廢掉了復興黨政權的計畫經濟和對外資的禁止，尤其是石油產業。在其最盛期，伊拉克境內有135,000個美國承包商，控制了該國的食水、用電等基礎產業（看來，先前炸毀民生設施是製造商機、輸送利益）。他們也承包建築美軍基地。承包商需要保鑣，遂引入了大量僱傭兵公司的私營武裝。美國人對自己輸送利益絕不限於所謂“重建"，2008年美國對伊拉克的軍售額佔全部對外軍售的三份之一強，既然已受美駐軍保護，這不是攤派嗎?

2011年，美軍算是正式地“撤軍”了，但2004年佔領軍的“過渡政府”已經撥了104英畝作為美國大使館區，乃世上最大的，這個梵蒂岡面積的“大使館”是國中之國，有自成系統的水電供應、排泄物處理、商店、活動中心，有自己的“國防”包括地對空飛彈。留了這一手後，奧巴馬時代的“撤軍”是做給國人看的，那些重點美軍基地仍照常營業。

在侵略與佔領伊拉克期間，美國固然製造了本地人很大的傷亡，但更罄竹難書的是對人類遺產的摧毀。在美國攻入巴格達期間，社會秩序崩壞，美軍只派部隊保護伊拉克的內政部、石油部和北部的油田。在無保護的情形下，伊拉克的國家博物館遭搶掠，數萬件稀世文物散失世界各地。同時，國家圖書檔案館被焚，宗教事務部的古蘭經博物館亦被焚毀，至少一百萬部圖書與一千萬份文件被付之一炬，包括奧斯曼時期與伊拉克王國時期的歷史檔案。打一個比方，好比故宮遭無可復原的洗劫、清廷的整個內閣大庫檔案全毀。

在出師之先，已有美國學者、博物館長、古物學家對五角大廈表達他們的擔憂，希望軍方預設保護措施，但報章亦透露有些與白宮有關係的私人收藏家游說五角大廈在佔領伊拉克後放寬對文物出口的管制，謂“文物會比在伊拉克境內更穩妥安全”云云。歸根究底，非法盜賣古物是繼軍售、販毒之後的第三高利潤的國際貿易。

美國也在糟蹋伊拉克的古蹟。美國大兵在四千多年前的烏爾的通天塔上塗鴉，直升機升降挑起的飛沙損壞古蹟的外貌，在巴比倫古城遺址附近，不理會大英博物館專家的抗議，盟軍硬要蓋美軍和波蘭部隊的庫房，結果直升機吹塌古廟的屋頂與牆。伊拉克境內有一萬多處考古遺址，只有一千五百處獲研究。在美軍佔領期間，其中一些被明目張膽非法挖掘，出土文物被非法盜賣給西方和日本的收藏家。另一些則被美軍蓋基地用推土機鏟平舂實，從此不可能進行考古研究和成為觀光景點。

美國的戰略盤算不會經得起幾度夕陽紅，時間將使它灰飛煙滅，但它造成的文明起源記憶的灰飛煙滅卻是罪無可逭的。兩河流域是人類文明的起家厝，文化盲的美國領導人和類蠻族的美軍對它如此糟蹋，“反人類罪”不足名之，宜稱“反全人類罪”。

亡了國的伊拉克人武裝起義風起雲湧，復興黨人不在多數，多為復國志士、伊斯蘭教派份子，有本土的，也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反美帝斗士。他們攻擊“偽政府”、襲擊美軍，也互鬥—一律被美國框入“反恐”的時代任務裡。伊拉克人中什葉派居多數，遜尼派居寡，在復興黨這個世俗政權底下這個矛盾是被鎮住的，一旦美國在伊拉克製造一個“民選”政府，這個平衡就傾斜了，什葉派成了當權派，與隔鄰的美國宿敵伊朗同宗，無知的美國證實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失勢的遜尼派則參加了崛起於北方的“伊斯蘭國”—在復興黨維持區域秩序的時候，這個神權怪胎的降臨實難以想象。

伊斯蘭國這個“反恐時代”的“經典病毒”繼而侵蝕敘利亞，導致美國名正言順回師伊拉克進剿。在越境討伐它的流毒之先，美國已捲入由“阿拉伯之春”引發的敘利亞內戰(2011- )，支持叛軍圖顛覆敘利亞的復興黨政權，於是變成一團混戰。因俄國介入力挺敘利亞政府，這一次美國未能遂將另一個國家從“獨裁政權”底下“解放”之願。

2011年，“阿拉伯之春”也淹沒了利比亞，爆發反政府內戰，在位42年的格達費是美國的宿敵，美國在雷根時代就嘗試炸死他，未遂。如今時機來臨了。格達費試圖平亂，卻被座落於海牙的國際刑事法庭宣布他犯了“反人類罪”，繼而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在其國境內實施禁飛區，以“保護平民”，接著以美國為首的北約進行武裝干涉，終達成剷除他的目的。這個生活已迫近歐洲水平的小康國家，被打回軍閥割據的原形，且被從事“世界革命”的伊斯蘭國乘虛而入，導致川普總統從2015-2019年間軍事介入利比亞。

美國把中東搞得稀巴爛，至2016年已製造了5,200,000名難民，湧向近水樓台的歐洲。歐盟是美國的盟友，也是競爭對手，如今收一石二鳥之效。難民潮搞亂了歐洲的社會秩序，導致政治光譜中的極右派抬頭，但歐盟的經濟還扛得住。

俄烏戰爭的爆發卻為歐洲蒙上“中東化”的陰影。俄國無疑與美國一樣，是擴張主義者，但不一定需採傷人傷己的下策。德法等國希望歐洲能擺脫美國的挾持，走自己的路，曾試圖將俄國融入歐洲，成為大歐洲的一員，也成為西歐資本開發之地。在今年6月“反俄”的馬德里北約峰會之前，上一次北約國家元首會議是2010年在里斯本舉行，通過的《戰略概念》明文寫著“俄羅斯不構成威脅，北約與俄羅斯之間樂見真正戰略夥伴關係。”

但歐洲有兩個，一個是睦鄰的西歐，另一個是仇俄的東歐，美國利用了前蘇聯和前東歐集團對今日俄國的敵意，擴大區域矛盾。德法對北約還有一點控制，卻控制不了美國的歐洲司令部。2020年，川普總統藉口德國付的“保護費”太少，將一部分美軍部隊東移至波蘭。俄烏戰爭其實是美俄對決，歐盟卻被迫回到美國的牢籠裡，與美國一道制裁俄國，但美國比較自足，歐洲制裁俄國卻變成對自己禁運生產資料，將導致經濟蕭條，漁翁得利的是美國。

俄烏戰爭打響後，美國還牽著北約東擴至印太地區，試圖將它轉化為全球性的反中聯盟。先前，美國對中打貿易戰，除了增加關稅外，還強制中國必須從美國購買各類商品，等於用非市場手段奪走了歐洲的市場份額。如今歐盟又被綁在美國另一個戰場的戰車上，除了“維護民主價值”的空洞口號外，它對自身利益是越來越悖了。

美國將地球一整個區域糜爛化的伎倆，在東亞地區也在得逞中，未來如何惡化尚未可知。韓國人有強烈的終止南北對抗，統一國家的願望，從金大中總統開始，盧武鉉、文在寅再接再厲，對朝鮮推行“陽光政策”，如能促成南方資金幫助北方發展，非但對國家統一踏出一大步，也將遏阻朝鮮走上發展核武、威脅四鄰之不歸路。此願景成真之日，正是美國基地捲鋪蓋之時。美國在區內總物色到鷹派，把“陽光政策”逆轉，使南北對抗惡化。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大陸漸成台灣最大的貿易夥伴，美國反屈居第三，馬總統時代遂有兩岸和解政策。為了破壞這個整合（整合不等於併吞），美國一樣在區內找到代理人，將兩岸矛盾激化至冷戰結束以來未曾有的惡劣。美國對台的貿易逆差還可以由提高軍售抵銷一部分。在形勢日趨緊張下，美國甚至“授意”台灣改革兵役制，在不少島內人士以為美國人會替他們當炮灰的妄想症的土壤上，培養他們當炮灰。

參照美國的前科，其心目中最如意的算盤該是以台灣的全毀換取中國大陸的半毀，中國自此崛起無望。台灣則被美國賜與一個國號後，由國際金融機構協助重建這片殘破的國土；數十萬美國、英國、日本、澳洲的承包商湧入，恢復台灣的基礎建設。這些人大撈一筆撤走後(或無需撤走)，美國將繼續“保護”台灣，設基地，並無掛礙地享有美軍與大多數基地主人國簽訂的“外軍協議” (Status of Forces Agreement, 簡稱SOFA)，即治外法權。美國在台灣不只是恢復了1979年斷交前的駐軍，而將是繼古巴、菲律賓、巴拿馬第一代、德、日第二代、韓國第三代、伊拉克第四代之後接替的第五代“最服貼的基地地主國”，即最符合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原則，也具最受支配的地主國環境。加碼軍售攤派則在不言中。

然而，美國終算保住了附庸國的“民主政治”—一個向宗主國與受宗主國扶持的執政黨輸送利益的民選政府。建國沒有不犧牲的，不破也不會立，這該是一個不算很壞的交易，即使日本與韓國至今也不是全面自主的國家，在美國保護傘底下也過得不錯。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復興之夢碎，但它已成“外國”，無關宏旨，至於“本國”必須不時在“美國人會不高興”(在萊豬進口時聽過這句話)、“日本人會不高興”(讓核食進口的心態)的警惕底下治國，又何妨，世上大多數國家不就是事大的嗎？只需去炎皇子孫化，便心安理得。

俄烏戰爭爆發後，由美國領頭，澳洲唱和，台灣綠營附和之下，將中國大陸比做侵略者俄國。這個比附如果說得通，則1949後重新站起來的中國必須圖謀恢復大清帝國喪失的全部領土，包括被俄國掠奪的近三分之一的國土，但中國當局除了文革高峰期中蘇分裂白熱化期間，從未提起過。今俄國藉口蘇聯解體後有大量俄國人被“困陷”在前加盟共和國境內，祖國必須解救他們，按此比附，華人在東南亞的比例絕對高於這些所謂“俄裔”，中國必然一直都在這整個地區造亂。事實上，即使爆發過1998年印尼的大規模搗毀華人財產、大量強姦華人婦女的慘案，中國的態度仍然是不干涉他國內政。

俄國目前是把對歐洲鄰居(除白俄羅斯外)的關係全搞砸，先前採取中立的鄰國如今都申請加入北約，等於助長北約東擴，這基本上不如中國共產黨人鬥爭講究“有理、有利、有節”。俄國只顧眼前通吃，造成世界範圍的飢荒與逆轉抗全球暖化的惡人是做定了。中國與越南與印度都爆發過戰爭，事後力圖恢復正常關係，舊事不重提。中國民眾不乏仇日的，但政府沒有跟著他們走，反而韓、日兩國結怨多年近期仍發生政府層級的反目成仇（在2019年因慰安婦歷史問題釀成相互制裁）。在美國近日咄咄逼人前，大陸中國人對美國的欣羨不亞於台灣，甚至有人譏諷中國人反的“美帝”是beautiful imperialism。中國菁英份子多力圖留學美國並入籍。如今無論美國如何做惡人，在中國人之間總激不起伊斯蘭世界對美國的那份怨毒。

列數1949年以來中國對外戰爭只有三次，第一回是1950-1953年介入韓戰。美國帶頭的“聯合國軍”已進迫鴨綠江，勢將統一朝鮮半島，危及中國東北，中共在國內立足未穩、內戰仍在進行、百廢待興，既無空軍海軍，亦無原子彈，仍緊咬牙根介入，犧牲慘烈只圖恢復南北分界的38線。戰後，中方亦撤出朝鮮，不如西方帝國主義般留下建基地駐軍，朝鮮非但沒變成中國的傀儡，領導階層內鬥還整肅掉延安時期培養的幹部，中蘇鬧分裂時採取中立，反而，在國內出現窘困時還需替它擦屁股。

中國第二次捲入對外戰爭是1962年的中印戰爭，其背景是英國人統治印度期間留下的一段瓜葛。1914年，英人為防範俄勢力伸入西藏、危及印度，遂與中方與藏方會晤於印度的西姆拉澄清勢力範圍，把西藏分為前後藏，承認中國對兩者不同程度的宗主權，實質上支持西藏獨立，條件是將印度與西藏的分界定在英國人劃的“麥克馬洪線”。

中方從未承認過這條線，1914年的條約到後來只有英、藏兩方簽字。1947年印度獨立，藏人試圖討回失地，未果，獨立後的印度繼承了英國這份殖民主義遺產，問題從未解決，中印兩國終於爆發戰爭，但中方在重創印方後卻自動撤回這條線之後，並遣返戰俘，保留有爭議的未定界。兩國邊境上的小型衝突燃燒至今，已改成不用熱兵器的肉搏。在川普對中大打貿易戰期間，印度也跟進制裁了多種中國商品，中方沒有回敬，關係從未惡劣至兩國互封對方領事館的地步(中美的互封是川普先發難的)。

第三回是1979年解放軍越過中越邊界在越南北疆作"懲罰性"打擊，導火線是中國在援助越南打跑了美軍後，越南在中蘇分裂上倒向蘇聯，視境內華人太多為隱憂，把在北方的驅逐於廣西境內，南方的華人則被逼上漂浮大海的難民船，讓國際社會去收容那些未喪生怒海和海盜之手者。當時越南的大軍還在柬埔寨消滅中國的盟邦紅色高棉，北疆空虛。若按照今日普京的思維，則會揮師南下威脅河內，併吞其北疆的領土，結下歷代冤冤相報之孽緣。中國對越南則"懲罰"完了就回家，也沒喊今日被美、俄兩國用乏了的"種族滅絕"指控，越方似乎沒什麼損失。中國竟將這次出兵說成是對家族成員施家法。鄧小平說：“小朋友不聽話，要打屁股嘍！”長大成熟後前嫌盡釋，今日兩國邦交還算和睦，這段歷史無人再提，雖是鄧小平任內唯一的一次境外戰爭，在大陸拍他的傳記電視劇集中卻沒有了這一段歷史。這與普京用“去納粹化”為由入侵曾是蘇聯加盟共和國的兄弟之邦、且分割其領土是天差地別啊！

與今日普京動輒就對表達敵意的國家施展制裁，中國大陸對天天在煽動仇中的台灣政權是相當節制的。近兩年大陸對台灣農漁業的打擊，是處于揪出害蟲、過量的防腐劑與制裁之間的灰色地帶，而且挑的不是要害。對台方不斷地戳與捅，大陸方面總是不痛不癢地重複“某些人謀獨沒有好下場”。大陸與台灣的經濟已緊密地結合，是美國在試圖拆散，大陸才不會上這個惡當，台灣的執政者想必也懂這個道理，因此不斷在戳與捅對岸，連嚴重制裁都不會招致，反被大陸用“新四通”呼喚。“中國威脅論”在島內騙取選票倒頂管用，卻並非美國老闆心目中能挑起戰端的那種“中國威脅論”，美國最後勢必親自點燃導火線。

對全球的史盲來說，看到的是當前電視屏幕上中國大陸對台灣、南海和釣魚台海域彩色的"侵略"意象，且被類比破壞現有國際秩序的俄羅斯。如果把國共內戰延續的台海交鋒也算進去，北京捲入的戰爭當然不只上列三回。如今國民政府已下野，中國大陸為何不能如清朝喪失的故土般放手?

問題在於台灣仍背著"中國"的國號，如被外力介入變成另一個國家，則猶如20世紀30年代日本帝國主義把中國的東北變成"滿州國"。在"事變"沒爆發前，是南京中央與東北地方奉系軍閥的矛盾，一旦被外國當作是它的"生命線"，則不只領土被分割，且變成壓在中國民族復興頭上的一塊磐石，換而言之，別再夢想崛起。日本由此大陸基地出發，侵吞熱河，西進搞蒙古獨立，日本由島國不斷擴大它的大陸霸權，繼併吞朝鮮半島後，將中國支解。當時曰"生命線"，今日則云"第一島鏈"，都是它國設在另一國境內的，誰的生命線?誰的第一島鏈?是主人翁的嗎?

南海問題稍具爭議性。南京政府時代將“南中國海”領海的框範線分作十一段，中共建國後，尊重當時還弱小的北越兄弟邦，於1953年將中越共享的水域“北部灣”和“東京灣”該兩段的標籤去掉，改為“九段線”。無論是哪一個中國政府劃的線，這是一個與鄰國有爭議的水域，中國是爭議的一方，反倒是處在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國也插上一腳，總是站在抵制中國的立場遽下定論。

在這方面，台灣的報導在製造認知失調，在大方向上是採聯美抗中立場，但總不能說太平島不屬於自己。可能必待建立新國家後，才能將“南中國海”也“去中國化”，好比李登輝將釣魚台群島“正名”為“尖閣列島”一般。它將重演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令中土北邊屏障盡失的故事否?

至於釣魚台海域，本是台灣宜蘭縣的一部份，是美國把沖繩歸回日本時錯誤地（故意地？）把它包括在內，當時國民政府曾提出抗議。待至李登輝總統上台，則把它"去中國化"，送給日本了，是連台灣也"去中國化"的前奏否？中國既然視台灣為國土，當然將釣魚台也包含在內。東亞地區這個既有矛盾，又因中國海軍日益壯大而日本國內右翼勢力死灰復燃，不斷惡化。日本得之不正，但既然是美國送的，在爭議中自然把老大哥也捲進來。美國則樂見這個矛盾的惡化，給日本重整軍備提供了一個契機。

縱使史盲滿天下，他們最傷痛的事總是畢生難忘的，好比一個渾渾噩噩過一生的人，遭遇過嚴重車禍總會深刻於心。澳洲算是美利堅帝國的“第三島鏈”吧，眾多的澳洲人，在彩色的電視屏幕上看到中國在其國防線周邊重展國威（他們並不理解為突出重圍），還將其觸角伸至索羅門群島，在其“部落記憶”(tribal memory)中遂勾起了大平洋戰爭期間日軍推進至新幾內亞，空襲澳洲北部的往事。搞“認知戰”除了利用歷史失憶症、植入虛假記憶（改寫歷史教科書）等伎倆，還可以操弄傷痛的“部落記憶”，激活潛藏的心魔，反正人們的思想習慣總需用已知的往事去“熟悉化”正在發生的以及預期的。

美利堅帝國並非本性貪得無厭，它的行為由結構性決定。按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在世界史的現時段，資本主義是戰爭之源。這個命題其實是馬克思死後由列寧等人發展而成，他們將後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生命史定性為“帝國主義時代”，預測帝國主義國家為了從新瓜分世界必然爆發大戰，既然地球已被瓜分殆盡，危機變成結構性的，無出路，唯有間歇性地發作，直至該體制走到生命盡頭。列寧以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這個盡頭，是無產階級奪權的時刻。

事後證明：列寧的願景過度樂觀。蘇聯推行的工業國有化、計劃經濟、農業集體化的體制只是取消了原始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克服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終止資本家以刎頸式競爭不斷侵蝕工人的生活水平、終結經濟蕭條週期造成的大量失業、根除生產過剩而勞動者反越益被剝奪的荒謬、更釜底抽薪地杜絕周期性的帝國主義戰爭，使勞動者不再淪為砲灰。一旦當資本主義也克服了馬克思時代的原始資本主義型態，蘇聯的共產主義體制反而變成了化石，被歷史淘汰。

對資本主義自身來說，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亦走不下去，必然過渡到“壟斷資本”這個型態。“壟斷”予人獨家專賣的錯義，其實是指社會各生產部門如今都從屬金融資本，市場並沒有消失，而是受到操控。在俄國十月革命前，西方資本主義其實已進入了這個階段。列寧視它為朝計畫經濟跨出的一大步，唯私有制仍梗在道上，故無法走完，就欠社會主義臨門一腳。資本主義的生命期進入壟斷資本階段，輸出到被殖民化的世界就不是商品，而是資本。有異於自由市場不歡迎政府干預，壟斷資本的寡頭是與國家機器緊密結合的，在全球的市場地盤已被瓜分殆盡下，帝國主義競爭白熱化勢必訴諸世界大戰去決定重新瓜分。換而言之，帝國主義國內的生產無政府狀態暫獲控制，卻將無政府狀態轉嫁到國際間。

令共產主義者落空，第一次世界大戰並無埋葬資本主義，但他們仍以為剩下的時光只是它的天鵝曲。果不其然，一戰結束才10載，資本主義世界就爆發了總危機：全球性的大蕭條。連比較壯碩的美國資本主義也需國家出手吸納失業人口，搞基礎建設，變成了最大的雇主，表現在羅斯福的“新政”裡。條件不如、又受挫折的德、日等帝國主義則走上侵略之路，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

由國家直接左右市場規律，尤其透過“銀行的銀行”聯邦儲備調控市場，不要說馬克思，乃連列寧都未夢見過的事。馬克思主義理論進一步發展，將之定性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個名詞亦產生誤導，並非國家“壟斷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而是資本主義欲繼續生存的話，必須由國家這個最高層次來節制市場的不穩定性和降低它的災難性。

大蕭條這個資本主義總危機並未因此解決，總危機惡化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究其結構性原因，是全球經濟還欠缺一個中心去調控。美國給戰後的世界提供了這個中心，其實有半個世界已經“淪陷”給共產主義，剩下的另一半由美國做莊，它以美元作為“自由世界”經濟的通貨，並設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乃與國家層級交易的超國家金融機構，其實是美國央行功能的全球延伸。由目前俄烏戰爭看出: 美國可以將俄國應用國際銀行代碼的服務切斷，透露目前的資本主義形態已升級為“國際壟斷資本主義”。

美國還壟斷了對非西方世界的用兵權，當英、法為了蘇彞士運河被國有化的危機，擅自出兵埃及(1956)，不只被美國扯後腿，還被當世人面羞辱了一頓，導致它們內閣倒台。此後，西歐只能當作美國“盟軍”身分參加戰爭。對“淪陷了”的另一半的世界，美國則在全球各地結盟圍堵，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央公約組織、東南亞公約組織，至東亞，則因中、日、韓三國不能相處，美國就簽三個雙邊協防條約權充公約組織。這一連串結盟是一個緊箍，因為北極的另一方正是北約成員國加拿大，形成一個的完美的包圍圈。美國的同盟網絡是覆蓋全球的，連沒處在包圍圈上的澳洲和紐西蘭亦和美國簽訂“澳紐美安全條約”。

美國亦一躍而為全球最大的軍火商。這是歷史性的市場應急否？還是基本的結構性使然。前面說過：1930年代的大蕭條最後由一場新的世界大戰解決。進入1930年代，德國和日本都目睹極右的好戰份子上台，該年代後期，連羅斯福的“新政”也黔驢技窮。世界大戰及時爆發，戰時生產將列強救出了大蕭條，解決了參戰各國的失業問題，美國男子參軍，國內生產線還得由當家庭主婦的婦女擔當。這場戰爭恢復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平衡，卻丟失了半壁江山。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個總危機催生了一個共產國家：蘇聯，第二次世界大戰則產下了“共產世界”。

資本主義反而絕處重生。從壟斷資本到“國際壟斷資本主義”，資本主義開始從生產往消費傾斜，在後者裡，服務業又有壓倒實物消費的趨勢。服務業包括金融、廣告、行銷、傳媒、通訊、運輸、航運、房地產、醫療、心理治療、公關、諮詢、訴訟、文娛、時尚、旅遊、快遞、討債、客服、維修、清潔、除害、環境保護、靈修、養生...以及不斷想像出來的、超乎常人想像的“服務”。

進入1970年代，美國經濟中服務業的比重開始壓到製造業。金融業尤其助長虛擬經濟，資本主義進入第二春，其繁榮富裕不再是建築在傳統的實體經濟之上，而是用有待創造出來的財富，去消費還未完成購買的商品或服務，用的是已與貴金屬脫鉤的法定貨幣(後者形同欠據)。國家帶頭，地方、企業至個人都以信貸度日。法定貨幣本身，甚至債務都可以商品化。如果原始資本主義的致命傷是製造業生產過剩的不景氣周期，在我們新的資本主義底下，則被週而復始的泡沫化債務危機所取代。資本主義無限成長的信念給我們塑造的時間觀是沒有天頂的天梯式爬升，萬一這個時間觀到頭來是一條在吞噬自己尾巴的蛇呢？

消費主義經濟應該還有很重要的一環，因世人未能跳脫經濟是攸關“民生”的思想框限，把它忽略了，它就是“死亡工業”。若資本帝國主義是現代戰爭的結構性導因，它賴以營運者正是“死亡工業”。1930年代資本主義總危機賴第二次世界大戰暫時脫困，但資本主義的結構性未變。消費主義在1920年代已經成形，說明不斷製造新需求，光憑民生工業不足以維持持續成長、充分就業，創造充足的消費群。1966年的一部美國馬克思主義著作《壟斷資本》指出；美國軍工複合體吸納的全國勞動力的比例，與大蕭條時代失業率同：全國勞動力的四分之一。

這是一種說法，有提出反證數據的，1966年的全景也與今日的不同。最爭議的該是定義問題：軍工複合體不限於有大量兵員就業、冷熱兵器的生產、船艦、戰機的製造、軍糧的儲備、軍人袍服的供給，電訊網絡的架構、基地的建築；它有自身的工程單位、學校、文官部門、法律單位、情報單位、網路單位、氣象單位、海洋學單位、太空單位，亦調動各種生產業（消耗品從食品、汽油，...到防洒油；各類器械，從推土機、起重機 ...到吃角子老虎機），以及上列所有的服務業，而服務業又日新月異。美國的軍工複合體營業範圍亦非限於本國，而是佈於全球。

美國在國內外遍設基地，因為規模過於浩瀚，非軍方的工程部隊所能涵蓋，必須由私人企業承包。除了建築營房、碉堡、庫房、機庫、跑道、運動場、泳池、電影院、網球場、保齡球場、滑雪場、軍用海浴場等實體之外，還需承包供水供電，清潔打掃，海外基地猶需設立與家人通話的機制。醫療不用說，是部隊的一個部門，但藥廠可以是私營的。此外，軍人亦需旅遊、心理治療與靈修，等等。軍方也讓“漢堡王”、“潛艇堡”與“必勝客”把連鎖店開到海外的美軍基地裡，提供服役者家鄉風味。

在廢除徵兵制後，美國的兵源多從失業的黑人與拉丁裔貧窮區中開發，徵兵模擬促銷行業，把當兵說得是前途似錦。與平民的關係搞壞（尤其在海外），例如污染環境，駕車肇事、強姦民女等，又有求於訴訟業與公關業。更有甚者，自伊拉克戰爭以來形成大企業的私人僱傭兵公司—它們也是大型“服務業”。這些只是筆者所聞的九牛一毛。

美國的軍事基地一方面給本土與駐在國帶來了繁榮，也要它們付出代價，導致基地之設不一定是表面的純軍事考量，其實是國家力量活化市場經濟的一種機制。美國國內50州有必要在設450-500個基地嗎? 它透露美國有大量兵員遣往世界各地，但不少基地卻是當地的政客為了爭取選票憑關係硬邀來的，為地方製造就業，其功能有點像羅斯福的“新政”，無關國防。當國防部想做合理調整，將國內一些基地關閉，移往國外，就在地方上引起軒然大波，好比一個大學城聞知大學將關閉校園遷之它處一般。2005年那一回甚至鬧到參議院，管轄撥款軍事建築的小組委員會要求國防部先裁撤海外的基地，將子弟兵接回國內。五角大廈反問: “納稅人願負擔否?”原來駐軍在海外有一個好處，部份軍費是由駐在國負擔的，二戰的投降國德國與日本，韓戰中被美國保住的韓國尤其沉重，它們也不斷要求減少，至川普時代鬧至不愉快。捍衛國家主權的人，尤其是左派總希望將美國人趕走，但那些靠美軍基地繁榮的小鎮將蒙受打擊，沒落。

由此一瞥，美國遍布全球的基地網絡也是一盤生意經。凡是身為美國盟友的，都必須從美國處軍購，它自然是天文數字的大生意。美國的軍工複合體不是供應一個國家，而是供應全球的一個跨國企業，是美國當今少數能抵銷外貿逆差的產業之一。美國軍售的操作完全契合消費主義經濟的模式，那就是行銷、促銷、長銷與客服配套。任何產業，如果出現滯銷皆危及生存，死亡工業也一樣，它必須不斷有戰爭才能養活自己。戰爭也是最有效的促銷，目前正在進行的俄烏戰爭就是一個最好的會展展示廳，美國軍火的犀利獲得充分展示。

行銷、促銷之餘，長銷與客服也頂重要。2021年的數據顯示: 美國軍方有14套培訓計劃，推廣至150餘國，培訓各軍階的軍事人員共7萬人，有派教導員至該國的，也有把學員送來美國受訓的，受了培訓的學員回國後又變成第二代教師。你學會了美式武器裝備後，還能去換另一種操作系統嗎? 另一國的武器系統有那麼多客服站嗎?

除了製造顧客群之外，這類計畫在美國的後院是培養看家護院，拉丁美洲的軍警都是美國訓練與裝備的，這些武裝在世界戰場上充當美國的“盟軍”是不頂用的，在撐起本國獨裁政權、鎮壓革命人民則綽綽有餘—在20世紀屢試不爽。在冷戰期間，美國自然也一直在培訓守在第一線的“友軍”。在越戰中美國自身赤膊上陣，傷亡慘重，這類培訓計畫的重點遂有所變化。

承美國在越戰末期“越戰越南化”的思維，1976年在國務院底下設“國際軍事教育與訓練計劃”(Internat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 簡稱IMET)。在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IMET在1990年代的規模反而擴充了4倍。但國務院的IMET與五角大廈的“外國軍事融資”(Foreign Military Financing, 簡稱FMF)是小巫見大巫，FMF的規模是IMET的20倍，它直接控制軍售，並貸款給買方，成交後提供訓練與“客服”。美國的“死亡商人”多非私商，而是五角大廈本身。這樣，美國的軍工複合體也有了自身的“世界開發銀行”，不過限於單項目便是。美國國務院辦外交的功能顯然已被五角大廈蓋過—美國作為一個戰爭國家(warfare state)，不得不然。

上述這些計劃的前題既然是“越戰越南化”，那麼受培訓的“友軍”就不是打頭陣，而是孤軍作戰，美國只限於提供軍火與“道義支持”，今日陷入苦戰的烏克蘭軍是血淋淋的例子。美國如果成功地挑起台海戰役，國軍的處境將會比侵華日軍底下的“皇協軍”還不如，抗戰期間侵華日軍兵力不足，因此組織了兵力相當於日軍的中國人部隊，日軍自己負擔主戰場，皇協軍主要用來“協助”鎮壓後方與對付抗日游擊隊。台海戰役將純粹由中國人互相去“種族滅絕”。

今年6月的G7峰會為了抵制中國“一帶一路”，提出援助發展中國家基建的另類倡議，反指控中國將受援國推入“債務陷阱”。歷史卻證明：這正是帝國主義國家將自己幹過的、一直都在幹的勾當活龍活現地寫成劇本，然後填入中國這個主角。

近的不說，19世紀上半期，埃及脫離奧斯曼土耳其，自己搞工業化，對歐洲急起直追。然而，至19世紀下葉，埃及卻屈服於西方要求開放自由市場、舉外債開發國家的要求。開頭似乎收效，因美國南北戰爭，南方的棉花出口大減，埃及的棉花看好，但美國內戰一結束，埃及的厄運就臨頭，它的收入不足以償還債務，西方的列強卻不斷貸款給它，以債養債，已無關發展本國的經濟，最後連基本建設都抵押上，包括埃及在蘇伊士運河的股份。為了逼債，英、法成立埃及債務基金，掌控了埃及的國家收入用來付息。最後，英國用承認法國獨佔突尼西亞交換自己獨佔埃及(1882)。

19、20世紀之交，歐洲列強也使拉丁美洲陷入債務陷阱，以便它們染指。西半球是美國的後院，老羅斯福總統遂重申“門羅主義”，把歐洲屏諸門外，還對門羅主義予以增訂: 唯有美國有權干預拉美債務國與無賴國的內政。這塊禁臠，遠的不說，在二戰後的國際壟斷資本主義體系下，就被陷入過“拉丁美洲的債務危機”(Latin American Debt Crisis)，從1970年代末開始，終1980年代，是拉美史上的“失落的十年”。

其背景是1971年，美國尼克森總統切斷了二戰後設定的美元和黃金的兌換，各國貨幣的匯率即開始浮動，每日一變，助長了投機風。見有機可乘，美國的銀行就放鬆貸款的標準，將一些貸款硬塞給拉丁美洲的政府，包括一些獨裁者，不理會它們有福消受否。其結果是造成崩盤，美國政府接收這個爛攤子，將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的功能轉化爲討債公司，介入這些國家重組它們的債務，能夠清還多少是多少，條件是其國民經濟必須接受結構性改造，削減國內的健保、社福與教育支出，將國內市場開放給外資，也不允許這些國家終止其國幣與外幣的兌換—因為這種措施將暫防資金外流，也不便外人對其國幣大起大落的匯率投機。於是，幾乎所有拉美國家在這個時段皆無發展可言，在日用品、就業、甚至公共設施上都得依賴美國的跨國公司。

在1980年代末期，蘇聯集團走向解體、世界左翼運動退潮，中國則努力融入資本主義全球經濟，乃有1990年代初福山之歡呼“歷史的終結”。在此資本主義“大獲全勝”的時刻，美英的新古典經濟學派成為時代寵兒，其意識形態即“新自由主義”。它倡導“全球化”，希望將全球打通為一個龐大的自由市場。於是，拉丁美洲“失落的十年”的災難也降臨到世界其他地方。

1997年，亞洲爆發金融風暴，也是由於資金湧入東南亞，造成東南亞國家的實際生產力不如賬面甚遠，形成泡沫，決堤由泰國放棄固定匯率制開始，引發一場遍及東南亞的金融風暴。菲律賓、印尼、新加波、香港幣匯率的波動引來國際投機客入侵割韭菜，這場風暴也刮到台灣，韓國則被迫向國際貨幣基金求助，後者派出的欽差頤指氣使之嘴臉被捕捉在2018年的韓劇《國家破產之日》裡。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最大受害者莫如阿根廷。這個國家接納新自由主義理念，溫馴地遵循國際貨幣基金的指示，竟然將銀行業也開放賣給外資，後者至1998年擁有了阿國80%的銀行，外人又將阿國的披索與美元等幣值，以便美元在阿國境內被當作國幣一般流通。待至2002年，阿根廷累積了1,600億美元債務，國民所得一年之內萎縮了三份之二，中產階級被消滅了大半，不論哪一個政黨的政客都不敢上街，害怕被憤怒的國民私刑處死。

是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在製造“債務陷阱”，還是台灣作為美帝的傳聲筒，製造假新聞？台灣的電視新聞報導(還不是政論節目)，凡有國家陷入債務危機，就說成是被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設的局。最近的一例是斯里蘭卡，它最大債主其實是日本。這種管視角(一種眼疾)甚至可以忽視新冠疫情和俄烏戰爭等因素。它除了說明台灣為虎作倀，什麼也說明不了。不具上述國際壟斷資本對全球的軍事與金融控制，中國如何利用負債國的危機?今日沒有一個國家是不負債的(包括中國自身)，債務之龐大尤其由美國領先，破世界紀錄，但超級強權負債是通吃世界，屬“刀俎國家”，弱國負債則成“魚肉國家”。設下陷阱滅人之國，是幹這種事的人才能想像出來的招數，且認為天下人居心跟自己一樣: 願為刀俎、不為魚肉。

在世上一連串“國家破產之日”同時，國際壟斷資本卻拉下臉指責中國用國家力量扶持本國企業，有違新古典經濟學揭櫫的自由市場原則。中國正是憑國家力量避免了阿根廷的命運，反而充分地利用了“全球化”的走勢，在國際壟斷資本主義致力於虛擬經濟，從事“做空”受害國的同時，中國卻將自己建設成實體經濟的巨型工廠，成為世界民生用品的最大供應者。在累積了龐大的財富後，神速地鋪設了全國的基本建設，還行有餘力，將這類“生產力”輸出給發展中的國家。

這個動作十分快，待美國從“反恐”的時代任務中驚覺時，已有點措手不及。本來，蘇聯解體，中國就自動上升為頭號假想敵。美國在東亞已重新關注台灣，更有重新武裝日本之意，正迎合右翼政客小泉總理大臣之意，小泉純一郎正是安倍晉三之導師—這個願望至今即將成真。當時，美國卻將日本重整軍備與在中東的反恐任務連在一起。這樣就製造了障礙，也分了神。問題是蘇聯解體後的世界權力真空的空檔太好鑽，在中東與中亞有桃子可摘、不摘可惜，至少“反恐”亦受自身有恐攻威脅的俄國與中國附和，以至美國沒把緊盯中國崛起當作第一優先考慮項。

美國統治階層也在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之間搖擺不定。在新自由主義的視野裡，崛起中的中國是“全球化”的夥伴。但和新自由主義打對台的新保守主義則好“單邊主義”，認為蘇聯既然解體，向全球推廣美國價值的“歷史時刻”來臨了。“單邊主義”在小布希時代嶄露頭角，對世界各地的抗議充耳不聞，以“反恐”為名在伊斯蘭世界侵佔了阿富汗和伊拉克，進一步在前蘇聯的中亞如烏茲別克和吉爾吉斯等國租借了基地。後者固然擴張到中國的內亞邊界，但美國手腳忙不過來，在東亞的那些棋仍含勢待發。

還有，美國只期待中國將崛起為一個傳統的霸權大國，只需用地緣政治與它博弈。美國認為理所當然：中國既然被捲入全球化，大量外資湧入境內，把門的人一定搞“權錢交易”，中飽私囊，還有什麼心思搞基礎建設？這種情形在江澤民時代確實發生，不少財富被轉到國外的秘密帳戶。回首看來，中國止損的速度比美國人想像的來得快。

顯然，美國人—世人亦如是—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相當無知，後者的進程是在均富這個理想和適應世局這個現實之間如鐘擺般左—右—左地擺動，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採“之”字路方能上至山巔。無論左或右的擺動總待過了頭才知道分際，因此有“事物往對立面轉化”、“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警惕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的辯證法思維。歷來，世人視中共左傾時為羊癲瘋、右傾則是共產思想破產。

果如資本主義世界所期待，中國改革開放，領導層被財富腐化，變成俄國那般的權貴資本主義，就此加入國際壟斷資本主義體制，那麼美中的鬥爭將成資本主義體系的內鬥，如美日之間、美俄之間的矛盾。但“一帶一路”卻似在全球範圍內扶貧的計畫，恍如毛澤東時代團結第三世界的反帝反霸鬥爭這個幽靈的復活。

中國既然不安本分，沒照美國的“全球化”日程，反而是利用“全球化”借力打力，美國如今質疑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可行性。待至川普時代，新保守主義“單邊主義”的動量仍在跑—見於川普“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政綱，但已開始內捲化，鐘擺有擺回美國歷史上“孤立主義”週期的趨勢。川普除了用空襲對付伊斯蘭國在利比亞的據點、用無人機刺殺外國政要，任內沒發起對外戰爭，力圖從世界各地撤軍，又紛紛退出國際組織，甚至對待北約都把矛盾表面化。

但也是在川普任內，美國的時代任務從“反恐”清晰化為“反中”。川普對中國發動史無前例的貿易戰，這正符合內捲化的關稅壁壘思維，美國的新保守主義就這樣剋死了美國的新自由主義，反而讓捍衛“全球化”的角色拱手讓給了藉全球化崛起的中國。當美國在拉幫結派，把世界劃分成敵對陣營，卻輪到了中國侃侃而談全球是一個“命運共同體”。

就這樣，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成了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最大的威脅。在此意義下，它不是一個地緣政治威脅，更似一個意識形態挑戰，在美國全球各軍區內都發酵。唯一釜底薪之法就是在台海與南海製造戰端，夥同“印太的北約”直接搗毀中國本土。

美國“反恐時代”持續下來的單邊主義不勝任“反中”的新時代任務，演變成川普的“唯美獨尊”則更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演變至時下，是助長了本國的通膨。待拜登代川普登場，試圖走回遍設“公約組織”的圍堵時代老路。

但從G7提出一個與“一帶一路”競爭的方案，似乎已警覺到這個對手超乎尋常，不似先前的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的競爭對手，也不是蘇聯式的核武大國: 它不是透過"死亡工業"來宰制世界的，而是透過"民生工業"擴充它的全球影響。中國如果學美國在全球遍設基地，在世界各地搧風點火，又向世界各地狂銷軍火，不可能玩得過美國，如果加入西歐與日本行列，和它們競賽輸出資本和高檔製造品，那麼也不過在大家都玩舊了的遊戲中圖爭一席之地，頂多分得的餅比它們大塊而已。

中國的特點是自詡"發展中國家"，還在從事"低端"的日用消費品的生產，卻因為勞動力與內需市場是世上特大號的，還具如下的背景：在未受帝國主義剝削之前中國已是一個農業和手工業大國，共產黨人的唯物史觀則視"生產力"為歷史的動力。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乘上這艘衝浪艇的中國迅速成為全球民生用品的最大供應國，賺取了大量的財富，有資源向高端的產業進軍，甚至灣道超車。至關緊要的是用這些資源神速地在全國鋪設基本建設。

在這些基建完成後，剩下的選項要麽解散這些基建團隊，要麽將它當作“生產力”輸出。在國內搞基建是為了強國與改善民生，輸出到國外去也是為了改善民生，讓當地的經濟發展上去，形成消費群，並將交通打通，方便中國製造的民生用品運進去，以此拓展中國的影響力。

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一直忽視落後國家的基建，是因為對私人企業來說，這是不盈利、回收很慢、風險很大的投資。中國則以國家做後盾，將輸出“生產力”做為國家的全球策略的一部分。這和它在國內迅速將基礎建設蓋起來以扶貧是同一種思維。唯有一個超越市場經濟的國家才有“全國一盤棋”的格局。在某個意義上，它走的路子仍然是由國家壟斷資本克服市場的局限性，不過由一個馬列主義政黨去執行其意義就頗不同—它可以演變成資本主義的掘墓人。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局限性在只顧眼前利潤。私營企業如果利潤下降或出現負成長即面臨生存危機，像賈伯斯那樣的創始人，連古馳那樣的家傳企業，公司出現赤字時董事會毫不客氣地把原主人攆走。美國在20世紀的基礎建設也是憑政府力量的，如蜘蛛網般密佈全國的高速公路網是由聯邦政府主導、州政府參予的龐大工程，背後的動力除了國防考慮外，也有石油業、汽車製造業、橡皮輪胎業、汽車銷售業、汽車維修業、汽車保險業、運輸業、機器製造業、建材業、汽車旅館業、旅遊業的龐大利益。如果沒有中央，則要視地方政客是否有能耐為本地選民帶來基建案。他們的目光不能不短淺。

中國目前的領導是將“全國一盤棋”推而廣之，成為“全球一盤棋”，會是為了讓受支助國掉落“債務陷阱”這般目光如豆嗎？中國在1970-1975年在非洲建坦桑尼亞-贊比亞鐵路，是世上沒有國家和國際金融機構願意做這筆賠本生意的情形下，毛澤東作出“窮人幫助窮人”的決定。中國不只是出資，而且派基建團隊前往該地，完工後把它送給當地人民。它的“利潤”是什麼呢？1971年聯合國大會排除台灣納中國大陸決議案的通過主要靠非洲國家的票—這份好感維持至今。中國的基建團隊也學會克服各種生態—高山、叢林、沙漠、沼澤—為自己累積基建經驗。2006年，胡錦濤時代的中國又主動免除了非洲國家100億的債務，這不是比接管別國的財政與資源，殺雞取卵、只為了擠出一點點付息，反遭惹民怨更高明的公關手段嗎？

這是一場“民生工業”與“死亡工業”兩條路線的鬥爭，它成了世界史現階段的“反帝鬥爭”形態，仍可見毛澤東時代的“世界鄉村包圍世界城市”的掠影。更深層的恐怕是中國人由很長的歷史形成的“民以食為天”的本能。

G7提出與中國的“一帶一路”競爭的方案，已說明地緣政治的圍堵還在兜攏中，已發現不太管用，必須同時從事全球範圍的競逐。中國到底不是俄國，是一個歐洲“戰區”所能處理的對象。G7多一個和平競爭方案總是好事，它與19世紀西歐國家受到社會主義運動的壓力，開始與勞工階級分享一些利益，改進他們的生活，因而促進社會改良異曲同工。沒有這個抗爭，就沒這個進步。

“一帶一路”起步早了10年，G7這些發達國家也缺乏中國那樣的基建團隊，即使有，成本肯定比較高，因此發達國家另闢蹊徑，想投資在貧窮國家的環保與網路一類的建設上。如果中國給貧窮國家的基建是提供一日三餐，這些發達國家提供的則是蛋糕，我們樂觀其成。

如今，7個工業國加起來的“全球基礎建設與投資夥伴計畫”的資金是五年全部提供6,000億。在全球面臨通膨的今日，待這份資金落實至投入層次，也已成“量化闊鬆”了的6,000億，其中還包括一些私營投資，必須考慮盈利。

更根本的問題是：美國這個最富裕的國家為何不早一點起步? 根據一份小布希年代（2005）不完整的估計，美國在國外基地的物業重置成本(plant replacement value)至少是1,270億美元，如果算上地價（即使限於軍方所有而非向地主國租借的土地）就不止這個數，還沒把這個軍事建制的本土資產和生意計算在內呢！在這個巨無霸軍事建制裡，並不缺乏基建團隊，用來建機場、機庫、營房、家眷宿舍、家眷學校、道路、橋樑、庫房、地堡、醫院、監獄、港口設施、娛樂設施，有些軍事基地還被建成款待高階的渡假村，美軍固然有自己的工程兵部隊，生活化設施多承包給大企業，乃軍工複合體輸送利益的對象，費用會是最昂貴的。

最嚴厲的質問該問：美國如果有在世界各地扶貧之心，為何自己肚腹內的“第三世界”一直沒法根除？美國內城的貧民窟，雖然沒有拉美由毒梟控制的貧民城市那般誇張，也已經成為腐蝕美國社會的毒瘤。這個問題必須談歷史才說得清楚。

20世紀美國經歷了黑人的“大移民潮”(The Great Migration)，長歷大半個世紀（1915-1970），是指美國黑人從南方鄉下流動到北部大城市。經濟與人文雙雙落後的南部在1960後才開始有起色，它的開發很重要的一個物質條件是空調在“太陽帶”(The Sun Belt)的普及，它與全國同質化的主要原因則是中央將民權法強推於南方，拆掉了南方的種族隔離制度。南北漸同質化，“大移民潮”方停歇。

在這段社會變遷期間，黑人的北方行目的是為了改善生活—黑人在種族歧視被制度化的南方是沒有出路的，一輩子當佃農下去—在這一點上他們與嚮往“機會的國土”的外國移民同。不同之處在於: 國外的移民到了第二代，都從社會底層往上爬了，唯獨黑人成為美國這個“大熔爐”無法同化的移民群。在這一點上，某些華人川普教信徒替他們的白人主子說出了在美國因受民權法箝制無法吐露的心底話: “黑人好吃懶做!”

之所以大放這類抽掉歷史時空的本質主義(essentialist)厥詞，乃因為世上多無知並滿腦子偏見的人。在我們這個歷史時刻，彼輩則以華人川粉面貌登場，除了以為將比自己膚色更深的人踩下去能抬高自己之外，還替白人當打手，比白人更反“黑”，方能將自己漂得更“白”，以此為投名狀，在打擊正在崛起中的中國的戰鬥中也申請當一名急先鋒。請問這些史盲: 在“大移民潮”沒開始前，南方的棉花經濟作物都是靠黑人佃農支撐的，在這個“美好的舊時光”(good old days)裡，黑人為甚麼沒有“好吃懶做”？

1915-1970巧遇美國工業革命經歷劃時代的一波“消費革命”。它以汽車製造業與石油產業為尖兵，開全球消費社會的先河，也是世界史上石油替代煤成為主要能源時代的濫觴。1913年福特汽車廠創新了大量降低成本的流水作業組裝法。1916年則是美國聯邦政府投資全國高速公路網的起點。

這場消費主義革命企圖把美國人的生活都調高到“中產階級”檔次，卻將龐大的黑人群陷在日益腐爛的內城裡。這個兩極化的趨勢在戰後變本加厲。嬰兒潮導致美國人口劇增，恰迎上世界首強的“富裕社會”(affluent society)美國夢成真，遂將汽車促銷成大眾必備的日用品，與冰箱、洗衣機、電視機、空調一般不可或缺，或如今日的手機和筆電—沒了它們不能活。伴隨擁車的是郊區住宅區的常態化—郊區成為中產階級的身份標誌，連企業的公司辦事處都遷往郊區。美國確有公交系統，卻是不見蹤影的，這不是一個用腳走路或用自行車代步可實現的生活方式。它是一個必須有自己的車子，能在開銷中耗一大筆加油費方能有像樣的工作，並確保自己隱私的體制（也是一個嚴重污染環境的體制）。

中產階級與公司辦事處都遷往郊區，內城就變成一個低稅收區，一切公共設施—包括環境維持與治安—都敗壞，教育則更不用說，更是一片房貸業望而卻步的爛地。並非所有的黑人都被這個全民“中產階級化”的消費主義革命困陷在內城，在美國，黑人已經當了總統、大法官、國會議員、國務卿、國防部長、參謀總長、將軍、名律師、演藝界與運動界的明星，也不乏企業家；當今之世的主流音樂尤其是由美國傳開的黑人音樂。但不同於遠渡重洋的外國移民都是萬中挑一，黑人佔全美人口12.2%，這一個大群從在南方為奴開始，就形成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英語(Black English)，甚至有自己的基督教會，與白人涇渭分明。

在美國，貧窮的白人不會比黑人少，但他們融入主流的白人群，沒種族界線。下等白人與中產階級白人氣質上自然有差別，在知識的有無，在對黑人的態度: 下等白人經濟條件、社會層階和大多數黑人一樣，唯一能不讓自己墊底的就是膚色，因此他們比中產階級白人更傾向種族主義。

美國當然存在種族歧視，但造成這種兩極化的仍然是市場經濟。在大移民潮之初，南方黑人擺脫佃農身份遷往北部的大城市，試圖獲得無產階級的新身份時，全國正乘著消費主義漲潮往中產階級化蛻變。在城市裡候補無產階級的黑人，不一定就能變成產業工人。“大移民潮”之所以始自1915，乃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移民中斷，北方的工業化必須填補勞動力。北方雖然沒有制度化的種族歧視，但工廠主仍有南方種棉花的黑人不善於操作機器的疑慮，因為缺工不得已才聘用黑人。待戰後恢復正常，黑人想擠進產業工人的行列就往往受到白人工會的抵制，彼此搶工作的成份多於種族因素。吊詭的是: 即使在百業蕭條的1930年代，“大移民潮”仍未中斷，因為北方發放失業救濟金是一視同仁的，黑人在南方則連失業救濟金也領不到。

當城市形態在轉變，而腐爛的內城又變成黑人族裔聚居地，他們即淪為“流氓無產階級”，變成社會動盪的因素。必須安撫他們遂成為一種社會投資，但這種投資無關扶貧，因為發給他們的失業救濟金與底端薪資收入不相上下，其效果是把他們固置在“流氓無產階級”行列裡。

美國的郊區與美國的內城於是形成兩個世界，恍如天國與地獄，雖無前南非種族隔離制度之名，卻有由消費主義市場塑造隔離之實。識相的黑人不會闖入白人的郊區。在中上階層的社區如加州爾灣，如有黑人駕駛一輛較破舊的車路過，會被交通警暫停，禮貌地問: “你們是路過嗎?”中產階級白人更不會闖入不安全的黑人貧民窟。試問港台居美多年的人士有多少曾進入這個如原始叢林一般危險的地帶?

從美國這個例子，即可論證亞當斯密讓市場這隻“無形的手”自由發揮、最後全社會都獲益說之謬誤。在市場經濟不斷製造貧民窟的地方，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卻用行政措施防止它的出現，那就是戶籍制。在美國，是由壟斷資本定向的消費市場經濟將黑人困在內城，阻擋在郊區之外；在中國，則用法令規定農村裡出來城市討生活的人雇用期滿後必須回到郊區，去“回鄉創業”。

這與獨裁政權沒有必然關係，蓋拉丁美洲那些毒梟城市往往是在獨裁政權底下形成的。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急遽地都市化，都市裡自然有貧窮區，卻沒出現販毒、吸毒、賣淫、性暴力、盜竊、搶劫、幫派火拼、槍擊事件成為家常便飯的貧民窟。迅速都市化而又沒形成這類毒瘤是絕無僅有的現象，代價自然是侵犯民權，蓋遷徙自由是與人身、言論、結社、信仰自由一般的基本民權—這又是令美國振振有詞的話題。

總的來說，美國人是生活在死亡工業籠罩底下。美國對全球自詡爲“民主的軍械庫”，較少人注意的是美國對內也是“民主的軍械庫”。美國憲法第二修訂案將擁槍列為基本民權，源自抗英獨立戰爭時代的民間武裝大動員。美國人似乎相信唯有人民擁槍賽過政府，方能保證“民主”。按此標準，台灣的“民主”根本不合格，世上也沒哪個民主國家達標的。較靠近美國那一極的是如葉門那般的“亂邦”。

據2018年的一份統計，美國民間擁槍達3億9千3百萬枝，佔全球私人擁槍率46%，美國平均每100人擁120.5枝。問題在於：初生的共和國將擁槍入憲是為了防止母邦英國那樣的“暴政”重現於本土，如今已歷兩個半世紀，槍枝的氾濫竟演變成獵殺同胞，無日無之，甚至一日數起—國慶日尤其變成“國定殺戮日”！槍枝疫情已成國民生活的常態，而非“新常態”。或謂：美國已成危邦、亂邦，故人人皆有自衛的需要，自衛手槍即可，有必要讓半自動步槍作為一般商品般流通？—那是戰場上的攻擊性武器啊！

美國民用軍火禁無可禁，連限制都難於登天。限槍陣營試圖透過疾管處，把無差別大規模射擊案件當作疫情研究，也被擁槍派當作限槍陰謀在找破口，千方百計防堵—這些人可有“憲法”做護符。可能真的有許多人相信憲法，但軍火工業卻是美國最盈利的產業。試問以“死亡工業”籠罩全球的美國用什麼招數抗衡中國以民生工業爲主的“一帶一路”創議？

在死亡工業籠罩下的美國，是連民生都搞不好的。這不單是看新冠疫情期間美國連防疫口罩都欠缺，更要緊的是指導思想。美國新冠疫情死亡人數冠全球，禍根是川普時代種下的，他怕影響股市，在疫情發作期間將其貶稱為一種新流感，千方百計阻礙全民防疫，與絕不承認有“全球暖化”這回事是從同一個前題出發：市場利潤。利令智昏，因此輪到競選連任敗選，也一味拒絕承認下去。

相形之下，無防疫先例可循的新冠首發地中國大陸，卻從一開始就嚴控，尤其進入第三年仍將上海市封城，嚴重損害經濟，不止供貨停擺，而且外資撤走，甚至會終結中國製造業龍頭的地位。顯然，在當局的考量裡，經濟並非優先，乃是提防疫情在人口如此密集的大國失控。這裡是種瓜得瓜：中國這種罔顧市場規律的思維以前也受過懲罰(例如生產大躍進)；美國的措施則會消滅一些經濟負值，例如長者（尤其是長照機構的），社會下層尤其某些族群如黑人與拉丁裔染疫率特高，頗奏“優勝劣敗”之效。

還有一重對比。中國式防疫成功的前題是國家權力過大，將公民行動自由全剝奪，同時剝奪了他們禍延他人的“自由”。美國則必須顧及公民的人身自由，防疫期間美國人頻頻在口罩令與居家令上與政府打官司，甚至焚燒防疫口罩、荷槍遊行、密謀綁架州長，對防疫指揮官佛奇發出死亡威脅，且獲最高當局川普慫恿。古諺云: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其誰曰不然?

如果台灣的新聞分析算是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傳聲筒，中國大陸防疫“清零”政策造成供貨停頓、外資撤走、成長率下降，更不可恕是妨礙全民“自由”，成了七宗罪之首，而川普呢?頂多是行為乖張而已。這正是我在上一節中所說的“道不同不相為謀”。

川普年代並非防疫不力，而是千方百計阻擾防疫，同時卻將責任推卸給中國、民主黨以及美國衛生部。後者處於被甩鍋的末端，後無退路，只好說美國人基本上不健康，染疫才成為全球之冠。除了替最高當局免責之外，其他的倒說對了。美國人是一個不健康的國民，此地不談心理疾病的泛濫，只談形骸。

心理疾病非肉眼所能見(已另有談美國“槍枝疫情”的文章)，形骸卻十分刺眼：10個美國人裡有7個“身體超重”(overweight)。我居住北美時，有幾次來回美、加兩國，兩邊的人都一樣，連人文景色也相同，但駕駛過了一條無形的線，看到兩個人裡面有一個身體超重的，就直覺已入美國境。我指導的一名日本學生也學了我這一招，他暑期回日本探親，待到要返美時，從神戶到東京轉機，機場有許多登機口，要找到正確的登機門會費上一點時間，他只需留意排隊的人裡兩個有一個身體超重，便找對了。

美國人的overweight不是圓潤的胖，而是“身體變形”(out of shape)，卻非由於營養不良，而是暴飲暴食。相對受美國經濟制裁的窮國兒童身體變形—腹大如鼓四肢卻骨瘦如柴—它該屬於“朱門酒肉臭”這一極。美國人—以低收入者為主流—的飲食習慣是高澱粉、高糖份、高熱量、高膽固醇與高脂肪，這個飲食習慣也是由壟斷資本底下的消費市場標準化的(在原始資本主義的市場裡，選項還多一些)—小布希政權沒有在伊拉克境內搜索到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應該就在這裡繳獲。

大農業公司、大食品公司與美國農業部和其他相關部門的一體化，比國防部與死亡商人的軍工複合體不遑多讓。不健康的人多了，大藥廠與私營醫保大企業的生意也就興隆了。至於美國醫學協會則是一個明目張膽的壟斷組織，不論健保付還是私人自掏腰包，醫界這個工會力圖保持的是自身利益不受損。反正，全民健保與槍枝管制一般，除非美國出現結構性改變，否則永無實現的一日。

這裡所指的“結構性”，是指壟斷資本抗蕭條的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機制。“壟斷資本”表面上不是計畫經濟，其實也是一股統籌全域的力量。壟斷資本勢力的外觀是一組龐大的私營企業，它們之間勾結賽於競爭，不必要是同一股資本，卻是同一個資本的四肢五官。壟斷資本的服務對像是壟斷資本，不是“人”。

在上一節中已指出：美國的汽車製造業、汽油業、郊區房地產業、車貸業和房貸業合謀造成今日美國人背離世界常軌的生活方式：棄眾多方便集中的市區不顧，往郊區疏散，變成上班、回家、採購、訪友、就醫都必須耗油駕車。它不只創造了為世人欣羨和仿效的富自主性、高隱私性、空間寬敞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這個“富裕社會”的來臨還將世界能源史推進了石油時代。然而，卻同時將社會底層、眾多黑人和其他弱勢族群陷在資源被剝奪的內城，成了國民生活的毒瘤，醫治不了是會致死的。美式消費主義的廣被，在斲喪地球的意義上也說得上是“死亡工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