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思潮與女性解放

所謂女性解放，只是抄襲西方的用語，方便溝通的說法。雖然男尊女卑是中國傳統社會的觀念，但男「尊」至任意欺侮女性，顯然不乎事實，女「卑」主要是指受禮教的拘束，女性被禁錮於家庭角色，明清以來，部分婦女更受嚴厲的貞節觀念牽引，追求或曲從於烈女、貞女、節婦等不乎人情的標準。因此，所謂女性解放，對近代中國女性來說，就是擺脫這些社會枷鎖。

晚清的女性解放，是一種功利的思考，在救亡的危機下，男女都需要為國家出一分力量，有別於今天對男女平等的理解。至五四運動前後，在全盤西化的社會思潮下，女性追求解放成為時尚。當時的倡議者不是受屈的婦女領袖，而是提倡新文化的男性學者，如陳獨秀認為婦女不是男性的附屬品，胡適認為貞操是男女雙方共有的道德責任，魯迅極力批評禮教，指責節烈之事毫無意義。

巴黎和會，中國的訴求被拒，五四運動自北京爆發，漫延各大城市，女性也參與其中，如街頭演講等。不過，這種參與自革命運動已有的現象，算不得突破。反而是五四前後的新文化思潮，追求西方的民主與科學，主張全盤西化，批判及否定傳統，因此，傳統女性觀念受到質疑，女性解放受到社會認同，是女性社會地位提升的里程碑。

女學自晚清已有，至五四前後，官辦及民辦的女子學校湧現，入讀中學的女子迅速增加，北京大學更加首先開放女禁，招收女旁聽生，其後南開大學等院校都兼收女生。1922年，北洋政府頒布壬戌學制，女性接受跟男性大致相同的教育內容，享有男性相同的教育權利。

女性的婚姻自主成為時尚。五四前後，賢妻良母的女性形象被批判，追求獨立人格被肯定，以「出走的娜拉」為時尚女性形象。女性解放尤其體現於城市生活的婦女，她們可以在公開場合進行社交生活，甚至擺脫父母之命，自由戀愛，不但婚姻自主，而且有權選擇離婚或獨身，不再是依附於男性的角色。

女性的就業現象日漸普及。越來越多婦女進入社會謀生，擁有經濟能力，自然取得更大的自主權，她們不限於擔任女傭或教師，就業的領域擴大，涉足海關、郵電、鐵路等行業，甚至經營生意。從另一角度，當時有企業聘請女性，以建立先進文明的形象。

女性的政治權利受到關注。革命運動成功，沒有帶來女性參政的認可，大部分革命領袖不認為女性應該參政。例如，同盟會的唐群英受命組織女子北伐隊，趕赴武昌支援起義，又因攻陷南京有功，被稱為「雙槍女將」，但民國政府成立後，「男女平等」並沒有寫進臨時約法，唐群英憤而三鬧參議院，掌摑宋教仁，反成為女性不適合參政的理據。雖然民初有個別省份有女性議員，但直至1931年頒布的訓政時期約法，才正式承認男女平等，並允許女性參政權，不過，女性參政依然是非常個別的現象。

女性解放，目標是擺脫禮教的束縛，從晚清開始受到關注，在五四前後的新文化思潮的剌激下，漸漸受到普遍的認同。這是一個社會現象，不是一個由上而下的政治任務，所以「解放」的程度有著差異，受不同地域，不同階層，不同社區所影響，正因如此，又反映了民國社會活潑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