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對話對象的不同，我焦慮狀態的不同，總是有些化學變化，因此，每一次分享完，大概又可以上來公開補充、道歉、彌補些什麼...
說到底我不是一個好的說故事者，當初期望把那些屬於研究的林林總總寫成一本適宜閱讀的書，但在分享的時刻又回到那個論述的結構。做了一份由各種論點濃縮而成的PPT，最終將所有故事性的東西成了舉例，把事情拉回論文書寫那種嚴肅的氛圍。
回到9/21的夜晚，那是一個怡碧(人約盟執行長)與札西(流亡藏人)陪伴的場合，老實說，他們並不是我熟悉的對話對象。在寫作時，我試圖溝通的，總是那些因生活經驗與難民相隔遙遠，而對議題不甚熟悉，僅能從研究成果或媒體再現窺探難民現象的人們。在這狀態中，我的書寫行動，目的是為了打開想像，簡而言之，難民作為一種「社會身分」，可以從認同、制度、文化等角度來理解，他未必要是客觀的，也可以是主觀的。而這樣的理解方式，對我來說，便是來自人類學式的經驗，透過田野或參與觀察，從難民自身的角度，理解難民是什麼？
只不過從人權工作者或流亡藏人自身的角度，我對「刻板印象」的焦慮，倒是令他們焦慮了，畢竟這不是身在其中的他們，所需要面臨的課題，從人權工作者的角度，需要小心處理的是如何將有限的資源，透過制度的設計，配置到急需援助的人手上，同時並不會減損難民議題在道德上的急迫性（這顯然不能讓「難民」這符號自由的運動，而需要被安置在實驗室中，被嚴謹的處理）。
確實，我是有意的在迴避法律制度與難民的關係，尤其是「定義」這個動作。這關乎去本質化的哲學立場，我確實是開心的從這課題中逃了出去。我忘了思考如何產生更好的定義，讓制度能夠更合適的處理難民問題，我只是狡猾地從建構論的角度說，這些制度設計，只不過是形塑難民「處境」的力量之一，迴避民族國家在處理人口移動時的難題。
是阿，我是對民族國家沒有好感，但這不代表我能夠不面對它，而祈禱「寰宇主義」所形塑的新秩序來拍拍我們的頭，說一切都是過去式。
麻煩死了，待在書桌前的我如此覺得。那些批評全球人道救援政權(The Global Humanitarian Regime)的論文如此寫著，我選擇從難民行動者的主體經驗出發，試著挑戰些什麼，倒是忘了從人道工作者的角度出發，理解那些試圖在國家體制中改變些什麼的焦慮。
倒是可以自我辯解的是，身為小小的行動者，我採取的姿態，僅是基於我爬梳難民研究文獻（極為有限的）的結果，覺得在難民議題的討論中，應該跳脫「法學上」的討論，從社會人類學的方法說些什麼，而這是參量我的背景，我覺得我能夠補充的，到沒有聳動到要顛覆些什麼。
現在想想，打開想像與精準定義之間的矛盾，應該不是什麼大難題，只要我們把「目的」與「場域」界定清楚。逃難中與受庇護後的時序差異、救援與共存之間的目的差異、個體與集體的對象差異、制度面與社會文化的場域差異，說矛盾也不矛盾，但彼此的交互作用是肯定存在的。只是我想說的是，至少在社會文化上，人們不需要援引法律條文，來判讀它眼前所接觸的對象。在此，打開想像是以互為主體為基礎而運作，背後政治性的要求是，重新劃定彼此的邊界，與道德義務。
現在的我應該想的是，隨著我們對難民有更多的認識後，如何回到制度的設計，在既有的治理技術中，減少與實質難民的誤差。
總而言之，又把事情說得太枯燥了，接下來還有幾場分享，在將混亂稍作釐清後，該學著說個好故事，不然又要讓接下來的夥伴尷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