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問題 | 中國是否正在全面備戰？

美國中情局局長William Burns說，對中國的最高領導層而言，台海問題不是要不要動武的問題，而是何時以及如何動武的問題。中國最高決策者們從仍在進行中的俄烏戰爭中看見的并不是戰爭狂熱的幻滅。恰恰相反，正如Burns所言，中國的最高領導層和軍方正竭力從俄烏戰爭汲取的教訓是如何强化自身的戰爭機器：從積聚壓倒性優勢到信息戰、經濟戰，中國的最高決策者們相信，更加充分的戰爭準備，將有利於減少自身戰爭損失，同時達成戰爭目的。

前美國中情局負責東亞安全、經濟和外交政策事務首席分析師John Culver稱，如果準備發動戰爭，中國至少會提前一年生產和儲備大量彈道飛彈和巡弋飛彈，包括防空、空對空與大型遠程火箭彈等武備及軍需。非政府組織公佈了中國新軍事設施的影像資料，其中疑似有新增的洲際飛彈發射井。此外，中國關鍵軍需品的大量生產也會被各國政府和非政府組織注意到，包括大量儲備緊急物資（如藥品和關鍵技術投入），以及暫停關鍵礦石、精煉石油產品和糧食出口，並減少對石油和天然氣的進口需求，進而將軍事生產的關鍵投入列爲優先事項。

Culver還特別提到，在戰爭爆發前夕，營建野戰醫院和血庫、暫停士兵和軍官退伍、暫停大部分常規軍事訓練、軍隊調動和軍用設施部署、戰爭動員以及鼓勵民衆做好戰爭心理准備等軍事或准軍事行動，都是預判戰爭爆發的重要指標之一。

先於戰爭爆發前夕的種種預警，中國在經濟和社會管控等方面，也存在諸多可以被認爲是直接備戰行爲、或是有助於備戰的相關舉措。

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高級研究員Gerard DiPippo就注意到，中國近期采取應對經濟、軍事和關鍵產業遭遇國際制裁的備戰跡象，包括對跨境資本施加更强管制、凍結中國境内的外國金融資產、迅速清算和撤回海外資產等等。

爲了應對（在戰爭情勢下）美國對華全面經濟戰，包括把中國踢出SWIFT系統，中國大力推行人民幣國際化，並試圖用CIPS系統來降低國際制裁對中國的外貿打擊。於此同時，中國大規模測試數字貨幣和持續打擊加密貨幣，加强中央對貨幣的操控力，打擊加密貨幣的去中心化傾向，也可以被認爲是戰時經濟維穩策略。

2020年，鄧聿文在《德國之聲》稱，中國政府實際上將“内循環經濟”當作是一種經濟備戰手段。《星島日報》也認爲”内循環經濟“是一種經濟備戰，有”備戰備荒“、”深挖洞、廣積糧“的味道。

鄧聿文注意到中國近期對糧食和能源安全的特別關注。中國在糧食和能源上的缺口很可能使得中國在戰時面臨戰略資源被卡脖子的狀況。2022年1月中國跟伊朗簽署一份長達25年的全面合作協議，涵蓋能源、安全、基礎設施和通信等領域。該協議早在2020年即泄露出來，被認爲是爲了保障中國長期穩定的石油供應。在此之上，“中巴經濟走廊”將保障連通至伊朗境内的石油管綫經由巴基斯坦進入中國，由此縮短經由馬六甲海峽往返印度洋之航程，並減少中國對馬六甲海峽之依賴。客觀上講，這一戰略規劃有助於保障中國戰時經濟和能源供應，較大程度減輕能源禁運和國際制裁給中國造成的經濟壓力。

經過中美貿易戰，加之與澳、加等主要糧食出口大國交惡，中國深切認識到糧食作爲一項關鍵戰略資源的重要性。根據《日經亞洲》統計數據，中國最遲從2010年代起，每年都在進行大規模囤糧，其中在中美貿易戰至今囤糧數量尤爲龐大。截止2022年上半年，中國已囤積了世界69%的玉米、60%的大米和51%的小麥，要知道中國總人口也只占全世界18%。據日經中文網稱，截止2021年，中國糧食儲量已達到全球糧食縂庫存量的一半以上。中國這種囤積行爲，直接拉高了全球糧價。

有人認爲，這種大規模囤積行爲緣於中國大陸發生糧食減產現象。比如自由亞洲電台報道2020年河北、江苏、安徽、山东及河南等省糧食減產約三成。但是據《日經亞洲》的統計數據來看，很難判定“糧食逐年減產”這個假説與“囤糧逐年攀升”之間的關係，并且沒有可靠數據顯示中國糧食產量是”逐年減產“的。尤其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至少從2018年起，中國人口增長呈斷崖式下跌，乃至2021年淨增長僅48萬，在這種情況下，“糧食需求量逐年攀升“的假説是不成立的。

也就是説，很難斷定中國近幾年的大規模囤糧行爲是因爲”糧食逐年減產“或”糧食需求逐年攀升“的結果。一種可能性是中國正在將糧食作爲戰略儲備來囤積，其囤積的數量已經遠遠超出其人口規模可正常消耗的數量。從這一側面來看，大規模囤糧可視爲一種戰備手段。

中國正悄無聲息進行的國際港口投資同樣值得關注。《美國之音》引用英國前國際貿易大臣Liam Fox和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Robert Mcfarlane聯名文章稱，中國在全球擁有96個港口，在兵不血刃的情況下攫取了戰略支配地位。其中，中國在吉布提港的軍事基地給外界一種錯覺，讓人以爲這是基於”海洋强國“戰略的其中一個環節。

但是從假定台海戰爭可能於近十年内爆發的情況來看，中國國有企業對收購全球重要港口股權的執念，很可能產生另外一種短期内即可實現的戰略效果。據《新聞周刊》稱，中國已是全世界最大出口國，占有全球15%貨運吞吐量，而美國出口所占僅約8%。

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副總裁及經濟學家 Rolf J. Langhammer稱，基於這樣龐大的規模，中國完全可能用脅迫的方式收購港口股權，因爲如果不這樣做的話，中國可以停止向該港口出口來自中國的商品。同樣，中國在占有一定比例港口股權之後，完全可能利用港口進出口貿易來脅迫所在國在對華政治、經濟和外交政策上妥協，包括進行反制裁。

今年10月底，德國内閣在朔爾茨訪華前特許中遠集團（COSCO）收購漢堡港24.9%的股權。而2020年，中國物流集團（China Logistics Group）在距離漢堡港東南約80英里処，拿下Wilhelmshaven一個商業碼頭的99年租約。距離該碼頭約三英里処，是德國最大的海軍及後勤保障基地Heppenser Groden所在地，德國軍艦及潛艇在此建造、維修及補給。此外該地還與北約盟友有緊密聯係，北約聯合軍演也在這裏進行。

鑒於德國作爲世界第三大出口國的特殊位置以及漢堡港作爲德國最大港口的重要性，中國無疑在歐洲腹地深深地打入了一根楔子。與反對德國此前在”北溪2號“上與俄羅斯合作相似，美國對中國收購德國漢堡港股權表達了擔憂並予以警告。一旦中國發動戰爭，漢堡港將扮演類似”北溪2號“的角色，成爲撬動北約和歐盟内部團結的杠桿，并且在反制國際制裁和貿易禁運上有類似”北溪2號“的戰略緩衝作用。

這意味著，如果爆發台海戰爭，德國在面對國際制裁中國時，會像現在面對俄羅斯一樣，表現得猶豫不決和瞻前顧後。就此而言，中國在收購全球港口上的投資可以視爲一種戰爭預備手段，至少在戰略上是有利於中國在國際制裁和禁運中搶占反制權的。

新加坡前外長楊榮文在接受香港《明報》采訪時表示：”中國不止是清除病毒，也是清除海外勢力滲透中國社會、互聯網及中國機構，所以這是一次內部清洗，因為中國已為可能戰爭做準備。“

但是這一觀點并未受到普遍關注和響應，其中一個原因在於並不存在中國藉助清零政策清洗所謂”境外勢力滲透“的明顯證據。而由清零政策所致外資出逃、外商減少對華投資意願和訂單及產業外移等現象顯然不是清零政策之目的。

早前盛傳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講話，稱清零政策是為中共二十大營造良好環境，但是二十大開完之後，中國衛健委出來説堅持”動態清零“政策不動搖。可見中國防疫政策并非是單純為維穩計議。

此外，《大紀元時報》（香港）認爲中國大陸藉助防疫政策，模擬在戰爭、或者國際制裁環境下的全面壓力測試。這一觀點所受響應同樣寥寥無幾。這裏面臨的重要質疑包括但不限於：用極限壓力測試來破壞經濟和社會穩定是容易失控的。中國的執政黨不大可能主動冒經濟崩潰、社會覆亡的風險來進行代價慘重的戰爭壓力測試，因爲一旦國民經濟付出了超出預期的慘重代價，維持戰爭經濟所需的財力、物力也要大打折扣。

在中國的清零政策中，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幾點：方艙醫院、封鎖管控、防疫二維碼。其中方艙醫院的興建規模、反應速度和運營機制，非常類似野戰醫院和難民營，不能排除中國政府將方艙醫院經驗直接用於野戰醫院和難民營營建之中。其次，配合防疫二維碼進行的封控政策，包含糧食集中統一配給和封鎖居民區，以及動員防疫人員和社區網格員，依據防疫二維碼對普通公民實施出行限制，非常類似於戰時管控政策：在戰爭時期，同一性質的政策可用於限制反戰、避戰和逃兵役的人口流動，並通過集中統一的糧食配給制度，在中短期内維持社會和經濟的基本穩定。

客觀上來説，中國的清零政策確實將整個國家推入了准戰爭狀態。一個明顯的變化是官僚體制在清零政策推行兩年后開始同質化，由於中央權力空前加强，地方對中央的依附以及中央對地方的調度也得到極大加强，以往”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情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遏制，而習氏親信和黨羽已然遍佈朝野。權力高度集中并不一定意味著執政效率提高（事實往往相反），也可能意味著軍事動員和軍事管制的效率大大提升，這一點是通常被人忽視的。

再則，中國在實施嚴格清零政策期間實踐的戰時統一配給制度也受到了考驗。但是這裏的問題在於：這一統一配給制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成功的？這是無法得到有效驗證的。這意味著中國政府要麽可能做出誤判，要麽可能超出經濟承受力之外繼續推行防疫政策（這恰恰表明中國政治制度缺乏彈性）。

假如中國在準備台灣戰爭，利用這種破壞力巨大的防疫政策進行極限壓力測試，是得不償失的，因爲沒有可靠保障表明防疫過後經濟可以回復到較高發展水平，這意味著用以保障戰爭機器的經濟動力或將不足。假如中國無意於準備台灣戰爭，高效的戰爭機器已然初具雛形，而這台巨大的戰爭機器的日常運作是非常不利於國民經濟的。

事實上中國政府或已陷入兩難局面，一邊是初具雛形的戰爭機器不斷地消耗國力、財力，一邊是眼前不斷消耗的國力、財力無法有效推動龐大的戰爭機器儘快發動戰爭。

眼下的中國就像急於發動戰車，卻還沒有配備足夠彈藥，只能一邊開著戰車走，一邊尋找機會。如果說中國是抱著純粹的機會主義態度來尋求戰爭的，那麽戰爭風險非但沒有因此顯得更低一些，反而戰爭風險因此變得極高。

根據經濟學中的前景理論，一個擁有經濟理性的決策體，在面臨必然損失時是傾向於風險尋求的，而只有在面臨必然收益時才傾向於風險規避的。在中國經濟江河日下，社會維穩成本日益攀升，國際圍堵慢慢收縮之際，中國的最高決策者們面臨必然損失的風險決策，做出風險尋求、以發動戰爭來扭轉局面的可能性空前之高。

可以説，中國已經一隻脚踏上了戰爭機器，另一隻脚還在猶豫不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