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当我骑着自己刚买的电动自行车四处溜达时，无意中来到一个偏僻的山谷。起初我只顾抱着相机追拍地上的一只小动物，一边拍还一边跟它说话，都没有注意到山谷的与众不同之处。
大概是我的到来打破了山谷的宁静，一个老头从旁边的一所宅子走出来，跟我攀谈起来。
他问我从哪里来、到这里来做什么……
我跟他说我就是骑着车出来玩的。
老头看着我那台长得怪模怪样的相机，露出有些警惕的神色。我对这样的神色太熟悉了。那台相机是专门用来拍微距的，配了一个双头闪光灯，给人一种很专业的感觉。就因为它，我曾经在图博特地区被两个警察拦住盘问了好半天，在别处也不止一次被人当作记者。
果不其然，老头接下来就问我是不是记者。
我一听就哈哈大笑：记者怎么会骑着这么寒碜的电动自行车出去采访？我真的就是出来玩的，一个普通人。
老头半信半疑地看着我，又跟我继续聊下去。问我的电动自行车是从哪里买的、能跑多远。
我看他的样子不像本地人，也问了问他是从哪里来的。
老头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说他在京城某部委工作，1990年代来到这里，买下村里这座残破的房子，加以改建，夏天就来这里避暑。
我说农村宅基地可以买卖吗？
他说现在不行了，1990年代还是可以的。然后他指着前面那座大宅子说，那个宅子的主人也是在京城某体制内机构工作，跟他一样把宅基地买下来自己建的房子。
接着，他又扭过头去，指着山坡上的一座小洋楼说：那个小楼是某某某的，你知道吗？很有名的。
我表示自己从未听说过那个名字。
根据老头的说法，某某某现在是国内一家著名官方媒体的副头儿，以前被派驻到一个非洲国家工作时，那里发生政变，一群叛乱分子闯入大使馆，是他跑过去把国旗给保护了起来，非常有名的。
我心里觉得好笑，同时又觉得，护过国旗就能获得这么丰厚的回报，升官又发财，看来共匪对自己手下的爱国贼还不赖嘛。
后来碰到一个媒体界人士，问起那个某某某是不是某官媒的副头，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但是当我打听有关那个某某某的更多信息时，他就不愿多说了。媒体界人士善于挖掘秘密，更善于保守秘密。
我想起这个故事，是因为最近得知，前几年非常有名的另一个爱国贼付国豪，居然在去年10月死掉了。
关于他的怎么死的，他的家人并没有非常详细的说明，只说是因为抑郁症。
但抑郁症本身应该是不致命的，更何况付国豪还那么年轻，才30岁，正当壮年。
墙外一些网站对付国豪的真实身份有很多猜测，例如有人怀疑他是国安系统的。
这种说法是否靠谱呢？很难说。
不过我确实了解一件事：共匪体制内，不管是官媒还是国安系统甚至公安系统，对编制是非常看重的。例如公安系统有编制的正规警察跟没有编制的协警，虽然干的活儿差不多，待遇可是有天差地别的。
媒体界也是同样，我大学同学里，有几个是一些有正式编制的媒体记者，毕业没几年，单位分的福利房加上自己买的商品房，普遍都有至少两套房子。另外几个没有正式编制的记者，虽然工作干得一点不比有正式编制的差，有一位甚至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副主编，但福利就比前面那几位差远了，除了工资和稿费，别的啥也没有。
我的大学同学里还有一位进了国安系统，公开身份是某高校的学者，但毕业后几乎不跟班上的同学联系，大家只能从各种小道消息了解他的近况。前几年我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他已经当上那所高校下面一个学院的院长还是副院长。虽然不了解他的具体福利待遇，但肯定是差不了的。
跟这些在媒体界和国安系统有编制的人士相比，付国豪不顾危险到香港去给共匪干脏活儿，共匪仅仅用10万块就把他打发掉了，真是够抠门的。听说他工资也不高，在帝都连房子都买不起。待遇这么差，不管他是为《坏球屎报》还是国安工作，很可能都是干活儿多拿钱少的编外人员。
他到香港去演那么一出“爱国戏”，很可能就是想混个正式编制吧，然而共匪却舍不得给他，搞得人家只好负气出走。
这次他的家人在他“因病身亡”后一年多才公布他的死讯，背后是否还有别的隐情呢？
付国豪真的是死于抑郁症吗？他死后家里人是否一直在跟有关部门争取抚恤金？把他的死讯拖了那么久才公布，是否有关部门给的金额一直没有达到付家的要求?
关于这个人，有太多的未解之谜。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这样疑似的编外爱国贼，在共匪心目中只是一个用完即弃的“一次性”用品而已。
做爱国生意的人，以后可要把投入产出算清楚了再去给共匪卖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