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在去年十月中，英國大學工會(University and College Union) 即將籌備進一步罷工行動的風聲開始在校園縫隙間的耳語散播，延續從2019年開始長達四年多的抗爭活動。參與一年制研究生學程的有趣之處便在於觀察國際學生群體對於罷工的反應。從一開始因初來乍到的新鮮感、文人風骨、正義感等而無條件表達對教師罷工的支持，至春季學期時UCU宣布罷工活動仍繼續，許多同學們一半以上的課程受到影響因而盡顯焦慮、疲態，以及師生間的互不諒解。
猶記得去年此時正愁著大學畢業論文進度時，看著行事曆上密密麻麻地受罷工影響的日期，時不時收到老師們宣布參與罷工的郵件，後期浮上檯面的教職員間關於罷工有效性的爭論，校園間也彌漫著詭譎的氣氛。根據勞工規章，教師們參與罷工是不需另行向同事、學校管理層通知的，許多多人合授的課程常鬧著同一門課的教師互不清楚彼此立場而致課程安排遭到極度擾亂的笑話。
學生間同樣不停地耳語著。Z世代的學生群體，大多關注社會議題，富正義感，上討論課時甚至會主動詢問彼此的性別代名詞，不停地為文化藩籬而形成的先入為主視角行試探性語氣(tentative tone)以防彼此冒犯。但面對罷工議題時，明顯地，學生間的交流出現了形式與意義間斷裂的不斷再製與擴散。校園內時常可見支持罷工的小冊子、海報。大多數學生們許是迫同儕壓力表態支持罷工，許是欣喜停課，鮮少在公開場合聞見反對罷工的聲音，直到表定最後一次罷工日結束，眾人紛紛以為紛擾的一學年即將結束時，UCU再度宣布延長罷工，此次參與教師有個非常明確的抗議手段：拒絕評分(marking strike)。
英制大學大多採取匿名、集中評分制度，分數占比較重的報告、作業，如畢業論文等甚至需經過校外評分者共同批改才得以輸入系統成為正式成績。以我所屬的人文藝術與社會科學院為例，大多數占學期總成績為百分之百的作業(coursework)為獨立研究報告，探討指定或自選的特定主題，疫情後更是全面取消線下實體的紙筆測驗形式。本以為缺乏老師指引、啟發及回饋此類報告的進程已是大難，不承想經過一學期的腦力勞動，竟得面臨無法得到成績回饋的窘境。對於大多數在校生這可能只是影響升級確認(progression confirmation)的些微不便罷了，但對於應屆畢業生，無論選擇繼續深造者或求職者都是影響人生進程的一大打擊。於應屆申請研究所者，除牛津及劍橋大學有單一固定申請截止日外，英制大學普遍在一年內不同時間點有多個研究所申請截止日，並在此段時間陸續釋出有條件錄取書，待原校最終成績單及畢業證書釋出後再逕行補發無條件錄取通知書；於求職者，多數企業也要求這兩項證明才能順利辦理入職。即使申請截止日有適度的彈性，新學期的起始日肯定是固定不可協調的，恐懼著缺乏成績單影響研究所入學的畢業生們的耳語更加嘈雜了。幸而此番游擊式的抗議行動促成了上個學年勞資方達成和解，在暑假短暫的和平過後又因物價上漲造成的基本開銷危機(cost of living crisis)激化下一輪的罷工行動。
那麼享有社會聲望的大學教師們為何不惜犧牲學生權益也要無止盡地延長罷工行動呢?
疫情期間英國大學教師們頂著不安和壓力，同事們或因不滿勞動條件紛紛離職，或染疫而暫離崗位；學生們在長期在家學習的環境下紛表缺乏動力，要求各種形式的課綱或課程內容調整，而熟悉線上環境互動及自主延長工作時間以盡可能地維持教學條件接近正常更是雪上加霜。可以想見在疫情後的第一個學期，教師們便無預警地遭受高達百分之三十五的退休金縮減，加之以長期懸而不決的教職兼職化問題、學校年年超收學生及能帶來更多收入的國際學生卻缺乏支持系統的提供等，都成為次次罷工的導火線。
進入第四年罷工行動的尾聲，已可明顯觀察到教師方也出現對於罷工的分歧聲音。作為中產階級高知識分子，大學教師雖在現況下莫得於日漸商業化的知識產業直接地從經濟層面上獲益，卻也在知識生產結構中扮演極具特權的守門人角色。加之以傳統師生關係不似單純的雙向契約關係，在人文藝術學科中師徒間的知識、意識形態承繼、教學相長者千絲萬縷，多番的罷工行無異於專斷地以交易行為定義大學及其教師為傳播及生產知識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時以否定學生受教權固化校方及教師等結構中的既得利益者之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