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所留下的痕跡—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

現在我們可以隨意的把政治人物做成迷因、梗圖，又或是公開批評政府，我們擁有著很自由且能展現人權的生活。

但在台灣曾有一段時期，如今我們所熟知的自由是完全不存在的，只有政府高壓的統治。

這個時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白色恐怖時期」。

而過去位在新店的軍事看守所，如今改為白色恐怖紀念園區，保留了當時受難者的生活環境，可以認識過去政府對人權的各種迫害。

在白色恐怖時期，雖然政府是採用高壓的手段統治，但在迫害的過程，還是會遵守表面的程序，進行審判的流程。

雖然有進行審判，手段看似很公正，但實際的狀況卻可以說是相當不公義的。

在這段時期，政府的調查不會先去收集證據，而是只要你跟案件有關係，就會直接把你抓來做調查，由於這種調查方式，使許多無辜的人因此而受害。

1971年，一位來自馬來西亞的留學生，就因為經常去美國新聞處閱讀原文書，在美國新聞處爆炸後，被騙到看守所接受調查、刑求，且當他進到看守所、案件破案後後，調查人員也不打算放他離開，反而給他一個顛覆政權的罪名，把他關了12年，原因一是不願承認自己抓錯人，二是為了20萬的破案獎金，三是為配合當時政府的政策。

這樣的事情在當時絕對不只這樣一件，很多是政府亂抓人，抓錯了就刑求，逼你編一個假的自白書，整個調查的過程都是不人道、合法的手段，但當時因為資訊的不透明、政府的高壓統治，這樣的事情持續發生了很長一段時間。

除了調查的過程有問題，判決的方式也很有問題。

我們所熟知的判決方式，會是由法官基於某個法條為依據，在做出合理的判決，也就是法治社會所說的依法行事。

但在當時的判決確非如此，法官會先把判決書給上級長官過目，長官則直接在上面寫上自己的建議，例如此人可判無期徒刑、為何不判死刑等，這些建議很多都沒有法律依據，卻可以很大程度的影響判決，只有少數的法官願意去反抗上級，可是更多的法官會選擇服從，甚至加重判決來迎合上級。

因為當時的這些狀況，政府掌權者的權力過於強大，使法律無法保護人權受迫害。

這些白色恐怖時期的受害者們，在接受判決前的住所就是軍事法庭旁的看守所中。

而他們所居住的空間---「押房」，每間都相當狹小，卻要擠進約6~10人(較小的押房為3~4人)，在裡面睡覺幾乎都要與其他人靠在一起;且押房內的設備也並不完善，像是在押房內能流出水的地方只有馬桶(雖然設有水龍頭，但永遠都留不出來)，所以在押房中一切要用到水的事情只能從馬桶取水(例如洗澡、刷牙等)。

住在押房中的受害者也不能時常出來外面放風，通常1~2周才可以輪流出來放風，但因為當地天氣時常下雨，所以放風時間也很常取消，且放風時所方為了防止串供，而限制受害者一切形式的交流。

這樣的生活環境，就算可以免費居住，我們也不願意入住進去，因為這是一個沒有顧慮到人的尊嚴的住所，但當時那些無辜受迫害的人卻是被強制入住，沒有任何拒絕的餘地，就這樣居住在這種非人道的空間中。

在看守所內接受判決的犯人，可以申請到外役區的洗衣廠、燙衣廠、美工工廠等軍法處的營利單位工作，藉由勞動獲得少許的薪資及過上較好的生活。

在了解白色恐怖下受迫害的情形後，真的會發現我們真的很幸運，生活在一個人權受到保障的時代，可以有尊嚴的活著。

但也因為這份幸運，我們從未經歷那段恐怖的時期，對於人權的議題，往往會選擇忽視，認為台灣如今的社會是民主、自由的，不會有任何人權迫害的問題。

確實現今社會相比過去來的和平，不會隨便就被關到牢裡，但不代表人權不再遭受迫害。

人權的迫害依然存在，只是變成少數人會面臨這問題，像是樂生療養院、三鶯部落的處置等，政府的政策必須要顧慮整體利益及人權保障做平衡，在衡量的過程中，弱勢者往往會成為被犧牲的對象，因為與其他人相比，他們維護自身權益的能力教差，最後社會上的大眾獲利，但弱勢者依舊過著不被保障的生活。

所以在白色恐怖過後，我們要清楚地知道人權依舊在遭受迫害，只是在與社會利益衡量下，一切迫害只發生在不容易被發現的社會的角落，我們只是必較幸運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