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HK大河劇《龍馬傳》,劇中一幕是坂本龍馬的友人岩崎彌太郎的父親被因村長佔用灌溉水,上門理論而被欺凌重傷,岩崎上告奉行所鄉長?,卻因為奉行所接受村長賄賂而無法伸張。於是,坂本想到土佐藩的學者幕僚吉田東洋曾仗義執言,所以替岩崎越級上告吉田東洋,希望扳回正義。在封建日本時代,社會非常注重階級,越級報告必須付出代價,即若所言不實或非重大,甚至即使是真實,越級上告者也會負出斬首的代價,這點,在Ruth Benedict的《菊花與劍》有詳細說明。
吉田東洋說:當時他仗義執言,是看準藩主有求於他,所以會任其放肆。他反問越級上告的坂本與岩崎,有何貢獻或能力足以讓他為其仗義執言?(本來該斬首,卻放過)
NHK大河劇的劇情應是經過考據的,但吉田的言論雖有「厚黑學」上的政治正確,但從現代、體制的角度觀之,將事件以「個人」的道德、修養,甚至厚黑學的角度理解,是不應該也不值得提倡或重現的。
以現代或體制的觀點重新解釋這段歷史,應該是這樣的:下級官員橫行,損傷的不僅僅是人民(臣民)的利益,更是損害與體制(官僚)的信賴關係,而這個信賴關係,是前近代統治的正當性基礎。這個信賴關係一旦被破壞,就會出現農民革命。為了體制,更為了所有官僚的「飯碗」,上級官員必須保證下屬官員的官箴,即便在封建時代,尚未有民主觀念,上級官員亦擁有下級官員的某種懲戒權力,從而間接的保障人民(臣民)的權利。前近代出現的Ombudsman(監察使、護民官),特別是瑞典的經驗,其基礎就在流放在土耳其帝國的國王對於國內政事的監督權力上。以整飭體制的官箴來維護臣民有限的權利。
從這觀點看2010年7月4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委託新竹市中華大學舉辦的採購專業人員基礎訓練班第三期新竹班考試,主考官忘記到場造成考試無法進行。這就是2008年之後,體制崩潰,官箴鬆動的病徵。它躲藏在「清」的大旗底下,指責了別人卻放縱自己的勤與慎。(回憶總統府閒人亂逛,台北市政府的施政不為,以及台中市政府警察風紀就思之過半了)
其後果必然是:岩崎彌太郎在奉行所大門所刻的「無賄不成官,罪由喜惡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