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秋天,老闆曹啟鴻和我穿上農用雨鞋,戴著斗笠,共騎野狼125,往林邊溪上游,無地圖亂竄,如孩童天真一般,尋找水源頭………。
本想遺忘過去一切,但這一幕,對於缺乏父愛的我,卻是永記腦海的老照片。雖是老照片,但卻是42歲中年男子與1位25歲的男孩快樂的面孔。
我決定選擇他為老闆,而對帶我南下高雄的陳菊充滿抱歉,因為我受不了在高雄華燈初上的應酬生活。菊姊要我準備參選高雄市議員,才剛到高雄不久的我,對這個到底是「邀請」還是「指令」,尷尬地分不清楚,但我確實沒有想參選的意願。
結果我想到一個人,把離開高雄的希望寄託在這個中年男子的身上。因為在陽明山中山樓裡,龐大的國民大會會堂,正審查修憲內容中的「山胞權益條款」。當時我擔任國代陳菊的助理,但菊姊要求我多服務一個人(在那時代,我們絕對不會斤斤計較加班或加薪等問題,因為我視大夥兒為共同革命的同志)。他來自屏東,皮膚黝黑且身軀高大。他謙虛地自我介紹—來自黑珍珠的故鄉--林邊,名片上印著「曹啟鴻」三個字,菊姊要我幫他擬寫「發言稿」及「新聞稿」。
我呆滯起來,心中os.:「菊姊把我看得太神了吧?我該如何為這位陌生新朋友擬寫發言稿呢」?觀察很多天,毫無所穫。但離曹啟鴻發言只剩一天,我必須在他發言後擬寫能展現其風格的文稿。年輕的我,焦躁到跑去附近溫泉池平靜自己。
隔天,輪曹啟鴻發言,他主打「原住民正名」議題,要求憲法條文應將「山胞」二字去除,更換為「原住民」。這是綠營「政治正確」的發言主題,我也只能如實記錄其發言內容,做為新聞稿內容。但總覺得少一些力量。
結果,大會針對是否修改「山胞」等字眼,進行表決。其實,不需表決我們也知道結果,一定輸。輸了,就繼續抗爭上街頭,在那個時代的我們,必然產生如此反應模式。我望向曹啟鴻的座位,發現他繼續坐著,其他國大代表已經餓得想趕往餐廳,吃珍饈美味。我仔細看著他,竟然發現他在為表決輸了而流淚,那時周邊已經無記者,否則可能是精彩的作秀。但這一切條件都不存在,他,確實是發自內心的為原住民權益受損哭泣,而且他還是一位河洛漢人。我承認,在那個當下感動了我,也讓我新聞稿多了生命力。
南下高雄,我藉著為其輔選省議員之理由,進駐林邊,靠近大武山。縱使菊姊告訴我,一旦選擇屏東,可能沒有參選的機會。我認真回應:「無所謂」。而在那當時,我打電話向曹啟鴻求援,因為他在陽明山時,告訴我他準備要參選省議員,問我願不願意去屏東幫忙。我心裡其實是很想去的,因此我請其打通電話給菊姊,表示他很需要我去當助理。
命運的安排吧!我快樂地飆著機車衝到林邊,住進他家客房。曹啟鴻好像獲得一個新玩具的孩童模樣,要把玩整夜。第一晚,他與我促膝長談臺灣該怎麼走?街頭運動該如何發展?等等問題。不是口試,而是他也想表達其想法。談一整晚,他認真的告訴我,他是個左派。對話了3個小時,我想是這輩子和他真正談心最久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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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曹啟鴻全縣去拜票,很像我童年時,爺爺在單車桿上掛著兒童專用的小藤椅,載著我四處認識農村的一切。當時,我還沒考汽車駕照,於是變成老闆載助理去拜票,午餐後就找附近一棵大樹,把車開到樹下,兩人在車中午睡。
某天發生了一件很感動我的事情,至今我忘不了那個畫面。好像是去萬巒鄉拜票吧?一路上,我眼睛一直盯著大武山瞧,然後曹啟鴻不知是否發現?經過一家夥房門口,他把車停下來,要我搖開車窗,仔細讀那家夥房禾埕門口兩旁的對聯。我把眼光從大武山往下移,那是刻在洗石子柱上的漂亮楷體紅字,我一字一字的讀出聲:「山水含情意,風雲入壯懷」。
我覺得心裡好像被什麼力量給撞到,震的我淚水被搖出來。曹啟鴻聽完,感慨的說:「大丈夫應如是呀」!此時,我抬頭看著大武山,驚覺南、北大武山之間的山坳,雲霧總是在那兒聚集(排灣族老人家告訴我,那塊雲霧就是祖靈相聚之地)。這句對聯,開始成為我的座右銘。因為,我把父親的形象放在曹啟鴻身上,只要我想起這對聯,我就會想起他,然後成為我做事的強大動力。
野狼機車經過力里,曹啟鴻發現有一條上坡路,問我要不要一起去冒險?我很開心的回答:「當然去呀,我們還要找林邊溪的水源頭呀」。上坡沒多久,就變成不斷的彎路,不斷的彎路,我好希望時間倒回走,把我變回童年。我坐在其後,靜靜地享受車轉彎時的搖晃。
菊姊某一天對我說:「你趕快搬離曹啟鴻家,把他當父親,你有一天會受傷的」。10年後,菊姊的勸,果然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