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有句話叫「做出蘇菲的選擇」（making Sophie’s choice），來自史岱隆（Willams Styron）於1979年出版的小說《蘇菲的抉擇》，1982年改編的同名電影，讓飾演蘇菲的梅莉史翠普得到了她第一座奧斯卡最佳女演員獎。
隨著大選的腳步，看到有人開始在鼓吹「委屈的和平」甚至「下跪的和平」時，我就會一直想到蘇菲。
劇照來自IMDb
她原宣稱她的父親是在波蘭營救猶太人的英雄，但事實上，她父親是波蘭反猶主義的意見領袖，是最早提出「根絕」猶太人主張的大學教授。當父親與丈夫要她在校園中分發滅絕猶太人的宣傳手冊時，蘇菲感到噁心作嘔。她痛恨他們的想法與威權，但她最終選擇了服從。作為兩個孩子的媽，受點委屈總是比跟男人反目成仇好，不是嗎？
只是，當納粹攻入波蘭時，他們一家並沒有因為反猶思想受到褒獎，相反的，納粹包圍了父親與丈夫任教的學校，殺光了所有僅具有思想而不具專業技術的教職員，使蘇菲生活頓失支柱。
當蘇菲與孩子們在華沙避難時，她同住的伴侶約瑟是反納粹義勇軍的殺手，負責殺死出賣猶太人的波蘭人，伴侶的姊姊玟坦則是義勇軍的領導者。蘇菲宣稱自己恨玟坦，恨她逼約瑟殺人，更恨她總是要求蘇菲加入義勇軍。每次蘇菲都以孩子安全為由選擇拒絕，而玟坦總是回答：「其他人也有孩子。」
雖然沒有加入義勇軍，蘇菲後來仍因為私藏火腿而遭納粹逮捕（當時肉都要繳給軍隊）。諷刺的是，幾乎就在蘇菲被捕的同一天，納粹攻入玟坦與蘇菲同住的大樓，蘇菲的兒子跟女兒也被帶走，安排在同輛火車上，一起被運往集中營。
在進入集中營前，納粹醫生會先判定一個人適合前往勞動，或是應直接「銷毀」，而蘇菲人生最困難的選擇就發生在此。納粹醫生對她說：「你可以留一個孩子，另一個必須送死。」還說，這是她身為波蘭人而非猶太人的「特權」，她可以「選擇」。
劇照來自IMDb
當我聽到「委屈的和平」時，我想到的都是蘇菲的種種「選擇」。她為了生活屈服於厭惡的父親，但終究沒能得到任何保護；她為了安全而拒絕義勇軍，但終究與義勇軍一起被關入集中營；最後她只能跪在堅硬的水泥上，抱著她兩個孩子哭喊著：「我不能做選擇！」而醫生則冷冷地回答：「那就把兩個小孩都帶走吧。」
在那一刻，蘇菲聽見懷中的女兒伊娃，哽咽而小聲地叫了聲「媽媽」，而也在那一剎那，蘇菲把抱著玩具熊的女兒推開，踉踉蹌蹌地站起身，說：「把我的小女孩帶走。」
很多人以為這種悲劇只發生在猶太人身上，但其實也發生在當時的波蘭人、希臘人、斯拉夫人、同性戀、共產黨、工會成員甚至身上帶著一塊火腿的人身上；困難的抉擇也不只發生在二戰，同樣也發生在戰後白色恐怖時期的台灣，甚至如今仍發生在中國關押維吾爾族人的集中營裡；面對極權政府，每當你選擇拋棄尊嚴之後，等待你的不會是和平，而是以委屈為基礎的另一次壓迫，所以你只會一次比一次更加委屈，直到那些選擇都不再有區別，剩下送出兒子或是女兒，或是用漢納鄂蘭的說法，你的選擇只剩下謀殺與謀殺。
台灣的現狀已是委屈，問題的困難點早就不在我們要不要委屈，而在於我們接受委屈到什麼程度？任何參與大選的人，都應該讓民眾了解你的底線在哪裡。例如蔡英文的四個堅持中，底線是與中國互不隸屬跟台灣主權不容侵犯，而國民黨的四個捍衛中，重點則是捍衛安全和平與繁榮。那我們就不禁要問，這是不是像于美人說的「再怎麼委屈的和平就是和平，和平大於一切」，是不是代表為了和平，可以隸屬於中國也沒關係？
《蘇菲的選擇》中最令人心痛的，無疑是當小女孩被帶走時，不住地回頭望向媽媽的那一幕。心碎得無法復原的蘇菲，就跟每個台灣人一樣是受到極權壓迫的受害者，她沒有「選擇」進入集中營，但她此前的每一次選擇，也都是一塊通往集中營的路磚。每當聽到有台灣人說「和平大於一切」時，我都會想，我們離集中營還有多少塊路磚？
別說不可能。就像納粹大屠殺紀念碑上那首知名的懺悔詩寫的一樣，當他們抓共產黨、抓社會民主主義者、抓工會成員、抓猶太人時，蘇菲都覺得不可能輪到她，她甚至認為「當納粹把精力放在猶太人身上時，自己就更安全了一點」。當台灣人為了和平容許極權政府侵犯時，你以為的安全，只是未來因為一首歌、一本書、一塊火腿甚至任何更荒唐的裡由被關進集中營的機率，對此我們唯一確知的事，只有到時候，沒有任何人可以幫你說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