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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虹安、菁英制度及對民主的傷害

高虹安的問題不僅歧視中華大學、歧視夜間部，她其實也歧視自己的學歷，這才是整套菁英制度最令人無奈的地方。當菁英們不斷攻擊他人有種族跟性別歧視時，其實菁英才是偏見最深的群體，不但連自己也深受其害，也危害到民主的代表性。

「我高虹安今天從小到大，北一女、台大不說，我們師大也是榜首進去，台大是斐陶斐，學術成績第一名畢業。我們今天不是像什麼中華大學夜間部，然後才要去做台大碩士灌水。」

高虹安這段描述的順序是北一女、台大、師大，看起來就像是她在北一女畢業後進入台大，然後以研究所考試第一名的成績在師大某個領域做研究。我是看了李忠憲教授的文章，才知道高虹安北一女畢業後，大學讀的是師大而不是台大。

高虹安把順序倒過來說當然是刻意的，她在台大研究所時我還在大學部，的確就像李教授所寫，像高虹安這樣碩士才來台大就讀的，就是「傳統台大大學生標準認為的洗學歷」。她自己也深知這一點，所以不但習慣把順序顛倒來說，還特別強調地自己不需要去做台大碩士灌水，明明大家質疑的是她辛辛那提大學的博士論文。

實驗社會心理學期刊2018年刊過一篇研究，一群社會心理學家在歐洲及美國進行一系列高學歷對低學歷者負面觀感的調查。在英國、荷蘭、比利時，他們調查高知識份子面對穆斯林、西歐的土耳其後裔、窮人、盲人、肥胖者和低學歷者等等這些傳統歐洲弱勢族群的態度，結果發現最不受高學歷者歡迎的，就是低學歷者。

在美國他們進行同樣的調查，只是把選項改成非裔美國人、勞動階級、窮人、肥胖者和低學歷者，結果美國的「菁英們」同樣最輕視低學歷者。調查同時也發現，教育程度較低的族群並沒有這種偏見。

研究人員在結論指出，即使傳統上認為高學歷者會更有教養、更加包容，但實際上，高學歷菁英比低學歷者的偏見更嚴重，只是歧視的對象不同。此外，即使菁英們譴責種族及性別歧視，但他們對自己擁有學歷歧視這件事並不感到抱歉，他們認定種族、性別、階級等源於自己無法掌控的因素，但教育程度不高卻代表個人不努力，因此他們認為低學歷者更有責任、也更應該受責備。

實際上是這樣嗎？駱明慶教授知名的「誰是台大生」研究中，在高虹安準備進入大學的2000年前後，住台北市大安區的高中生，上台大的機率是台東縣的31.5倍，即使同在台北市，住大安區都比住南港機率高4.1倍，比新北市（當時還叫台北縣）高5.4倍。即使在多元入學、繁星計畫的推動下城鄉差距有所減少，但到2014年時，住大安區仍比花蓮有高12.8倍的機率上台大。

菁英制度造成的痛苦，來自它把教育程度「道德化」了。過去的貴族跟平民都知道他們兩者僅是命運的差別，因此貴族明白自己負有義務，平民也不會自我貶低。但當代的菁英制度道德化後，高學歷者認為自己的社會地位跟報酬都是自我努力應得的，因此自己對社會沒有責任，而低學歷者也認為自己的困境是咎由自取，即使教育程度跟種族、性別、階級一樣受到天生的才智跟家境影響，也沒有跡象顯示他們擁有外人加諸的負面特質，低學歷者仍傾向於責怪自己。

高虹安在面對林智堅時是高學歷者，因此她可以指高氣昂、理直氣壯地歧視，而她也知道自己的學歷在其他人眼中可能不夠漂亮，所以她才要顛倒順序、強調什麼一般人根本聽不懂的斐陶斐以及沒人質疑的台大碩士學歷。但話說回來，教育程度跟城市治理真的有關係嗎？

也許有人會想，讓高學歷者從事治理不是很好嗎？其實你只要想一下你最討厭的那些政治人物，然後看一下他們的學歷就會有答案，高學歷適合從事政治只是一種菁英傲慢。高虹安的學歷，僅僅證明他有能力在鴻海工作，也「可能」是個還不錯的技術官僚，但作為民選首長，重點是在不同意見群體間的溝通跟代表性，接連惹出塔綠班之歌跟學歷歧視風波的高虹安在這方面顯然是不合格的。

過去民主政治不乏基層的聲音，但隨著菁英制度越來越深植人心，現代政黨都已經由都會菁英把持，如果我們繼續要求要「菁英」才有資格成為民意代表，那最後這樣的民主就會只剩下他們的看法，這些「菁英」，就像高虹安、就像發明菁英制度（Meritocracy）這個字的社會學家楊恩所說：「自認成功是對自身努力及能力的回報，因此自己理應高人一等。」

那他們還能同理基層人民的處境、反應廣大人民的心聲嗎？也許很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