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子要怎樣才會快樂?從鋼琴老師到荒野悍將主講者：廖惠慶

因為最近一群朋友要到花蓮玩，特別商請黃雍熙、廖惠慶賢伉儷帶領我們到他們小時候玩耍的私人景點，祕密花園。想起在1996年11月的民生健士會室內聚會時，廖惠慶曾有一場很精采有趣的演講，當時也有夥伴詳實地記錄下演講內容，附在後面，還有一篇黃創夏在成為名嘴之前的名記者時代，寫黃雍熙的一篇報導。

記得當年為了在產業東移政策正如火如荼的進展中，能讓民眾知道所謂開發的真相，遊說了很多媒體希望能做報導，但是當時低調的黃雍熙一直希望平面媒體或電視媒體只報事件不要報導他個人。但是一則報導要好看，就要從人的故事開始，若不讓電子媒體拍你的臉上鏡頭，他們根本就不會報導。

我跟雍熙講了好幾次，他才願意拋頭露面，最終因為諸多媒體的報導引起社會廣大注意與民意的支持，才能順利擋下一件又一件不當的開發案。

緣起｜本尊不在、分身出現

八月偉文就叫我來講了，但我膽子很小，一直不敢來，後來我建議叫我先生來好了，他較多故事，因為他是一個飛滑翔翼的人。結果“本尊”今天沒有來，我又被他陷害了，因為我是個不會講話的人，星期四先在協會練習，語無倫次亂講一通，大家還是說我講得很好，所以我就很安心的來了。

我的一生，和我的鋼琴老師有很大的關係，前天在協會講的題目是“黃雍熙的心在淌血”（好恐怖的題目），於是我和偉文說星期六來健士會的時候，講點有關音樂的東西，因為健士會裡面好多人都有小孩子，大家對於用音樂教育小孩，可能會有點興趣。

我的成長｜來台北全家只剩五百元

我小時候是在新竹北埔長大的，媽媽因為是獨生女，我們小時候就在外公家長大，因為外公沒有兒子。我十歲的時候，家中發生了一些變故，所以我們就落難到台北來。家裏有六個小孩，我媽媽小時候曾經家境很好，卻不知儲蓄，來台北的時候只剩五百元，幸好我爸爸受過大學教育，還可以馬上找一份工作、晚上教書，我們小時候還幫他改考卷。我很佩服我媽媽，雖然她小時候是金枝玉葉，可是她來到台北，從來沒叫過苦、也沒有哭過。

記得我十歲前要離開的時候，有人來搬走鋼琴。我從5歲就會彈鋼琴，媽媽是我的啟蒙老師。可是發生這麼多事情，她還是很勇敢，一到臺北，她就去學繡學號、教一點鋼琴、賣瓦斯，以前的人都認為瓦斯會爆炸，她就先用給人家看，她還幫新娘化粧，我真的很佩服她。所以我的性格受了她很大的影響，她常跟我說：（這還是長大以後講的，小時候不會講那麼嚴肅的話）只要你的

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就好了。所以我這樂觀的個性完全從父母來。

因為工作的關係，我接觸到很多人和很多小孩，卻發現每個小孩都很像他們的父母。像我跟黃雍熙,，我們都會在彼此的身上看到對方父母的缺點，又從對方的缺點往上溯。可是同時正因為要教養孩子，我們也希望孩子不要遺傳到我們最不好的地方。

從前我們被人家講的時候，都會惱羞成怒，後來有了孩子，我們就會想到要好好的忍耐改進、去蕪存菁。我24歲跟黃雍熙結婚的時候，以為從此就要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因為我先生是花蓮人，對我來說花蓮是個很神秘的地方。因為我們都是很浪漫的人，以前都瘋狂的談著各自的戀愛，從來沒想過我們會結婚。

阿熙的成長｜兔子要怎樣才會快樂

我先來談談他，他15歲以前在花蓮，小時候就是一個很狂野的小孩子。他常跟我說小時候的故事，譬如初二就留級，因為養了一百多隻兔子，每天就在學校裏想：兔子要怎樣才會快樂？他的兔子很幸福，他還幫牠們挖地道，做運動場，後來留級了，他爸爸把兔子全部賣掉，他就哭了，他是個很有同情心的人。他在花中唸了4年，畢業後考不上學校。後來我婆婆問我知不知道以前為什麼要訂中央日報，因為中央日報廣告最多，每個小孩都不太會讀書，私立學校招生的時候，就是中央日報廣告最多。所以我公婆非常辛苦，他們希望子女能順利唸書，可是沒有一個孩子唸得很順利。

我常檢討這問題，因為我自己是個乖小孩，從小唸書就這麼順利，可是我看我公婆養出來的小孩都比我聰明，比較自由、靈活。

我先生在高中以後就離開家，他離開以後就很想念他的花蓮。我唸六年級的時候，他已經上大學了，因為他高中也唸了很多年，唸了很多學校，

像喬治、東方，它現在的同事都笑他唸美國學校。

今天他沒來，所以我可以講點他的壞話，誰叫他要陷害我。上次去電台也是，他說要去台中客人那裡趕不回來，叫我去上綠色和平電台，把我嚇得半死。我和他都是懸崖勒馬型的人，最後一刻覺得不對了就會突然醒過來。有一天，他突然醒過來說他要去當兵了，於是就努力唸書，考上了輔大歷史系。他只跟我說他根本不想唸歷史，他從來沒有買過課本，很快樂的過了四年，交了非常多的女朋友。因為花蓮人很少，每次人家問他是那裡人，他都騙人家說是原住民，而且他的刺青在屁股上。

畢業以後他就到水漣國中教書，他到那裡，除了數學外，每一科都要教。學校叫他教英文，他最近才跟我說實話，他聯考英文才考零點幾分，可是從前偏遠地區，只要大學畢業教書都很容易。所以他就買書，一面教一面唸，他非常努力，所以現在他的英文非常好。他和胡茵夢是前後期，大學都去文學院選課，她唸德語系，他便去那裡看女生，每次神父問他英文卻一問三不知，後來他知難而退，就退選了。他教書的時候，有一天在他爸爸的雜誌上看到滑翔翼，所以他的第一件瘋狂事，就是用竹子做了一架滑翔翼，每天都在花蓮海邊跑來跑去，可是滑翔翼飛不起來，因為那是用竹子做的，而且那時候沒有很好的布，所以有點重。他的傻朋友開著車子拖，他就在後面跑，當飛起來後，他就把他發明的帶子拿開，拿開以後就可以飛一下再重重的摔下來。

另一件瘋狂的事就是在秀姑巒溪，我姐夫那時在塑膠公司當總經理，給了他兩隻橡皮艇。他把兩隻綁在一起，在秀姑巒溪漂了二十幾公里，帶了學校的女老師和一個花中的同學，當時並沒有小心的把船綁起來，為了救槳結果船翻了，而且船一直漏氣，沿途一直補船，最後全部的食物都沒了，衣服也濕了，結果兩天都吃泡得軟軟的餅乾，因為他帶了全部的老師去，第二天學校就放假一天。

結婚｜我非嫁給黃雍熙不可

因為我們兩人都很浪漫，所以我們的戀愛都是很苦很苦的。我記得結婚那天，真的好快樂，好像沒有人結婚那天像我那麼快樂的，我真的好愛結婚。我托福考過了也沒去，那時對我來說，我非嫁給黃雍熙不可。

但是結婚以後並不像我想像中的那樣，因為我先生每天都去飛滑翔翼。他那時在瑞士海外公司上班,Cosa是個很大的製鞋公司，他每天都累累的去上班，因為禮拜天都玩得很累，他每天都在看風、看天氣、認真的看報紙，到了星期五晚上就開始玩，到了星期天晚上才累累的回來，第二天再累累的去上班。所以我那時很訝異，婚姻怎麼是那樣子，因為我自己是個很認真的人，那時只想每天買新鮮的菜，把家打掃得很乾淨，讓他很幸福、很快樂。可是男生不是這樣子，他們好像很怕結婚，等我自己到了三十二歲時，才知道他為什麼那麼害怕，也覺得我很幸運，因為人是獨立的個體，人很愛自由。他是個非常含蓄的人，而我很熱情，當初是我自己跑去跟他說我要嫁給他的。你們千萬不要學我！我自己到了三十幾歲的時候才覺得很可怕，當初怎麼做那麼冒險的事情。他是個很善良的人，有一次我們從花蓮回來，路上有個人的摩托車燈壞了，他就把手電筒送給他。他心腸很好，很容易掉眼淚，我喜歡會哭的男生。

我原先以為結婚以後可以不用彈鋼琴，只要每天和他在一起就可以很快樂了。我是個很容易滿足的人，前幾天我媽媽問我記不記得小時後的願望是什麼？那時國二，我只記得那時候說：我希望長大以後早上不用早起，還有我希望喝汽水可以喝到不想喝為止。我原先以為生了孩子就會很快樂，於是我生了小悅，可是我發現生了孩子以後還是不快樂，這些道理都是我教育孩子以後才慢慢發現的。我在教孩子時常在想：我的幸福從哪裡來？好多人都跟我說：你身邊怎麼有那麼多好的事情？有那麼多好人？

後來我發現好人會黏在一起，我對人友善、別人也會對我友善，這也是最近發現的，很多事情我都一直在發現。

直到二十八歲，我開始彈琴之後，黃雍熙才較輕鬆，因為我變得較和顏悅色，他下班回來會判斷這臉是彈過鋼琴的臉。

反省｜人生有許多難關要獨自面對

我們就這樣過了很多年，一直到他四十歲時，飛滑翔翼摔了下來，在醫院住了二十一天，他才不再飛。飛滑翔翼是件很危險的事情，我一直都很擔心他，但我不會因為自己害怕就叫他不要飛，因為我自己也是個不愛被管的人。他醒過來以後，發現大家的經濟生活都不錯，於是他自己創業，創業之前兩年，他幫別家公司做，這兩年我真的很不快樂，因為他很忙，常常孩子看不到爸爸，我們為了全家人要在一起，常在星期天陪他去工廠，因為這樣子在路上可以跟他說話。我常看著我姐姐和她的孩

子，我覺得她的孩子很可憐，有得憂鬱症的媽媽，所以我努力要讓自己過得好一點，讓我的孩子幸福。幾年前我聽鈴木博士說過：孩子是上天為了讓愚蠢的大人變聰明，使我們混沌的心變得澄清而給我們的禮物。確實因為有了孩子以後，想事情想了很多，看姐姐這樣子，我覺得父母真可憐，六七十歲了還要為四十歲的女兒煩惱。鈴木博士希望人能用鼓勵的方式，使小孩子窺見真善美的世界。人如果單純的話，這社會就會比較祥和。

原本以為，24歲踏入幸福的婚姻便能夠開始過著洗手做羹湯的快樂日子。那時太年輕不明白人生有許多難關要獨自面對，人原來是獨立的個體，先生或孩子快樂時，我未必便快樂，努力做好太太和好媽媽，似乎並不只是生命的全部。

直到28歲，蒙師大林和惠教授收為入室弟子，傳承衣缽，重新回到浩瀚的鋼琴世界盡情鑽研，才了解原來酷愛飛行的雍熙和外表拘謹的我，嚮往的原是同一種難求的自由境界｜原來律己嚴的我們，在現實生活中，無形間給自己許多規範桎梏了。

藉著空中翱翔和音符中穿梭自如，我們比許多人幸運，得以在早期摩肩擦踵的台北市中，過著既現實又不太現實的好日子。

三年多來，姐姐得了憂鬱症的日子，使我心中充滿了疑惑，也使我仔細地回想了許多事情。在思考的過程中，發現了許多原本存在的道理。我很幸運地在成長過程中，得到欣賞藝術和大自然的樂趣，並受到許多師長親友的厚愛，在這些無私的愛當中，窺見了人生中的真善美及人性光輝。豐富的愛也使我成為一個自信樂觀、積極、知足平衡的人，這便是我對孩子及學生們的期望：不要求他們將來很有錢或有高學歷，而是做一位身心健康的人、獨立思考、有使自己快樂及

面對痛苦的能力。今日台灣這麼亂，便是因為大家只追求物質，而忘了內心最深處的安定力量。人並不是吃飽穿暖便能滿足的，有了房子名利，你未必平衡。歐洲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斷垣殘壁當中，能復甦得如此快速，便是因為他們的文化教育深植民心。我心想，若是能用人與人間的善意鼓勵，來使孩子有優美的心靈，感受幸福的力量，將美的種子栽在兒童的心中，慢慢地，他一輩子會追求真善美，長大後便不會做不美的事、說不美的話，社會便是一片祥和。然而藝術太高深、太奢侈,且入門不易，大自然卻是不分貧富愚智均可共享的，我因而積極加入清新宏遠單純的“荒野保護協會”，覺得能為土地盡一點心力，才是最有價值的。

行動｜不知是他救了花蓮，還是花蓮救了他

七月中旬，赴花蓮接參加夏令營的孩子返北，竟發現出了花蓮溪口，原本蜿蜒美麗的海岸公路被截彎取直，翠綠的山坡遭剷平填海，原本有著五彩繽紛的自然礫灘竟消失無蹤，且堆滿了醜陋的“肉粽”（水泥消波塊）那段公路曾是雍熙任教水漣國中時，每天往返的必經之地。傷心落淚、心事重重的他，第二天一早不得不赴大陸工作，返台北的火車上，開始提筆寫出心中的憤慨，第三天便自大陸傳真真情流露的“花蓮，請不要再建設”一文。

我在家坐立不安，也開始發出一封封求救信，並買了大堆雜誌報刊，尋找和媒體聯絡之道（健士會訊的通訊也幫了不少忙）。沒想到兩週後雍熙竟提早返台，告訴我他要停工兩個月，全力搶救花東公路。身為工作狂及事務繁忙的鞋商，早已捲入事業漩渦多年，騎虎難下，脫身不得的他，竟會為家鄉蒙難而發狂，這是我始料所未及的，這和往年只對著我演講的他不同，想來定是在荒野看到了許多伙伴努力的付出，種下了種子，一觸即發。

兩個月的明察暗訪，才知道濱海公路台11線拓寬工程，原來是79年列入六年國建的工程，82年起施工，預計8年完成，由花蓮到台東全長173公里，總計工程費104億。原來已十分完美，寬七米的海岸公路，竟被民意代表們爭取拓寬成20米及30米的筆直四線道！開路的理由十分好笑，分別是發展觀光、促進地方繁榮及提升公路服務品質。然而開路的方式卻如此粗暴，不但沒

有做環境評估、水文調查，且將地形地貌完全改變，一切只為工程方便，無異是殺雞取卵、暴殄天物。

台11線位於東海岸風景管理處轄區內，是一條法定景觀道路，適合遊客下來行走，以賞沿途景觀，不只是坐在車上“經過”而已，更不是產業道路。沿途有豐富的考古遺跡（曾挖出石棺），珍貴的世界級地質景觀，是地質學者的天堂及活標本，也是生態保存較完整的一塊淨土，福爾摩莎的縮影，更重要的是此地地質脆弱敏感，好不容易已經自然平衡，不適合再開發了。專家學者及熱心的全省民意代表及媒體記者們，接獲我們的求救信後，自動自發地共有三次探勘，三次記者會的行動，的確引起了不小的風波。然而正當各路英雄拔刀相助時，我們的阻力竟是地方政府，地方民意代表及當地居民。他們堅持要打著建設地方的大旗及保護國土的口號在破壞國土，不顧一切地爭取預算，做這種不必要的建設，是愛花蓮的人嗎？他們無視東管處蘇處長的吶喊，根本不尊重專業知識，並誤會我們是“把花蓮當做後花園的台北人”，真是令人欲哭無淚、啼笑皆非。

花蓮便是因為地形阻隔發展較緩，才得以保存濃厚的特色，有好山好水的。東部人沒有吃過污染的苦頭，拼命想效法西部的繁榮進步，殊不知產業東移的政策，根本不適合花蓮，西部的畸形發展也不足以為我師。花蓮最珍貴的便是自然資源，只要努力保存它得天獨厚的人文特色，便能使花蓮人世世代代有享用不盡的財富如桂林、如瑞士，這才是永續發展之道。要如何讓心急的花蓮人眼光放遠呢？看來，只有選擇荒野，栽培幼苗為最紮實的好辦法，但是，怪手無情，能等嗎？

十幾年前 新新聞的報導::小鞋商黃雍熙夫婦擦亮了保育東海岸的新路 　　　　文／黃創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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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在露營時，夜裡燒炭取暖，如果祇留了一塊作為火種，火會很快的熄滅，最後變成一小塊冰冷僵硬的東西；如果是兩、三塊木炭的話，就會互相依靠著慢慢燃燒下去。希望我們都是那作為火種的木炭，不是孤單的一個。」

三年前，一對現年五十歲，平凡的小鞋商和高中老師，花蓮土身土長的黃雍熙，和一向以「花蓮媳婦」自居的太太廖惠慶，在離鄉多年，謀生創業東奔西跑，事業略有所成之後，抽空回鄉。但沒有想到的是，一趟難得返鄉看海的旅程，黃雍熙卻看到了美麗的東海岸，變成了滿布醜陋的「肉粽」──消波塊圍繞的水泥長城。

捍衛東岸最後淨土

「我們相信每個人心中深處，都有一座橋、一口井、一條河、一棵老樹。無論是誰，兒時記憶的點點滴滴，都是我們的鄉愁，一草一木甚至熟悉的聲音氣味，都能喚醒遙遠且沉睡的童真………，我不忍再見老家，就讓他的美麗祇留在記憶裡，永遠親切靜謐。」話雖如此，但家園的全非，還是讓黃雍熙感到不忍，他說：「我們不是專家，我們也不是說要告訴別人應該怎麼做，我們祇是想告訴人家說，目前的情形有問題，我們祇是要告訴別人問題已經發生了，卻沒有被注意。」

於是，夫婦兩人燃燒起一場「搶救東海岸」的野火，靠著相互依靠，「木炭」越來越多，串連起一群關懷的力量，展開守護東海岸的工作。

甚至，火勢蔓延到廟堂之上，讓經建會主委江丙坤為之動容，不但刪除了台灣省府一直想要爭取的台十一線拓寬工程的十二億元預算，江丙坤還安排了黃雍熙這個小人物，在四月二十二日，向行政院「產業東移指導小組」簡報，各大部會主管因此上了一堂「永續發展」講座。而五月二日，行政院長蕭萬長還專程到花蓮視察台十一線的施工改善進度。

小人物改變了大傢伙，黃雍熙和廖惠慶，他們有什麼樣的通天本領？

翠綠的山巒、如珍珠般的絕美景緻，散落在太平洋邊的濱海公路之上，花東海岸是台灣現在僅存枕山襟海的山水之鄉。但是，在六年國建之下，一百七十三公里的濱海公路，大規模的拓寬工程，挖山、填海、建擋土牆、丟下上萬個消波塊，海灘、山坡和綠草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水泥擋土牆、水泥護欄和一整片一整片的消波塊。

政府難道不知道現況嗎？為什麼沒有人想一些更好的施工方式？國外同樣在施工，為什麼他們能保存景觀呢？工務單位為什麼不引進更進步的技術呢？

黃雍熙夫婦因此放下了手邊的工作，在三年前和荒野協會的夥伴，足足花了兩個月的時間，一步一腳印的踏遍東部海岸，蒐集了豐富資料，透過了好友葉美青的相機，將東海岸的災難一一現形；接著，黃雍熙並且將這些資料整理成冊，製成了投影片，像是傳道者一般，到處找學者專家簡報。黃雍熙說：「這件事必須有很多人來做，所以我們一直沒有放棄，也一直重覆地找人，把問題拿給他們看。」

親自向江丙坤陳情

就這樣，兩個一向羞澀的平凡人，開始運用他們不流利的口才，四處找尋專家學者，請教他們的想法。夫妻兩人之中，黃雍熙負責解說和整理資料，而一生相夫教子、賢妻良母生涯的廖惠慶，更是發揮了她想像不到「潛力」。黃雍熙說：「我老婆是一個一切事情都不會放棄的人。」為了引起更多人的重視，廖惠慶 到處蒐集名單，主動地寫信、打電話，一一拜訪專家學者和民意代表。

中研院的蕭新煌、台大地理系教授王鑫、花蓮師範學院教授李思根………等地質、環保專家，黃雍熙都曾一一拜訪。而民意代表之中，不分黨派地包含省議員宋艾克、立委朱惠良、謝啟大和范巽綠，黃雍熙都一一陳情。漸漸地，透過兩夫妻的奔走，一百多個專家學者都開始加入「守住最後的東海岸」的行列，重新檢討「產業東移」政策也逐漸成了話題，引起了國人的注意。例如，蕭新煌就多次在來回花東的飛機上，和江丙坤解說，希望江丙坤重新調整東部的開發政策。

但是，最後發揮決定性影響力的，還是廖惠慶。去年，廖惠慶在報紙上，看到一則有關經建會質疑政府將斥資二百四十二億元，在西海岸建築三千個攔沙壩的報導。當時江丙坤認為：「如果上游的管理沒有作好，下游建再多的攔沙壩也無用，因此首要之務應是做好山坡地、集水區的管理。」這段報導讓廖惠慶覺得：「江主委好像很難得。」

因此，廖惠慶做了一個一般小市民想都沒有想過的事。她專程跑去參加某次江丙坤的公開演講，會後，她鼓起了勇氣，擠到江丙坤的身旁，把相關的資料當面交給了江丙坤。當時，廖惠慶也沒有預想江丙坤會有回應，不過，意想不到的發展也因此開始。

江丙坤回去之後，還真的把廖惠慶的信看了一遍，看到這兩夫婦多年來鍥而不捨出錢出力，江丙坤「覺得很感動」。因此，江丙坤把資料交給了負責「產業東移」的部門處長胡仲英，胡仲英看了資料，也滿佩服這兩夫妻的執著，因此，他和廖惠慶聯絡，去年八月，胡仲英邀請兩人到經建會談談。

這一談，談出了台灣經建史上的新頁。當天，胡仲英原本安排了一個小時，但是，透過黃雍熙圖文並陳，不慍不火，純以事實娓娓道來，讓胡仲英深受感動，他因此就把部門處內，有關產業東移政策的官員，都叫進去聽黃雍熙簡報。而這些官員聽了以後，也覺得有關「政府的公共工程，對生活品質的破壞比單獨的產業更嚴重」的問題很重要，又再度出門，把部門處所有的官員都找進去聽。就這樣，原本一個小時的會談，就延長到一整個下午，之後，這些官員還建議，黃雍熙應該要把他的想法，讓更多的人都知道。

經建會暫緩工程

於是，透過江丙坤的安排，黃雍熙又到「產業東移工作小組」做了一次簡報。據經建會官員指出，當黃雍熙把東海岸的災難一一呈現出來後，「交通部、公路局的代表，都說不出話來。」工作小組的成員，也認為應該給他們的長官們有所體認，江丙坤再度安排，四月二十二日，小百姓黃雍熙站在中央政府的會議桌前，對著行政院的各部會決策官員，上了一堂永續發展的課。

就這樣，在施工品質未改善之前，暫緩台十一線的工程，成了中央政府的共識，經建會也因此，在審查八十七年預算時，主動刪除了台十一線預算。沒有聲嘶力竭的吶喊，沒有積極地遊說動員，也沒有串聯造勢的組織，一對小鞋商夫婦，就在一再拿事實說話之中，成了國家政策大急轉的「導火線」。

不過，黃雍熙並不願意將這件事情，收攬成為自己的功勞，當兩個月前，記者在由江丙坤和胡仲英口中，聽說了黃雍熙的故事，但是想要和他們兩個人當面採訪，黃家夫婦卻是遲疑再三，一再強調：「低調、低調」。

經過長期的連絡，終於在三重的「湯城工業城」中的一間辦公室內，見到了黃雍熙。這裡，祇有幾張桌子，兩個小姐透過電話聯繫業務，實在看不出，這裡的小鞋商，才在不久之前，曾經對國家政策發揮了影響力。

黃雍熙說：「我們祇是一個導火線而已。」對於今天努力略有小成，他仍是靦地說是「機緣」。話雖如此，黃雍熙對於「運動」的成功，還是有一套他的心得。

黃雍熙說，其實當他剛看到東海岸的破壞時，感覺一樣也是「很憤怒」，但是，透過長期的訪談，他也發現了在花東一帶，擁有滿多過去環保界的健將「隱居」在花東，這些「隱士」充滿著「無力感」，「這證明了過去抗爭的方法，實際上並沒有效果。」

改寫台灣生態保育史

而黃雍熙的想法則是：「我和我太太都不是專家，所以，我們沒有資格告訴別人應該要怎麼做，我們的想法一直都是，我們看到了一些問題發生，我祇是要告訴更多的人有這個問題。」因此，沒有對抗，沒有施壓，經建部門首次聽進了「不一樣的聲音」。黃雍熙夫婦就如此平凡地寫下了台灣生態保育史上獨特的樂章。

之後，黃雍熙還是打算要繼續找人談，繼續把他看到的東海岸和花東之美告訴更多的人。不過，有趣的是，黃雍熙卻說，這工作他祇打算做到五十五歲就停止。因為：「我覺得一個人到了五十五歲以後，頭腦就開始退化，不容易吸收新的資訊，漸漸地就會跟不上時代，這時候，就應該讓更年輕的人去努力。」這點功成不居的想法，也讓這位平凡的小鞋商，顯現出了不平凡的灑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