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聲音多元的質感，用音樂連結土地與生命的感動——專訪：聲動樂團主唱& 團長 Mia

撰文＝駱亭伶‧圖片＝謝韻雅、A Moving Sound 聲動樂團（本文出自《新北市文化》季刊第47期 | Cover Story：聆聽新北！多元聲音創作）

基隆人，聲動樂團主唱&團長，清華大學外語系畢業，師從當代人聲藝術家Meredith Monk、Rhiannon，獲Fulbright學人獎銜，投入表演藝術創作與聲音教學二十年，是臺灣兼具聲音創造力與靈性療癒的藝術家。

2002年與來自紐約的Scott Prairie 創立聲動樂團與跨界劇場，在臺灣生根，枝枒延伸到世界舞臺。是團友也是伴侶的兩人，從彼此的異文化養份中，激盪出新的音樂語彙。融合東西方器樂：二胡、中阮、柳琴、手鼓、口簧琴、貝斯等。充滿戲劇張力的人聲吟唱，形塑出跨界和原創風格，多元活潑的原創歌曲甚具感染力。

獲國際樂評 Tom Pryor讚譽為「世界音樂舞臺上最富原創性的團體之一」。受邀赴歐美亞洲二十多國演出上百場，曾發行《小宇宙》、《心的航行》、《微星之光》三張專輯，二度入圍金曲獎，並由全球最大的世界音樂公司ARC國際發行，榮獲歐洲「One World Music」年度專輯首獎。

其實一開始我是想藉由藝術探索自己，了解自己真正喜歡什麼，並沒有想過有一天會從事表演藝術。我的成長過程就像很多同時代的孩子，拚命讀書，不知道是為了什麼，可能是希望在大人眼中我是有價值的。我來自一個勞工家庭，父親是基隆碼頭工人，母親在市場做小生意。排行老四的我，剛出生時家人期待是個男孩，一度要被送走。

當然這些都是日後回溯時看到的，小小的心裡隱隱覺得：如果我不夠好，就有可能隨時消失。我剛好是一個很能夠逼迫自己在高壓下把事情做好的人，記得有次月考後老師當眾宣佈：「我們看看下一次謝韻雅還會不會每一科都考100分。｣從此我就一直是模範生、班長，但心裡充滿了恐懼、壓力。所以從小我對於無法做自己，無法說真正想說的話、不能違抗威權，都很有感覺。

但是人生也很有趣，我因此得到很多機會站到臺上，譬如國歌、合唱需要指揮，民族舞蹈比賽需要獨舞，身為班長的我常被點名。但老師看重的是能否得獎，平常並不鼓勵，所以我對於藝術的喜好總是一點燃又被吹熄。

有幾件事讓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音樂老師考聽音，班上只有三個學過鋼琴的同學答得出來，我完全聽不懂，當時好生氣。高中時，我念的是貴族私校，第一次感受到與同學的差異。我還記得老師派我參加藝術歌曲比賽，當時我腦海裡最藝術的歌曲就是〈秋蟬〉，經老師告知，才知道那不是藝術歌曲，他派了一個同學來教我唱〈紅豆詞〉。我記得最後得獎的男生唱的是帕華洛帝的歌劇名曲。

這些因藝術教育落差而引發的不平，都讓我很有感覺，也埋下日後探索的好奇。

大學聯考一考完，我有重新活過來的感覺，覺得該交代的已經完成。甚至大學一畢業我也好清楚，我不要為金錢工作。大學時我參加合唱團，但喜歡的音樂已越趨向實驗性類型。後來上體育課接觸了即興舞蹈，畢業後，我去雲門、蔡瑞月舞蹈社學舞。那時我還在廣告公司上班，看到舞蹈家樊潔兮回國的新聞，便主動打電話詢問是否需要行政助理。當時正好是臺灣小劇場興起蓬勃的時代，參加剛創團的綠光劇團，發現舞臺帶給我很大的滿足，排練時有很多觸動，表演藝術讓我修復了很多不流動的情感，像是從小被壓抑的女性特質。

當時是解嚴後，民主運動與本土意識興起，臺灣也正在問我是誰，進入整合自我認同的階段。我自己是外省第二代，又是基隆人，對臺灣的歷史和海洋文化很有興趣，曾在臺原基金會、海洋臺灣基金會工作，後來在家鄉外木山漁村做田調，寫了一本導覽手冊，同時也幫蔡瑞月舞蹈社整理口述歷史。不過對我來講，文史如果沒有轉化成新的語彙，就沒有那麼強的吸引力，藝術中的創造性和實驗性始終最吸引我。

1993年我從學校畢業，2000年到紐約，先後做過廣告文案、舞團行政、表演藝術雜誌編輯，後來開始幫年輕創團的三十舞蹈劇場和很多獨立舞者做表演製作。那時我覺得藝術生態要蓬勃就不能只有大團，必須要有更多的freelancer，但是做了兩、三年後，發現我一直在損耗自己，整體藝術環境沒有結構性的改善，只是很辛苦地幫每個獨立工作者找資源。

同時期，我也開始在劇場做一些創作，但是沒有受到鼓勵，頗有挫折，所以我提出研究紐約downtown獨立藝術家的資源環境跟生態的計畫。我當時是申請第一屆國藝會的藝術行政人才出國進修。

那年入選五位，我是唯一的freelancer。我的規劃不是待在某一個high art的文化藝術中心，而是前三個月拜訪相關單位，如劇場、基金會等，研究他們協助藝術家的機制，包括教寫企劃案、策劃新人展演、補助計畫等，那裡的藝術支持系統不單是公部門，很多資金是來自企業和民間。爾後三個月則去訪談獨立的藝術人，幾乎都是最底層的藝術家，最後也身體力行地完成一個獨立製作，與國際藝術家合作演出。

在紐約有很多奇遇，我去上很多課，例如我很仰慕的實驗人聲大師Meredith Monk。我也去看表演，遇到來自各國的藝術家。有一次注意到一個德國女士，穿著一襲美麗又現代感的民族服裝，她先嫁到菲律賓後又來到紐約，我們固定約在某個地方聊天。有一天她突然要回國，給我一枝笛子，叫我去找一個人，並預告我們將有一場靈性的對話。

另一個沒有身分的中南美的作曲家，跟他的老媽媽住在一起。訪問這些紐約底層的藝術家，打開了我的生命面向，原來不是只有名利、財富，對藝術的追尋也可以讓人全力以赴，我覺得我身上也有這樣的熱情。

上舞蹈課很有趣，同學有工程師、畫家……，上課時老師教一個樣子，大家則會跳出自己的樣子。在當時的臺灣，我去跟著科班生上課，一抬腳每個都舉得一樣高，讓我顯得特別怪異和尷尬。但在紐約是鮮明的「做自己」文化，對錯以外，更重視多元尊重和個體的包容性。

在臺灣時，我一直很在乎別人怎麼看我，無法不在意既定的身分形象。在紐約反正沒有人認識我，我就把自己當白紙，放膽嘗試。很多Music Bar晚上有Open Mic，歌唱、唸詩、聲音即興都可以，現場報名，按順序上場。我記得其中一次，我唱完之後，原本喧囂歡愉的Bar突然寂靜，後續上臺的人都變得很感性，分享內心世界。

藝術創作這條路上，有夥伴、有對話交流，很可貴。在紐約到處都有人想要跟你一起玩藝術，邀約即興共創，也開啟了日後我對即興的興趣。可能因為在紐約很少人能靠藝術而活，大多另有維生的工作，創作變得很純粹。當事情越純粹，它的交流激盪就越真誠豐盛。

從紐約回來後，我完成了獎助案成果發表會，同時決定要當藝術家，但講完我很心虛，因為根本不知道接下來要怎麼走。其實我要謝謝Scott，他一通關鍵的電話，讓我有勇氣走下去。

我們在紐約因為合作表演而認識，可能是跟美國的教育養成有關，他覺得「實現最大的夢想跟潛力」是第一優先的事，對生命的探險關係著一個人人生的完成度，這也是為何他們經常從事登山、滑雪等冒險活動，所以當我們相遇時，他那種全然的讚賞跟鼓勵，就是我當時最需要的核心價值。

我們兩個有很多地方互補，我在創團前有多年行政經驗，知道如何找資源，但缺乏創作的自信。Scott從小學習古典音樂，畢業於音樂學院，欠缺實務行政能力，在紐約數次嘗試從事藝術，但總行不通。因為認識我而來到臺灣，發現這裡充滿創作的可能性，且物美價廉，不像在紐約的經濟壓力，評估之下，決定來臺灣發展。

回顧這一條路，好像是被潮流、命運帶著走，創團也是個意外。Scott來臺灣後，我們做了一場創作演出，當時售票有相關稅法，必須有登記立案的團體，於是我們匆匆忙忙跑去登記立案，聲動樂團就此誕生了。

會選擇新店花園新城，是因為Scott在暑假來臺灣拜訪我，我帶他去花園新城找朋友，他很愛大自然，非常喜歡那裡的環境，便決定年底搬來臺灣住。

當時花園新城吸納了很多藝術創作人，那個時代大家都沒有資源，卻都很願意嘗試，一股新能量正在醞釀，包括重整管委會，策辦花蟲季。我們開始在花園新城創作，包括〈土地公伯〉、〈雨林〉等作品都是散步時的靈感。而每次演出完，回到新店，去買個豆花，坐在碧潭邊上吃，就覺得很滿足。

我們在紐約創作時，大多是很實驗性的音樂劇場，原創和跨界是兩人的自然特質。也可能因為我們團裡有一個外國人，給了一種例外性，我變得不怕打破既有的框架。

Scott喜歡異文化的即興碰擊，看多了西方的東西，對東方的樂聲充滿好奇，就找臺灣的國樂專長者一起玩。剛開始他們不習慣不看譜，對即興很陌生，但在共創的衝擊下，帶出了全新的活力。

我來自舞蹈劇場的背景，加上Scott來自古典與流行音樂的基底，讓我們的表演形式非常開放多元，結合音樂、舞蹈、戲劇、馬戲。聲動從一開始創團，在臺灣就很獨特，也搭上了臺灣那個時期對跨界藝術的高度興趣，邀演機會不斷。

最初的成員只有我和Scott，當時若有國外藝術人來臺灣，常會被朋友介紹來找我們，一起跨界即興演出，所以聲動的第一張專輯《小宇宙》有巴西擊樂家、比利時吉他樂人參與。後來固定成員逐漸增加為三人、四人、五人，樂器上以傳統民族樂器為主，包括中阮、二胡、戲曲鑼鼓等，陸續發行《心的航行》、《微星之光》，並曾二度入圍金曲獎和歐洲世界音樂首獎。

聲動的音樂結合臺灣在地草根文化的元素，也融入中國、西亞、印度、中東的樂風。在臺灣多被歸於傳統創新的範疇，在國際上則比較被歸類於世界音樂。但對我來說，原創精神是唯一的核心，究竟如何歸類，只是方便大眾辨識，隨著時代潮流也會變化。

姻緣讓我和Scott相遇創團，也因為他而有了國際展演的機會。我們都有種文化外交的使命感，除了自身經歷的滋養，也很希望讓國際認識臺灣這個真誠、嚮往民主自由的國家。走遍世界各地後，更覺得臺灣人有一種善良樸實的特質。所以國際演出不只是異國文化符碼的呈現，更希望能創造一種普世價值，以及向善的集體覺知力量。

這些又連結回我最初以藝術探索生命的初心，探尋認同及土地與我的連結。在過程中，我重新爬梳父母的生命故事，認識各族群因戰爭和移民所經歷的苦難，讓我更能擁抱並感謝這塊土地。小時候我常幫忙媽媽賣冰、賣飲料、做加工飾品，爸媽的勞動生活很接地氣，給了我很多創作靈感，像是〈菜市仔〉。

而聲動樂團之所以走出劇場、進入社區街巷和校園，某個緣起是我過去在兩廳院工作，曾邀請爸媽來看表演。從沒去過這麼精緻的場館，我發現他們很不自在，冷氣太冷，不敢交談，那時我便在心裡發願，我要創作勞動階層也可以感受共鳴的藝術作品，用音樂與大眾連結。

有一件事很有意思，Scott在紐約見到我，說好羡慕我的膚色，當時我整個傻眼，因為我小時候常被取笑暗黑的膚色。所以，人都需要多元價值，需要旅行交流，因為當一個社會的美醜價值變得既定且單一時，更容易被主流價值文化帶著走，欠缺多元涵容與尊重。

這也是我為什麼很喜歡世界音樂，可以聆聽到各個不同族群的聲音，從中窺見不同的生命樣貌，拓展美感體驗。例如，很多草原文化以喉音歌唱，不同於美聲唱法的頭腔共鳴。所以我在教授聲音課程時，常強調去探索聲音多元的質感。

人類的生理結構可發出很多種聲音，包括哭、笑、哈欠……平常說話的音頻範圍其實是最受限的，因為隨著成長，符合社會規範和文教禮儀，聲音的表達創造力反而被壓縮了。而透過歌唱，我們重新開展更大的音頻範圍，打開身心更多的共振頻道。

課堂上我會巧妙帶入遊戲，鼓勵去體驗和玩耍聲音。有一個非語言遊戲，規定兩人對話只能用非語言，我發現每次成人學員開始玩時，都像回到小孩子的天真狀態，笑到捧腹、無法自拔。

我們每天都在使用語言，甚至比肢體表達更直接。肢體依賴視覺，隱藏度較高，只要轉身背對就看不到，可聲音是360度，穿透性跟刺激性都很強，這也是為什麼對一個人不屑的冷言冷語會成為霸凌。聲音的殺傷力不容忽視。

換個角度，聲音可以帶來的感動也很大。我喜歡看美國的達人秀節目，最常獲得評審Golden Buzzer的大多是歌唱。其實唱歌的身體難度或許不比需要經年訓練的馬戲雜耍來得高，卻最容易觸動人心。聲與心連結，只能說是神的創造。

甚至這也是樂器無法取代的，因為歌者是用身體當作樂器，所以我後來在帶音樂療癒的課程時，較少運用頌缽銅鑼，而是以自己的身體實驗共振出聲音，這是非常神秘的途徑。

除了與自己的連結，當聲音跟別人連結的時候，那種感動也很具體，是很多信仰中所說的合一感。因此我在帶課程時，除了認識聲音跟自己的關係，也有與他人連結，甚至與宇宙共振。就像教會和布農族的八部合音，在合唱裡透過連結能創造出一種靈性的感知。我常說，大家只要願意一起唱一個「啊｣，共振時，就已經完成了很多事情，創造出一體感。

其實我相信一個願意一起唱歌的團體，更能做好一件事，團體歌唱就具備了社群的力量。像布農族的八部合音，不只是祈禱小米豐收，更透過唱八部的過程去感受大家的狀態，如果這次有人的狀態不對，大家就再調頻。

調頻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沒有調整就無法重新對準，所以連結很重要，每個當下都在變動，勢必要靠彼此隨時的聆聽和回應。

Podcast風行的原因，或許是社交平臺過度使用視覺（影像），而期待開展聽覺這頻道。我也觀察到這三年因疫情戴口罩，使得臉部的表情變少，但是唱歌需要動用到很多臉部肌肉，現在正是一個重新學習唱歌、找回連結的好時機。

《新北市文化》季刊從1984年6月創刊至今，持續關注在新北和全台灣發生的多樣文化議題，關心藝術潮流，關心影視音創作，關心城市動態，關心常民生活，關心創意科技，關心土地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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