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雙馬靴

先父被拘押在臺北市青島東路軍人看守所（現喜來登大飯店）。由先父傳遞出來的一些小紙條和幾句話，知道所有酷刑都完善伺候。最令人痛心的是砍手指頭、老虎凳，以及用電刑。先父在監獄裡面寫：「受此酷刑，倒不如當年留在大陸，被匪折磨反而心安理得。」

當時的保安司令部軍法處長包啟黃，因為開會時與先父有一面之緣，且係同行，家母乃請托可以在他的家裡（看守所緊鄰）得見到先父三次，關在牢裡幾個月，變成滿頭白髮，雙腿殘障，佝僂不能行。

保安司令部所要取得的，就是要先父憑一個姓陳的，從香港來的青年，所拿求職介紹信，承認與「共匪」有勾結、有聯絡、供給「共匪」情報，想顛覆政府。

先父以「拿證據來」據法、據理力爭，而使特務們束手無策。待動刑後，先父怒斥違法，並說：「出獄後當揭發你們，跟你們算帳，你們要想整孫先生而先拿我開刀。」這就使特務惱羞成怒而致後果不堪設想。

我常想，那個姓陳的青年，明目張膽的到陸總會客室上簽真名求見，若任何一方是真的「匪諜」，這種聯絡的方式就是連三歲的孩子也不會採取了。我看過一本書，作者因為看《湯姆歷險記》而被逮捕，因為特務說作者馬克吐溫是馬克思的弟弟。我寧願相信這是個笑話。可是先父被逮捕處死，除了歸咎於這種低級笑話心態或故入人罪外，實在找不出其他解釋了。

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原判先父10年徒刑，送上去以後被打下來重簽，如此上下數次，由15年、20年、直到無期徒刑。

消息傳到家母耳中，乃急病亂投醫，去請孫立人先生向老總統說明周某人之背景、經歷，絕非共黨或者為匪工作。孫先生再三問家母：「一定要我去說嗎？若是我去說了，結果可能更壞。」家母是一個婦道人家，豈能瞭解當時上階層的政治鬥爭，以為孫先生系推託之詞，所以堅持己見，要求孫先生去說。

可是結果老總統紅筆一揮，明令槍決。先父同鄉好友曹聖芬先生，那時任總統府秘書，看到卷宗後，火速通知家母營救，家母乃立即求見蔣夫人，可是當時蔣夫人陪美國眾議員諾蘭夫婦到淡水參觀，失之交臂。

第二天（11月23日），早上還沒有出門，《中央日報》及《新生報》已經公佈執行了。天人永訣，台灣又多了一個冤鬼，加上一門孤兒寡婦。

1950年11月23日（星期四），上午陰天，我正在臺北大安區幸安國民學校（原名叫板橋國民學校），上老師陳有生先生的課，我叔父忽然來學校接我。

從幸安國校經過新生南路，到極樂殯儀館的路上，腳踏車在石子路上的顛簸，叔父的一臉悲慼，加上烏雲及冷風，使10歲的我頗有不祥之感。直覺的想到失蹤近半年的父親，是否有什麼不幸的事發生在他身上。

到了殯儀館以後，看到哭倒的媽媽，不要想也知道躺在紗罩裡的就是爸爸了。頓時我的腿有如水一般的軟，栽倒在地。

大人們把我拖到靈前，爬在地上不知磕了多少個頭，才被拉起來看看爸爸，我當時不是在哭，簡直是在嚎，心中一直在問，這是怎麼回事？怎麼會這個樣子？幾個月不見我心裡面高大英俊的爸爸，我每天要幫他脫馬靴的爸爸，竟然會變成一個滿頭白髮，面目恐怖，一動也不動的死屍。

家母說：「你爸爸讓政府槍斃了。」我全身就像從前打擺子一樣不停地抖，一直抖，一直在抖，大約有二、三天不能停。

這件喪事對我們家的打擊和影響，是非常深刻的。

首先，家中成了親友們的拒絕往來戶，除了兩三個不怕死的先父的老同學還有來往以外，都因為怕沾邊而躲而遠之。在獨裁政權統治之下，這本是人之常情，絕對正常。

其次在學校裡、巷子裡的小朋友，也用異樣的眼光與口吻對我，疏遠和排斥是必然的現象。這些我都能忍，只有在我調皮、不聽話、不用功的時候，比如跪在院子裡冒著雨背英文，那個時候媽媽的厲聲責備我嚥不下去，她說：「你如果不學好，不配做你爸爸的兒子。」

我們一家三口雖不至於像電影《芙蓉鎮》中那種「像畜牲一樣活下去！」，但也相去不遠了，除了經歷過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父親被拖出去像宰一條狗一樣的人以外，我不相信任何人會有我們相同的感受。

先父去世不久，家中突然來了一個女管家，是從前爸爸媽媽在西安戰幹團教過的學生，說是幫忙照料家務。家母每天以淚洗面，又要忙於奔波生活，於是只有六個榻榻米大小的家中，就很奢侈的多了一位免費的「女管家」。她丈夫叮囑我們說：「她耳朵有點聾，你們對她說話要大聲一點。」我們一家三口也遵命照辦，而且對她非常感激。

可是不久我們才知道，她是保密局派來「緊迫清查」的。不知是因為我們每天哭哭啼啼使她受不了呢？還是查不出什麼名堂？總之，她臨走以前曾經對我說：「你爸爸哪是什麼共產黨？誰叫他跟孫立人作事！」

對當時11歲的我，這句話遠不如巷子裡「山東饅頭」的呼聲有點意義。我告訴家母後，她一邊流淚，一邊說：「我們太天真，我們太天真了。」

到如今我才體會到那「天真」二字後面，隱藏了多少血和淚。

我們自從家中遭到這個大變化，就生活在一個只有默默忍受，而從來不敢在表面上公開表示內心不滿的環境當中，雖然常有些疑問，但是由於大人們嚴厲的警告言詞及目光，而得不到更深一層的解答。

隨著年齡的增加，由於學校、朋友及報章雜誌的接觸，開始有了思考及分析的能力，進一步的也對先父的事情，愈研究愈對當政者的說詞產生疑問，也就愈增加了一個研究真相的決心。但是那是一個政治上百般禁忌的社會，憑我一個「匪諜的兒子」想去要求公佈案情又能得到什麼反應呢？只有瘋子才會再陪上另一代的性命，去和國民黨打一場必輸的官司。

出國以後看到了加拿大、美國的所謂「民主」、「法治」和我們台灣的那一套「民主」、「法治」之間的距離，使我們多了一層惆悵和不平。

台灣的老百姓，用翅膀來投票是為了什麼呢？

一個執政的黨，在敗退到彈丸之地以後，不能夠反省失敗，痛改前非，反而遷怒百姓，疑心大起，實行「寧可錯殺一千，而不放過一個」的政策。加上私心作祟，清除異己，視人權為糞土，人命如草芥。日子久了，很難不被老百姓唾棄的。我不否認國民黨中有很多有為有守之士，更不否認近40年來國民黨在台灣的建設成效。但這些都不能說明它是一個完美無缺的黨，更不能否認或抵消由某些不肖的官員作出的罪行。我要求的不僅是清查先父的死及其他冤案，還給那些人的清白名譽。更積極的也要給繼任的執政者一個警惕，不要重蹈覆轍，摧殘人才。

1950年先父遇害，1953年先祖父周俯雲先生也槍決於湖南老家，罪名是「反革命家屬及地主」。世界上竟有如此不合邏輯的慘劇。

由於台灣當時還是蔣氏天下，先父的死，在他們眼中，實在不如一條路邊的野狗，根本無冤可申，無理可講。在一個獨裁專制政體下，你的鞋是賞賜來的，自己做鞋是犯法的，而不幸的，我們一家是一生光腳的人。我們兄弟迫切地想替先父洗雪沉冤，燒一雙他喜愛的馬靴，不要光著腳入土，雖然這是一雙遲了近40年的紙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