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苦與反抗】關於監獄的一些計算

圖片來源：報導者／攝影楊子磊

到底要翻過幾個山頭

追到霧，追到秋天的柚子

冬天的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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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到那個精算師

問他到底怎樣

才算是故鄉​

──零雨〈關於故鄉的一些計算〉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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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從家裡拿一把椅子出來，搬到電梯前。凌晨時分，他的妻子、女兒在床上安睡，他親吻他們的臉頰，換好外出服，不大的行李箱裝進盥洗用品、幾件替換衣物，狀似要出門上夜班或是到遠方出差。然而他只是停在電梯前，坐下來，開始又一次漫長的守夜。1930年代的蘇聯，史達林大清洗的整肅下，在莫斯科或列寧格勒，像他這樣的人並不少。不願意讓所愛的人看到被逮捕時的狼狽模樣，於是穿得齊整，在樓梯口、大門邊等「他們」上門。英國小說家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的作品《時間的噪音》（The Noise of Time），以作曲家蕭斯塔科維契（Dmitri Shostakovich）為題材，描寫他每晚出門，當一個電梯看守員：「這讓他看上去好像控制著事態的發展，而不是受事態控制。提著行李箱離家的人，通常都會回來。穿著睡衣從床上被拽走的，通常不會。……重要的只有這一點：他看上去好像並不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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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書中提及，「國安署經常在早上6點到家裡逮人，……清晨聽到門外有聲音便會以為是警察上門拘捕，試問誰能在暴政下安眠？」香港的監獄自然不能等同於蘇聯史達林時期的監獄，不變的是暴政下的任意逮捕、精神摧毀，不知何時敲門的惶惶威脅感，是慢性凌遲。一位小提琴家對蕭斯塔科維契描述他的被捕過程：「他們」夜復一夜來到他的公寓帶走某個人，從來不是群捕，而是每晚帶走一個，這種作法會讓那些留下的人，那些暫時倖存的人，那個最後一名被逮捕的人，將恐懼升過喉頭，到達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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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民的書寫中，從審判到入獄，沒有驚惶之感，而有一種難得的從容。判刑時不呈上社會賢達的求情書也不自辯，陳健民身為中壯輩，不為自己求情，反而掛心老的小的，聽到年事已高的朱耀明牧師，以及兩位學生領袖都被判緩刑或社會服務令，不必入獄，便放下心來，對在旁聽席上的太太「做了一個OK的手勢」，下一句接的是「她卻只是一臉茫然，沒作出任何反應。」想當然爾，太太不能理解，明明宣判入獄，為什麼比ＯＫ手勢？為什麼還雲淡風輕，彷彿事不關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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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重若輕，是這本預期沉重的《獄中書簡》最好看的部分，朱利安‧巴恩斯拿來寫蕭斯塔科維契的那句話也可用在陳健民身上：「他看上去好像控制著事態的發展，而不是受事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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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容的「控制感」來自於陳健民的預先準備，這與他多年來參與培力中國公民運動的背景相關。陳健民熟悉中國運動組織者入獄前的「必修功課」：不吹冷氣、洗冷水澡、降低物欲、打坐靜心。入獄前兩年，陳健民已經不吹冷氣。審判前，他做風險控管，提前從香港中文大學退休。漫長的審判過程中，他預感山雨欲來風滿樓，官司可能無法善了，他從刺殺希特勒失敗而被處決的潘霍華牧師身上體會到「沒有廉價的恩典，人必須為自己的信仰付上代價。」宣判當日，他在心裡計算，原本16個月的刑期，如獄中表現良好，沒有犯規，扣減三分之一刑期後，大約是坐一年的牢，尚堪忍受。牢獄之災亦是一種「計算」，陳健民認為，雨傘運動之後的種種政治迫害、秋後算帳，令社會瀰漫強烈的無力感，審判與入獄重新凝聚向心力，是公民抗命中非常重要的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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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計算，付出代價，忠誠受苦。首先，他要將牢坐好，「所謂坐得好，就是不要給他摧毀。這也是一種抗爭。更多人也應該有這種準備，這樣一大群人沒有被他們毀掉，是很重要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陳健民帶著一雙澄明的眼睛，身為一個社會學家，到獄中做他獨一無二的「田野」調查。若激憤、悲壯的情緒遮蔽了視線，我們就不能得到這樣一本非虛構報導寫作─獄中人類學日誌。儘管他必須退化為一個幼兒，一條裸命，他不再是大學講堂講授邊沁、傅柯與環形監獄的教授，在規馴得厲害的牢籠中，他像個幼兒園學生，眼不斜視，手不亂擺，一個口令一個動作，隨時準備接受劈頭下來的訓斥辱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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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這個詞常令人感到精明、世故甚或狡詐。陳健民式的計算法則是清明透徹，是漢娜‧鄂蘭的「責任與判斷」，是在苦難面前測量己身的邊界與極限，秤一秤天秤是否等重、勇氣與怯懦的斤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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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與怯懦像是雙生子，如影隨形，相應相生，勇氣易寫，怯懦難言。一個政治犯、獄中的受難者，在他人的眼中總是光亮明鑑、勇氣滿溢。陳健民在書中提到南非的曼德拉，在獄中度過二十年歲月，發覺種族歧視滲透至每一個角落，黑人囚犯衣不蔽體，麵包總是少一塊。曼德拉在獄中繼續抗爭，爭取黑人白人囚犯享有同等權益，「堅信革命要從顛覆生活中習以為常的不義開始。」陳健民抗爭路上的「手足」邵家臻實踐曼德拉精神，也在獄中爭取犯人權利，爭取改善監獄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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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民自知不如人，很誠實地坦露他的軟弱：「我倒沒有這種能量。參與政治多年，我只想躲在獄中看書、跑步、靜觀其變。……對於監獄種種，我不帶牢騷地先去經歷，細味箇中苦澀。」在娛樂八卦節目的罐頭笑聲中讀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想弄清楚為什麼民主在中國始終沒有發生？持續追索大哉問，也能安於小確幸，拾起學術生涯多年絕緣的小說閱讀，讀艾莉絲‧孟若筆下北美單調孤寂的小鎮生活，也跟著曾參選總統的另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巴爾加斯‧尤薩來到南美洲，體驗秘魯的奇情與背叛。陳健民於2019年4月底入獄，一個多月後香港反送中運動風起雲湧，昔日的佔中三子深陷囹圄，注定錯過、只好錯過、安於錯過，流刑地反而成全難得的「安息年」，對一個經年累月「在路上」的學術與社運工作者而言，讀閒書如天降甘霖，如幼鹿渴慕溪水，「讀著讀者，不知道花落花開、滿頭華髮，身體疲憊卻心靈滿足地度過了這326天牢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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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坐監的典型是捷克的哈維爾，在家書中牢騷不斷，挑剔著前來探監的妻子，陳健民從莽夫身上看到的是「對抗極權，無權者最有力的武器便是活在真誠中─講真話……無懼展現軟弱卻真實的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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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懼展現軟弱卻真實的本相，回到蘇聯的蕭斯塔科維契，極權下的作曲家首先熬過1936年歌劇首演，歌劇「愛好者」史達林蒞臨現場，很不幸地貴賓包廂位於打擊樂和銅管樂上方，更加不幸的是那晚樂手特別賣力演奏，不斷敲擊「偉人」的太陽穴與耳膜。史達林是拿著斧頭的園丁，那些犧牲者，只是樹木被砍伐時飛濺出來的碎片，隔日《真理報》頭條，形式主義者蕭斯塔科維契，背離俄羅斯民族傳統，如狗吠豬嚎刺耳粗鄙不堪。鐮刀揮下，蕭斯塔柯維契以為他會死，「他總是很守時，赴死時也很準時。」每晚他準時提著小行李箱守在電梯前，從1936年夜夜凌遲到1953年，史達林的瀕死時刻。史達林本人沒有力氣檢查他了，體制派遣一位「導師」，一個嚴肅的社會學家，指定書目（全部由史達林同志的著作組成）並隨時抽考，幫助他自我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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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問：「我知道你是一位著名的作曲家。但跟我們偉大的領袖比起來，你是誰？」蕭斯塔柯維契思考後嚴肅地回答：「跟首長相比，我是一條蛆蟲。」導師很滿意地說：「看來你已經擁有健康的自我批判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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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條蛆蟲。」像顆老鼠屎流傳久遠，卻少有人提及，儘管導師三申五令再三提醒，家裡怎能沒有史達林的畫像呢？蕭斯塔柯維契抗拒著，始終沒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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