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題材關涉現代中國知識份子和他們面臨的困境，而「臺北人」這一類嚴肅作品的讀者，大概也都是知識份子。如此，由於讀者能領會小說人物之心境處境，並切身體認小說裏提到或呈示出來的有關中國文化的種種問題，就容易和作者發生共鳴。
這一段話，乃歐陽子於其分析研究《臺北人》的名著《王謝堂前的燕子》中，〈「冬夜」之對比反諷運用與小說氣氛釀造〉一文開頭認為〈冬夜〉這篇小說能受普遍歡迎的原因之一。
〈冬夜〉的二大主角余嶔磊和吳柱國，曾是「五四運動」中表現活躍的北大學生，一個打赤足放火、一個領隊遊行扛大旗；他們皆離開了故土中國，一個到了臺灣、一個旅居美國；他們都在大學擔任教授、一個教拜崙、一個教唐代歷史。在下著冷雨的臺北某個冬夜，吳柱國來到余嶔磊位於溫州街的舊屋探望他。〈冬夜〉所寫的，便是這二位老友久別重逢的短暫片段。
余嶔磊與吳柱國二人的青年時代洋溢著愛國浪漫精神，一九一九年的五月四日，一群不滿北洋政府簽署賣國條約的北大學生強行突破駐日公使官邸，作者白先勇透過二位主角的回憶與對話、簡略地提及「五四運動」的一些過程。「五四運動」的真實情況自不是作者所強調的，然而釐清相關問題或有助於更深刻地體會〈冬夜〉的人物們內在的精神背景。
一般而言，「五四運動」的廣義定義包含了一九一九年五四事件及其餘波、以及一九一七年以《新青年》雜誌和北大為中心引起的「新文化運動」。研究「五四運動」最力的美國學者周策縱於其名著《五四運動史》認為：「『五四運動』是一個複雜現象，它包含新思潮、文學革命、學生運動、工商界的罷市罷工、抵制日貨運動、以及新知識分子所提倡的各種政治和社會改革。」周策縱強調，這些相關活動的激發因素是源自學界與社會人士的愛國熱情，以及提倡學習西洋的價值觀。
吳柱國為何羨慕余嶔磊即使環境清貧也能「教導我們自己的青年」，他長年寓居異鄉而希望退休回到臺灣、他的黑呢大衣內中穿著中國絲棉短襖，其愛國精神正存乎不經意的細節中。而在大學教拜崙詩的余嶔磊，出於經濟原因渴望能出國教書，然而他即使有此想望也只說去「一兩年」，可見他同樣心存故土。
歐陽子透徹分析〈冬夜〉時提及：
作者視野中的五四時代，是浪漫的，單純的，熱情的，追求精神解放的。今日時代，是理性的，機械化的，冷酷的，追求物慾滿足的。作者當然自己不說，也沒讓小說人物說出這樣的話，卻藉由余、吳二人所敘述的自身遭遇，有力呈現出來。
參與過五四運動的主人翁余嶔磊，果然曾是個滿懷浪漫精神的青年。他熱情地參與五四事件、爬進曹汝霖家把鞋子都擠掉了，他與北師大校花雅馨是中國的羅密歐與茱麗葉、為她寫了首新詩投稿《新潮》，他所教授的是浪漫主義的拜崙的詩歌。作者白先勇選擇拜崙而非華茲華斯、雪萊、濟慈等詩人，顯然也是有理由的。英年早逝的拜崙家世高尚、英雄形象，雖然跛足卻能積極地參與希臘的獨立戰爭。在提倡仿效西洋科學與民主的五四時代，文學領域的拜崙也是被歌頌稱讚的。出於愛國的熱情，五四人士求新求變，積極向上、不屈不撓，青年時期的余嶔磊，想必也是精神境界如此崇高解放的一位人物吧。可惜英雄遭現實擊垮，他曾經茂盛的黑髮如今十分光禿，曾滿院子赤足跑的腿跛了一隻，連拜崙的詩歌也七八年沒譯過一個字了。
現實的無情與無奈使小說人物只剩無限唏噓，也使讀者在旁觀書中人生命歷程的同時，自我省察精神是求尋進步或者向下沉淪。余嶔磊雖然看似落魄、負債且健康狀況不佳，但他依然保存著往年的舊書，在心靈劃有一塊專屬過往美好的小角落。吳柱國是自覺自知的，他會因為身在外國、寫些「空話」的書而愧疚，更覺愧對往日的同學朋友。但他面對了、也接受了現實，並且冀望回國。白先勇筆下透過人物之口洩漏出當代人拋捨精神、學理工、科學又理性的種種功利想法，也以各種隱喻暗示精神世界遭遇現實挫敗的不堪（如余嶔磊被「機器腳踏車」撞跛了一條腿的象徵），那麼讀者能夠從中獲得多少啟示？從精妙的文學筆法中，我們能如何自我啟發？五四的浪漫精神，或許還更需要為人所知。
參考資料：
歐陽子，《王謝堂前的燕子》（臺北：爾雅出版社，1976年）。
周策縱著，陳永明等譯，《五四運動史》（湖南：岳麓書社，199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