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者所往:《幸福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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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克羅埃西亞代表《幸福的所在(Safe Place)》改編自導演尤拉伊勒羅蒂奇(Juraj Lerotić)的真實經歷,以極簡的敘事反覆呈現「過不去」的徒勞:一扇又一扇的門,一道又一道的牆,一項又一項的規定,和被疾病隔開的意識與心靈。布魯諾穿過重重阻隔試圖救回試圖自殺的弟弟達米爾,之後要離開醫院解釋破門的理由;理應成為溝通橋梁的精神科醫生,理應協助救人的警察,都增加布魯諾和母親與達米爾之間難以越過的障礙。無法平復的焦慮,推不倒的框與牆,都讓說著「對不起,我放棄了」的達米爾在徬徨罪疚當中,投往認知裡的安全之地(Safe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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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開頭遠景看著布魯諾撞門衝上樓梯的腳步聲,撞開門猶如撕裂的黑暗,就宣示了要救一個人,首先要能抵達。然而布魯諾對著病床上的弟弟討論著葬禮與拍這部電影的理由,傾訴著事發後的感受,「你知道我會說什麼」所以只能傾聽;以及為了找回離家的弟弟在眾多樓層間穿梭,都呈顯兩人之間難以拉近的距離──以為是煙,要如何能不引火把實則焚身的他拉出來?更刺心的是布魯諾與母親極力想要冷靜,仍是不停地撥電話,不停地變換形式問「為什麼」和尋求保證──身心病患無法自制的行動,難以符合「正常」「標準」的「理性」與「選擇」,畢竟心靈已然覆上繁複細密、通著電流的網,吸附著醫生話裡隱含的指責,和親人關懷裡的苦惱(誰又知道警察把他從海邊帶回來的路上說了什麼?),一一吞噬,反覆咀嚼;倘若試著伸手,必得電傷皮肉,再次循環的痛除了轉向身體,又要如何找到出口?連傷害了自己,都還想到把血擦掉;明明該求助,還得說出心理師想聽的話好證明「進步」,面對這一切只能回答「還好」、「她人很好」;終於有人徵詢他的意見,卻已經過度負荷,痛到退縮在自己的世界裡無法意識──醫者的傲慢和警方的顢頇,更加深了病患與照護者之間無法相會扶持擁抱的無能為力。最後那一張屢次被拿出來的照片背景,達米爾遲來的笑容後方,那些小孩接二連三地張開雙手,躍下牆後的海洋──那不僅是預示,彼方與鏡頭之間更是現實與影像、與幻想的距離,一如《日麗》的回顧,只是《日麗》是選擇在記憶裡接近、共舞與擁抱,《幸福的所在》則是自編自導自演的男主角藉由電影取暖與祈願,極力接近了亡者所往,那無法到臨的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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