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德昌的唱片架

台北市立美術館「一一重構：楊德昌」回顧大展有一整面牆陳列他的老唱片，都是六十年代所謂「B版」的台製翻版：為了節省成本，外封是塑膠袋夾著薄薄兩張紙，早期多半是單色或雙色印刷，後來才有四色彩印。起初售價台幣八塊，後來漲到十塊、十二塊，仍是便宜。

牆上有大家比較熟悉的貓王Elvis Presley和拖把頭時期的The Beatles，也有抒情歌王Andy Williams和「五黑寶」The Platters（當年有聽英文歌的都認識他們）。有民謠的Bob Dylan、Joan Baez、Peter Paul & Mary、Simon & Garfunkel（上面三組是洋歌聽得稍多也都會認識的）、Donovan、Judy Collins、Tiny Tim（這三位就算是略『進階』的了），還有迷幻搖滾的Jefferson Airplane、Jimi Hendrix、Janis Joplin、Country Joe & The Fish（皆屬張狂浪蕩的青年革命之聲），以及重搖滾的Cream、The Who、Led Zeppelin（都是英國重搖滾宗師）、Blue Cheer、Iron Butterfly（兩支美國重搖滾先驅），草根搖滾的CCR（當年紅極一時，但聽慣抒情曲的普通樂迷可能嫌粗嫌吵），和Mike Bloomfield、Stephen Stills、Al Kooper共飆的名盤Super Session（三位都是搖滾史大神），以及劇場改編電影名作Hair原聲帶（此專輯是嬉皮文化的時代象徵物）......。

這面牆滿是青春革命的激情，濃濃的「次文化」氣味，遠不只普通「熱門音樂」粉絲的品味。除了角落的「暢銷一九六五年最佳十六曲」和「南國情調」兩張精選輯（好吧，再加上Andy Williams）比較跳tone，這算是一個重度、深度文青樂迷的聽覺世界一隅。算算楊德昌的年紀（他生於一九四七），這些唱片大概屬於他十八歲到二十多歲的時光。

這一面牆讓我見識了那年頭翻版唱片場景之豐富多元，如何可以在戒嚴時代的台灣滋養飢渴好奇的文藝青年，讓他們的聽覺宇宙能與彼時舊金山、紐約、倫敦的嬉皮青年同步並進，非但不受審查制度箝制，亦大大超越「AFNT美軍電台」相對馴化的口味（AFNT是不會播迷幻搖滾和反戰民謠的）。

衡諸當年文藝審查制度之嚴密，這些寫滿革命、反戰、嗑藥、性解放的歌如何能通過翻版唱片在台灣社會橫行無阻，是我始終好奇的事（當時版權法規尚不完備，翻版西洋唱片無法可抓，合法出版的本土唱片反而屢遭查禁）。要知道，那是台灣男生頭髮留得稍微長一點，就會被警察抓進派出所強迫剃頭的時代呀。是因為翻版躲掉了審查機制，民間也沒人要當「爪耙仔」審聽、檢舉嗎？但不只翻版唱片，當年電台節目偶爾也會播西洋排行榜那些張牙舞爪的歌。我曾問過長輩箇中緣由，他們想了想，說：也許那時候負責審查業務的人英文程度太差，根本聽不懂吧。

其實大部分喜歡「熱門音樂」的台灣聽眾大概也不會有窮究歌詞的心思，能夠開採出那些唱片裡真正「危險成分」、讀懂那些訊息的文青，畢竟是極少數，楊德昌便是其中一個。

所以那年頭的文藝青年，也能在重重審查、規訓、禁制的夾縫中，創造出精神世界的「自為空間」。音樂如此，電影也是。家用錄影機得等到八十年代初才普及，那之前的影痴若非碰運氣期待片商正式引進少見的藝術電影（他們會為了一部稀罕電影遠赴外縣郊區小戲院『朝聖』），就只能糾集同好在「試片室」放映那些「准映執照過期，卻未被片商銷毀」的小眾名作。就這樣，一代人也看了費里尼、雷奈、高達、安東尼奧尼、庫柏力克、柏格曼、黑澤明、成瀨巳喜男、小林正樹......。

至於，讀盜版翻印的禁書（封面經常改書名、換作者以避險），更是幾輩文青的共同記憶了。禁忌愈多，好奇與飢渴就愈熾烈——有時會想：若非國民黨的禁令，會有那麼多人地下傳閱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和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嗎？。

那年頭，文青的音響器材，大抵以方便實惠為要（要認真玩音響，除了錢，還需要空間，大部分文青玩不起）。我猜青春時代的楊德昌聽那些唱片，主要還是手提式唱機，不大可能是連著擴大機的Hi-Fi音響（六十年代後期，立體聲音響在台灣還沒有普及吧？）。B版壓片音質本就無法和進口原版唱片相比，在「發燒友」耳中多半是不合格的。但真正的好音樂永遠不挑器材，光憑一部手提唱機，也足夠傳遞強烈激情和啟蒙震撼了。

那面牆只是青年楊德昌聽覺世界的一小角，卻已足以讓我管窺一代文青「自力救濟」的「文化構成」。

（寫給《財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