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林頓大陸行對台灣負面影響中的積極因素
張登及（政治大學東亞所博士班）
1998/7/10 自立早報
台灣對美國與中共關係變化的敏感與緊張非自今日始，但從民主化與本土化以來則慮患更深；此實因主體意識與認同變遷，加以力量不足以改變強權結構造成的焦慮使然。
後冷戰時期之初，美國也曾面臨蘇聯強敵消失後，忽然成為獨強但力有未逮、盟國分歧下，是否要北約東擴以及「圍堵」中國的困境。國內則瀰漫著對美國獨力支撐全球秩序、主導亞太安全、青睞台北改革、防阻中共勢盛的期待。雖然一國的外交戰略非在片刻間改變，但此次柯林頓大陸行則證實了美國未來對中共以「交往」為優先的政策。這對上述期待而言不能不說是一種「傷害」。政府與民間日前曾聲言必要時不惜「斷然」處置，並發起示威，但近日在野黨部份領袖彈性的政策思考已清晰可聞。
美國當代現實主義外交教父季辛吉在其近作「大外交」中指出，現實主義與傳教士精神(威爾遜主義)乃是美國相矛盾的兩大主流思維。實際上美國的政經利益與價值理想兩者都是任何領袖在為時不敢放棄的；當前國際關係理論中熱門的「建制」建構論(regime building)實際上正是「霸權穩定」論(stability of hegemony)實力不足下的產物。美國與大陸的「交往」思維，實際上乃是希望透過理念滲透與利益互惠，促進中共更激進的市場化政策，並融入全球化自由經濟的各種體制(regime)中。當中共為了堅持鄧小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遺教而更深地與國際經濟體系結合互賴，則採取不合經濟成本的激進政策可能性就減少，而與美國在全球議題包括東北亞、南亞安全與東亞經濟上合作的意願就強化；美國維護理想與利益的麻煩便降低。
台灣被美國部份人士說成「麻煩製造者」並非因為雙方理念矛盾，而是因為台灣可能增加美國管裡全球利益的成本，這些成本可能是美國不願支付的。這樣看來，表面上台灣作為國際社會處境尷尬、相對弱小的行為者，柯氏此行的言行的確造成了無心的衝擊。但責備美方則無理且無益；僅看到消極因素而激憤蠻幹或妄自菲薄也是很膚淺的。何況美日安保基石與對台軍售並無改變，這就是美人所謂的「不變」。柯氏此行對台灣理應有積極的作用與啟示；一方面提醒台灣不要高估美國的能力與理想主義，一方面指出了台灣可以扮演的積極角色。
以台灣具備的地緣、經濟實力與文化戰略地位，原本即對中國大陸有潛在之威脅與巨大之影響；否則不會成為美中最敏感的問題。台灣與全球經濟體系的結合日深，與亞太區在文化上有先天的接近性。事實上，加強與國際經濟的整合，成為國際接近中國知識上、經濟上的戰略渠道，一方面可以降低國際間從大陸獲益的成本，同時也提高國際間放棄台灣的成本。既無礙於美國的策略，也不致激起中共之冒險。積極的規劃與有意識的參與，才是維繫主體性與尊嚴最有效的道路，消極地抱怨則除了遷延時日喪失籌碼外，只有利於政治光譜左右兩極的少數人。
顯然，柯林頓明言以參與下一世紀大陸的前景變革為志，台灣應該參與柯氏的遠略；大陸雖大，但可以是台灣邁向世界的助力，變成揮之不去的惡鄰，則我們將疲於奔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