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月殺手》鮮血從地裡發出吶喊，電影裡沒說完的故事

一九一八年，莫莉‧勃克哈特（Molie Burkhart）的妹妹米妮（Minnie），年方二十七，就死於罕見的「衰弱病」；一九二一年，莫莉的姊姊安娜（Anna Brown）失蹤多日後，被發現頭部中彈，倒臥溪谷；不到兩個月，母親莉茲（Lizzie）也不明原因撒手人寰；一九二三年，莫莉的最後一位手足，妹妹麗塔（Rita）和她的丈夫比爾‧史密斯（Bill Smith）凌晨三點在睡夢中，被安置房底的炸彈炸成碎片。

這是一個世紀前，發生於印地安保留區歐塞奇（Osage）領地的連續殺人案。

幕後主使的行兇者，都是親近的人：莫莉的丈夫歐內斯特（Ernest Burkhart），歐內斯特的舅舅，同時也是莫莉家的摯友威廉‧哈爾（William Hale）。在美好的承諾，溫暖的擁抱和慷慨奉獻背後，有的竟是令人難以想像，看不盡黑暗的計畫、秘密和沉默。

有人說這是一個愛，仇恨，和貪婪的故事。白人為了繼承歐塞奇人龐大的石油利益，為金錢蒙蔽雙眼，以致寧願背叛枕邊最親近的家人，背棄託付全心信任的朋友，也要一步一步走向共同的毀滅。

但莫莉家的案子並不是特例，歐內斯特和哈爾的罪行，也並非僅靠一己之力。

莫莉和她的姊妹。圖左至右依序是麗塔、安娜、莫莉和米妮。（出自歐塞奇國博物館）

所有原住民的歷史，都是血淚史。外來者帶來不知名的疾病，原有土地的失去，自然資源和傳統文化，以族人不能掌控的速度，像浪濤襲岸，一打就沒了蹤影。因戰爭、被迫或被誘，印地安人與美國政府簽下一份又一份的合約。整個十九世紀，就是印地安人遷徙和死亡的世紀。從傳統土地搬到第一個保留地，再從第一個保留地被趕往第二個保留地。

電影一開場就展現一幕宛如悼亡的對話。部族的酋長沉著嗓音，女人們低聲啜泣。因為他們知道，從此以後，歐塞奇的孩子將不再會說自己的語言。

但傳統文化的喪失，還不是最切身的痛。現代社會的弱肉強食，是不用兵卒就能實現的遊戲，對於印地安人而言，何以生存，相較過往任何時期，是更戰兢的難題。

起先，是瘟疫衝擊，而後還有政府未依合約供給年金、糧食、醫療和衣物，導致印地安人大量死亡。單是歐塞奇族，五年間人口就減少了50%。

政府支票跳票不是新鮮事，合約從來只為約束弱者，保障強者。更何況在西裝革履的白人眼中，印地安人只是一群未開化的野蠻生物。少一個不少。政府真正放在心上的，是如何更有效的同化，如何進行最有利己身的土地分配，削弱部族力量。他們要求印地安人進入農業和定居的現代社會，但劃出的印地安保留區，卻多是荒涼的不毛之地。

一八七○年，歐塞奇族遷至奧克拉荷馬（Oklahoma）東北方的印地安保留區，就是一塊土壤貧瘠、多岩，並不適宜耕種的土地。

那時誰也沒料到，這塊看似毫無價值的土地竟蘊藏豐富的黑色黃金，日後吸引數以萬計的石油投機份子蜂擁而至，也再次改變歐塞奇人的命運。

《花月殺手》劇照

黑色黃金的詛咒

起初，他們繞著石油跳舞。歐塞奇人是河中之子，這份地底孕育出的禮物，就像瓦康塔的賜福，上帝的眷顧。他們從需要靠政府接濟的邊緣群體，一躍而升成為全世界人均收入最高的族群。一九二三年，歐塞奇全族收入超過三千萬美金 (相當於現今四億美金)。他們不用再工作，就有房有車，家家戶戶都有僕役，甚至還有不少白人成為他們的雇工。

但歐塞奇人很快就發現，黑色黃金帶來的並不是祝福，而是比瘟疫、飢荒，更殘忍無情的詛咒和綿延數代的創傷。

財富改變不了根本的歧視，也無法找回失去的尊嚴。在白人諂媚的微笑裡，仍然當他們是野蠻人，還罪加一等，變成好逸惡勞，奢侈無度的野蠻人。所以他們不配擁有金錢，也不夠格支配金錢，儘管那本是屬於他們的財產。美國政府設下針對印地安人的「財產監管人制度」，以人種為判準，愈是「純正」的印地安血統，愈是「劣等」，愈是不具備完全行為能力的「缺陷」，必須將財產交由白人監管。從此，無論金額大小，娛樂還是生活必需，沒有監管人的審核許可，就不能擅自動用。

這樣歧視性的制度，所帶來的危害，不僅是侵犯印地安人的人權，也為外人的貪念提供絕佳的屏障。絕大多數的監管人，都會利用身分之便，盜用被監管人的財物，甚至像哈爾和歐內斯特，為奪產，製造一起又一起看似「天意」的自然死亡。

哈爾精心策畫的連續謀殺，並不是個案。

《花月殺手》劇照

下一個是誰？

《花月殺手》原著是一本報導文學，作者是調查記者大衛‧格雷恩（David Grann）。在深入調查莫莉家的謀殺案時，他在滿布塵埃的檔案裡，發現早於哈爾的案子之先，犯罪行為就已經開始；在哈爾入監後，不尋常的死亡也持續發生。翻閱《印地安事務部工作日記》，有無數的受監管人，在被監管期間去世。其中一位監管人，底下有九位受監管人，但有七位在被監管期間死亡；另一位，十一個受監管人，八人死亡；下一欄，五位受監管人，全數死亡......。十幾年的時間，歐塞奇人的死亡率超過全國一點五倍。

「當時，每個人都會掩蓋這些事。葬儀社人員、醫生、警察。」歐塞奇國博物館的館長，凱薩琳‧雷德‧寇恩（Kathryn Red Corn）這樣說。她也是受害者遺族。她的祖父當年疑似被第二任的白人妻子毒殺，但始終沒有受到正式的調查。

幾乎每一個歐塞奇家庭，都有一個以上的至親遭害。而兇手都是他們認識的親人、朋友。這是雙重的創傷。就像莫莉和歐內斯特的兒女，永遠都困在「親人被父親殺害」的泥淖裡，更深層且痛心的叩問是，在父親的犯罪計畫裡，「下一個是不是就輪到自己？」

他們想要真相，又害怕真相。只能放任傷口如影隨形，等待自癒，或者潰爛化膿，也提不起勇氣扯開紗布，直視會讓自己永遠跌入深淵的那片血肉糢糊。

除了醫生、警察，清一色白人的法官、檢察官、陪審團，地方治安官，甚至牧師，都是這個龐大共犯結構裡的一員。正義和邪惡，已經攪成一片渾水。彷彿二戰時期的納粹，在他者被「非人化」之後，每一個在自家人面前溫暖的慈父良友，一轉身就都變成失去道德良知的劊子手。他們的包庇和沉默，不帶情緒做著日常齒輪般的工作，或許是因利益攸關，也或許，僅僅只是習以為常，相信了，接受了，這些紅皮膚，長辮子，披著彩袍的異族，只是會用兩隻腳站立的野獸。那麼，自己又何須為這一切感到內疚？

《花月殺手》不只是人心貪婪的故事，也是一場根源於體制的邪惡，是由上而下的種族屠殺。

真相始終未明

莫莉家人的謀殺案，在歐內斯特和哈爾被送進監獄後，就宣告結案。他們除了謀殺莫莉的家人，也被控犯下另外二十多起謀殺案。兩人最終被判處終身監禁。

一手建立聯邦調查局的局長胡佛（J. Edgar Hoover），在宣告破案後，面對新聞媒體洋洋得意，認為多年未決的懸案，是因著他的強力介入才得以偵破。這是自己英明領導下的調查局，征服美國蠻荒邊境的輝煌成就。但對於冒著生命危險辦案的探員湯姆‧懷特（Tom White）和他的團隊們，卻隻字未提。

胡佛其實不真的在意歐塞奇人的公平正義。他強力施壓探員破案，除了被害者之中有幾個白人，更是為了讓調查局從先前的弊案中脫身，在輿論中重塑清廉、智識、正義的形象。最重要的，還有提升他在官僚體制裡的權力和個人崇拜。善於公關的胡佛透過媒體編織了一個全新的故事，將案件改編為各種浮誇的報導，還製作廣播劇，劇裡調查局是英雄，而結局永遠邪不勝正。

然而，探員們實際都知道，辦案絕不是報導呈現的光鮮亮麗，過程充滿錯誤的調查。甚至，並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哈爾和所有二十四起謀殺案都有連結。還有許多人，因著哈爾的被捕，逃過了審判。

作為官方宣傳的樣板，「歐塞奇人謀殺案」就等於哈爾及其黨羽的犯行。僅此一案。破案了，成功替調查局洗白了，就該收手。

其他無人聞問的案件，只有隨著亡者，隨著遺族，埋進記憶的深層，永無回聲。

哈爾和歐內斯特。歐內斯特身上印地安款式的西服，反映他夾在兩個群體之間內心的掙扎。《花月殺手》劇照

電影的最後，是一場壯麗的群舞。族人拿著鼓棒，圍著一個極大的鼓面，按著節奏敲擊，隆隆的鼓聲向外擴散，周圍穿著傳統服飾的族人，以同心圓圍繞，一圈一圈的延伸。鼓點，鈴鐺，合唱，旋轉。這是歐塞奇人的祭典舞蹈「埃朗斯卡」，他們以此紀念地球的轉動，也讓散居各地的族人有機會再次凝聚。

傷痛不會過去。珍視失去的，曾經的樣子，重新裝進生命裡。
然後記得「面對明日的世界，我們還是歐塞奇人。」

八十高齡的大導馬丁，用三個半小時的篇幅講述這一段長期被埋在檔案庫的歷史，以原著為基底，將主角從莫莉和探員湯姆‧懷特，拉到歐內斯特的內心。淡化聯邦調查局的戲份，在一開始就透露了哈爾和歐內斯特的野心，是為了在敘事上去英雄化，不願意落入犯罪懸疑的套路，而更寫實的呈現當時的背景，細節描述整個犯罪過程。

只是除了李奧納多飾演的主角歐內斯特，幾個關鍵角色，如哈爾和湯姆‧懷特，都較為單薄和功能化，沒有呈現出人物的多面性，特別是這兩個角色在原著都有豐富的背景，電影中卻多被捨去。書中對於體制的反思，系統性的邪惡，電影也沒有太多著墨，若是看過原著的讀者，可能很難感到滿足。

無論如何，要將這麼複雜且宏大的敘事裝進一部電影不是容易的事。馬丁並不討好的，用他的力量，讓大家接觸到這段歷史，或許是出於使命，也或許是回到初心，都讓我們看到一個已無須證明自己的導演，如何用作品回應這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