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民亂之中有種以暴露女性下體祈使官軍火砲失靈的奇葩陣法叫陰門陣；官軍則以暴露男性（具體來說是僧眾）下體相剋，稱為陽門陣。蔣竹山出版過一本《裸體抗砲》，書名很聳動，其實是正兒八經的論文暨書評合集，開篇就專門談這個議題。據蔣氏研究，「陰門陣」一語始見於李光墼《守汴日志》：「崇禎十五年，壬午。正月初一日，辛未，賊用陰門陣，城上以陽門陣破之……賊趨婦人，赤身濠邊，望城叫罵，城上點大砲，悉倒泄。城上令僧人裸立女牆叫罵，賊砲亦倒泄。」
撇開戰事的殘酷，像這樣僧與俗、男與女的裸體對罵還滿有喜感的。「忍辱」是佛家六波羅蜜之一。《諸經要集》也說：「蓋聞忍之為德最是尊上，持戒苦行所不能及……且慈悲之道救拔為先，菩薩之懷湣惻為用，常應遍遊地獄，代其受苦，廣度眾生，施以安樂，豈容微有觸惱，大生瞋恨，乃至角眼相看，惡聲厲色……。」但國家大義在前，或至少是個人性命攸關，畢竟城破之後難以獨免，也只能我佛慈悲亦懲惡，不避口戒、嗔念了。
以女體對抗火砲，在由明入清後仍不乏其例，甚至為官軍沿用。蔣竹山提到，太平天國亂事期間，安徽穎上縣曾令好幾十名新近滿月的孕婦著紅衣、持神符立於城頭，對抗太平軍砲火。而鴉片戰爭時，由於英軍炮火神準，清軍認為是妖術作祟，於是命人廣集婦女溺器置於成排竹筏列於英軍戰艦前方，期收厭勝之效。（所謂「厭勝」，引蔣竹山的說明：「『厭』有鎮壓、鎮服、壓抑及禳除之意，意思是以強力鎮壓、逼迫、排除某種東西，使其屈服而取勝。」）蔣竹山認為女體抗砲的思路本於女體汙穢的禁忌，不只是日本學者所指陰陽對剋而已。他歸納道，「陰門陣的出現或可視為女性禁忌的範圍從私領域擴大至公領域」。李建民〈「陰門陣」新論—明清身體的文化小史〉則總結為「由煉丹等隱秘的（hermetic）的場合，進一步『公開化』轉變為積極巫術」，與外國前行學者「消極巫術」式的民間禁忌觀相對。就「積極」出擊的作用來看，李建民另舉了一個很有趣的相關例子，見於黃石〈關於性的迷信與風俗〉，據說舊日廣東婦女「彼此相罵時用手撩起上衣的下幅去咒罵她們的仇人，但沒有露出生殖器。但她們相信被人家的生殖器『向過』（雖然還隔著一重褲子），便是『不吉』的兆頭。」
女體禁忌也可反過來制衡女體，讓義和團自稱以女性神靈附體的術法失效。在清人日記裡，連「洋人」都曉得運用女體禁忌：「……惟洋人有萬女旌一具，以女人陰毛編成，在樓上執以指麾，則義和團神皆遠避不能附體，是以不能取勝。」李建民對這類奇聞有十分精闢的觀察：「是否是『真』並不是重點……文本不一定是客觀訊息的傳達，也是散播謠言者本身情緒及主觀『故意』」。換言之，重點在於敘事者的情感、意圖、信念（或信仰），以及知識結構。
至於女體抗砲何以會讓當時官民皆誤認為有效，李建民的理由相當務實：「火炮技術的不確定性增加了方術想像力出入的空間。」就邏輯而論，抗砲思路是將恰巧前後發生的兩件事扣上因果關係，然而這兩件事卻連相關性都沒有。蔣竹山在解釋明末陰門陣的興起時，除了注意到「當時亂事的根據地大多位於西南地區，這種厭勝陣法與少數民族的巫術及民間宗教特色不無關連」，也指出「官軍武器所造成的重大震撼及殺傷力使得流寇無力抗衡，只能冀望於這種厭勝陣法」。兩人對於火炮的說法分別著眼於火砲的侷限、威能，共同拼貼出中國古代火炮發展在物質層次的多面性以及對集體心理層次的影響。
必須強調，「陰門陣」名稱很奇葩，落實於漫長歷史中卻是血腥而殘忍。這是因為，惟心的迷信對上惟物的船堅炮利，犧牲的是無數有血有肉的人，在女體汙穢的脈絡裡尤以女性受害最深最廣。而且，不僅官方殘害庶民，庶民在變亂中也會因「寇」、「民」的群體身分流轉與區隔而彼此殘害。蔣竹山提醒道：「歷來以男性為主體的傳統戰役中，參與陰門陣的婦女大多遭受脅迫。」李健民也「合理懷疑，站在第一線從事『陰門陣』的婦女，有些大概即是被擄獲充軍的，她們被餵食藥丸，穿紅衣、散髮裸露下體，不避鎗炮而擾敵。」
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一月一日於嘉義鵲枝寫譯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