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stine Triet曾在2019年同樣有Sandra Huller演出的《寂寞診療室》(Sibyl)中,將心理分析、寫作和一樁難纏情事共冶一爐地帶出書寫與虛構之於真實的關係,2023年的《墜惡真相》(Anatomy of a Fall),將這份關注,繼續做了更大的推進,深刻地探討了真相的本質。
電影中,作家主人翁對律師說,「那個錄音不是reality,它或許是一部份,它或許看來像是無可反駁的證據,但事實上那扭曲了一切。」
這是什麼意思?一個「真的的東西」,如何扭曲「真相」?
每一場景,在其隸屬的現實拼圖裡,是以豐富維度之立體量體去崁入的,所以,現實中,某場景,並非全景的某獨立部塊,那些彼與此,是無法互推的。那不是3=1+2,勉強化約地說,更類似是C=A+B,可A=A’+A’’+A’’’…, B=B+B’+B’’’….,而這其中所有元件都還在自己內部與交互之間持續纏繞、衍生或反相吞噬,以致於你找出了所有的A’,A’’,A’’’,A’’’’,B’,B’’,B’’’,B’’’’…..,仍不可能編織回那個C。
對一個場景的把玩分析,恰恰並非回溯地還原其原處在的時空,而是在對此場景,持續進行新的意義建構,催生了一個又一個或者分岔長出(因此參差地不同)或者投影平行(因此全然無關)的(之於那個欲還原之現實)全新故事。
可法律、法庭、物理、數學,以及片名的「解剖anatomy」俱關於可切割、分類、命名的,是關於差異的,是斷然的。在這種邏輯下任何反推與預測,所依據的前提,是就著已確立的現實元件,令其為更大脈絡的一部份。事實是,我們確實只能這樣獲得一張完整圖景。
就人類生活與文明而言,這個化約是可理解的,甚至是必要的。然而,我們必須確實地警覺,無論如何,那張圖景,從來就和真正的真相(完美描述發生的事)、真正的真實(關於那件事的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要往哪裡去)無關。
虛構,就是從一個元件,建構一個、再一個世界。
你有這樣的能力,我有這樣的能力,這個能力且成為了我們最自然的傾向。所以,需要獲得某「共識真相」之處境,難以不是荒謬的。因為,理論上,恰恰因為深究(即是,每個參與者都啟動各自的虛構行動),而終究無法交會得某共識結果。
現實到底只是個混沌、流動、材料開敞著放任各種採集的現場,人的某一瞥見、某個念頭、某個正解與誤解,會撩亂地漫長成紛繁的情節。
我們如何勝任去敘述自己或他人的線性現實?生命與生活裡的一切,都關於記憶、願望、情緒、動機、抉擇,如此,則每一語句,俱建立在上一筆被建構出的浮動沙堡(而非某確鑿的事體)
是以,當被架上那個待anatomy的物理性人間,還真可能有任何話語,可以捍衛自己嗎?
面對物理性人間,你只能用它的邏輯去對壘。它要以一個場景/元件,去勾勒某特定情節,則你的反駁,不是去耙梳地澄清那個情節,而是用同一元件,去勾勒另幢情節。當兩落情節同樣合理,則既然不允許兩個現實同時成立,則當無法取消我這一個,也就無法成立你那一個。
構作者的人生,不可能不是充滿秘密與謊言的。共識性現實,永遠和「我的真實」是相扞格。
ps1:電影中女主角以作家身份講了這樣一句話,「我得隱藏行蹤,以讓虛構摧毀現實」,我以為那個意思是,人們只能從她的書寫去對她的人生做各種拼湊,卻無法採用任何現實的材料。
ps2: 讀到一個花絮,Sandra Huller問導演Justine Triet,這個角色究竟是否有罪?Triet沒有正面回答,只是告訴Huller,妳就當妳自己是無辜的那樣去演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