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嚴選

墜惡真相（Anatomy of a Fall）：信念決定故事如何被述說

不在場的真相揭露暗面

如果看過《名偵探柯南》，想必對命案發生時常見的偵辦推理過程不陌生。然而沒有目擊證人，嫌疑人表現自然亦無不在場證明，也找不到凶器或足夠證明死因的證據，就算是柯南，恐怕也難以找出真相。

《墜惡真相》（Anatomy of a Fall）圍繞著這樣的命案，但核心並不是懸疑，觀眾自然想知道死者真正的死因，不過《墜惡真相》全無懸疑電影常見的吊胃口或翻轉真相，而是非常平實的讓被告、相關證人、律師、檢察官與專家們陳述自己的見解，在法庭試圖剖析（anatomy）這場墜落身亡的案件，同時揭開夫妻關係與家庭的陰暗面，赤裸地暴露在眾人面前。

電影的開端，是在充滿暖意的木造小屋裡，失明的男孩替可愛的牧羊犬洗澡，女主角桑德拉（Sandra）和前來訪問的年輕女性柔伊（Zoé）窩在沙發，偏離訪問主題的閒聊，忽然突兀的音樂響起，音量大到壓過兩人聊天的聲音，桑德拉說是丈夫山繆（Samuel）在樓上播放的，建議擇日再訪談，柔伊帶著略為掃興的表情離開，從她的視角看見失明的男孩剛牽著牧羊犬史努比（Snoop）出門，桑德拉則在二樓陽台目送她離去。下一幕是男孩丹尼爾（Daniel）與牧羊犬史努比靜靜在雪地散步，折返回家時，史努比率先向前跑走，鏡頭隨著丹尼爾帶到雪地上一動也不動、留有血跡的山繆。

牧羊犬史努比（Snoop）獲坎城影展「金棕櫚狗狗獎」

這開頭確實懸疑，卻已經沒有更多線索。法醫無法決斷，現場物證不足，法庭上兩位血跡噴濺專家各有說法：極可能是他殺，或者，極可能是自殺或意外墜樓。欠缺決定性的證據，檢察官與律師的說詞走向爭論「殺人動機」與「自殺意圖」是否存在，然而動機和意圖都藏在人們內心，無法被看見，該如何證明？

我欣賞這部電影的地方，正在於它其實很容易理解。沒有複雜的劇情，也沒有過於深奧的概念或隱喻，而是藉由具真實感的台詞和演員演出，剖開人心的複雜與多面性。

單向詮釋與單一故事的危險性

山繆身亡前一天，與妻子桑德拉在開放式廚房旁大吵一架。播放出他偷偷錄下的音檔後，證人指控最後玻璃破碎與搥打的聲音，加上山繆沈痛的低吼，是桑德拉打了山繆。桑德拉反駁那是山繆崩潰摔了碗盤，搥牆自傷，她只搧了一巴掌。

不在場的人，根據自己的相信和預設立場，詮釋每個聲音與現象，這也透露在檢察官的提問中。檢察官問被告桑德拉：「妳是否怨恨山繆？」卻沒有人問她是否愛著山繆。

觀點引發的感受差異更在夫妻爭吵的那場戲表露無遺。那場爭執之所以真實，之所以揪心，正在於觀眾會驚覺從他們各自的視角來看，山繆與桑德拉的說詞似乎都很「合理」。山繆指控桑德拉逼迫他不得不做的事情，在桑德拉眼中只是山繆自己的選擇。對於花多少時間陪伴兒子、用哪一種教育方式、要住在哪裡還有家庭經濟問題由誰來扛，每個問題都有部份的事實，與大量的詮釋。誰到誰的地盤，誰為誰犧牲？每個結果是出於一種選擇，還是委屈妥協？誰只想到自己，又是誰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

當他們的痛苦與憤怒強烈得如此「真實」，我們或許都不禁同情與同理，如山繆的精神科醫師相信山繆因桑德拉而痛苦，但若我們改為聽桑德拉訴苦，可能得到完全不一樣的結論。

女主角桑德拉（Sandra），由 Sandra Hüller 飾演，演技超群

於是桑德拉說：「那個錄音不是真實（reality），它或許是一部份，它或許看來像是無可反駁的證據，但事實上那扭曲了一切。」其實我們的生活沒有全然的真實，卻到處都是獨立的事件，某一時間與場景的切片，某人某刻的情緒與想法。它們都分別存在，甚至如此有份量，讓我們更難以拼湊與理解全貌。

該如何理解既愛又恨？既受害又加害？既慷慨又自私？既虛假又真實？桑德拉承認自己曾怨恨山繆，但她也對兒子表達「如何證明我愛他」的艱難。更不用說語言如此不精確，我們的用詞往往已經包含的主觀判斷（法庭戲提到法文的「自殺 suicide」的涵義包含自殺成功，「勾引 séduire」也包括多種意思，以及山繆用「掠奪」和「偷」談妻子出書用了自己的大綱，都與語言隱含的詮釋有關）。

小說家 Chimamanda Adichie 在 TED 曾以「單一故事的危險性」為題演說：

……這些故事造就了我，但如果我堅持只寫這些故事，就簡化了我個人的生活經歷，也忽略了同樣造就我的其他故事。 單一故事會造成刻板印象，而刻板印象的問題就是——它們並非不正確，而是不完整，讓一個故事變成唯一的故事。
當然，非洲充滿苦難 有很嚴重的，像是剛果可怕的強暴事件。有很悲傷的，像是奈及利亞有五千人搶一個職缺。但也有其他美好的故事，述說它們，也是同等的重要。
我總覺得要完全的了解 一個地方或是一個人，不去了解全部的故事，是不可能的。 述說單一故事的後果是人們的尊嚴被奪去，讓我們看不到人類的平等。只強調我們有多麼不同，而不是我們的相同處。

我認為《墜惡真相》試圖讓人們去面對自己如何述說單一的故事，如何在內心僅憑單一故事評斷他人，簡化一切，只為了讓自己輕鬆一點。

記憶形塑於信念

意外失明的少年丹尼爾（Daniel），由 Milo Machado-Graner 飾演

電影中的另一要角是桑德拉與山繆的兒子丹尼爾（Daniel），年僅 11 歲的男孩，面對父親突然離世，真相撲朔迷離，法庭上揭露越多父母的狀況，他的內心越加動搖，不清楚父親經歷過什麼，也不知道能否相信母親。最終丹尼爾請求向瑪吉（Marge，負責維護丹尼爾的法律權益，避免他的證詞受他人影響）請求協助給予建議，而有了這段對話：

Marge：「其實當我們欠缺判斷事情的元素，但無法承受這個欠缺時，我們能做的只有決斷（decide）。你懂嗎？為了跨越疑問，有時候我們必須做的就是做出偏向一方而非他方的決定。當有兩個選擇，但你需要相信其中一個，你必須選擇（Since you need to believe one thing but have two choices, you must choose.）。」
Daniel：「所以你必須發明出自己的信念（invent your belief）？」
Marge：「嗯……某種程度上是這樣。」
Daniel：「所以這代表當我不確定……而你說我必須假裝我確定？」（So that means, I’m not sure… and you’re saying I have to pretend I’m sure?）
Marge：：「不，我說的是做出決定（decide）。這之間不同。」

我想，瑪吉所謂的「決定（decide）」，是決定自己要相信什麼，也是決定自己未來的日子要用什麼樣的眼光活著。

打從一開始，丹尼爾的行動與證詞就出現矛盾與疑點。為何幫史努比洗澡後，又再出門遛狗？為何聲稱在家外聽見父母平靜的對話，而後又表示記錯了？其實這個狀況沒有想像中那麼奇怪，專供記憶相關研究的心理學家 Elizabeth Loftus 曾在 TED 分享她的發現：

美國有一項計畫顯示， 搜集到的資訊證明 有 300 名無辜的人， 300 名被告受到莫虛有的指控。……現在 DNA 鑑定已經證實他們其實是無辜的， 分析那些案子後發現 其中有 3/4 的人 都是由於錯誤的記憶、 錯誤的指證記憶而被誤判。

在一次研究中，我們給受試者看模擬的意外場景， 然後問他們： 這兩台車碰撞的時候速度有多快？ 然後再問其他人： 這兩台車猛烈撞擊的時候速度有多快？ 如果我們用的是「猛烈撞擊」的問句， 目擊者會回答的車速較快。 如果我們用的是「猛烈撞擊」的問句， 會讓受試者更傾向回答， 他們在意外場景中看見碎玻璃， 但事實上根本沒有碎玻璃。

她的結論是：

我們的記憶是可建構的， 是可以改造的。當你提供給人們錯誤的資訊， 是他們可能有過的經驗， 你可以扭曲、誤導或改變他們的記憶。
只因為有人告訴你某件事， 而且他們很確信的告訴你， 只因為他們說了很多細節， 只因為他們在說的時候帶有情緒， 並不代表這件事真的發生過。我們無法確實地分辨真實與錯誤的記憶， 我們必須自己證實。

那麼，過了一整年，經過各種專家調查都無法證實真相的狀況下，丹尼爾可以怎麼做？或許，他最終真的編造了記憶，如那段父親在車上對他說的話，以丹尼爾的聲音播送在觀眾眼前。有些人認為那是為了他的母親，但我認為那核心是為了他自己的心靈——父親一直在自己面前隱藏著許多情緒，試圖像個好父親，這樣一路來到臨界點，而母親也無能為力——這是唯一能保全男孩自身心靈的解釋。

就像電影中幾次閃現的舊照片，快樂的笑是曾經出現過的真實，卻也只是全貌中的一瞬

電影中幾次閃現的舊照片，他們曾經快樂的笑是真實的，卻也只是全貌中的一瞬。事後回想起任何片刻，都隨著某種信念或決定轉化為一種說故事的方式，甚至可以變成虛構的記憶。每個人都可以是小說家，改編自真實故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有時那信念很膚淺，如節目主持人說「小說家殺了自己的丈夫」比較有看頭；有時那很深沈，服膺了內在的渴望，無論是為了救贖自己，或是期望他人的拯救。

我很感謝《墜惡真相》讓我再次直面並反思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