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電影年代

什麼是「電影」呢？對我來說，「電影」不是一開始就是「電影」的，很長的時間裡，只有「看電影」，是小學畢業紀念冊都會寫的「興趣：看書、看電影、聽音樂」那種。那些日子裡，看電影既是日常，也是儀式。儀式感給日常偷渡了突兀卻豐滿的意義，日常感則讓遙遠的故事，融入成長的脈絡。

那是我的「前電影年代」：那時，我沒有觀看的後設自覺，從電影發現的每一件事都像是天啟；我無法理解電影作為一個獨立宇宙，有一套兀自運轉的敘事與美學。我有時專心，有時分心，看到漂亮的，就想：以後，我也要那個！

從小，全家都愛看電影，總是不分週間週末，待爸媽將店打烊，開著車，到隔壁小鎮看電影。那時沒有場次觀念，大家忙完了、下班了、放學了、吃過晚餐了，就走進戲院，隨意從哪裡看起，再看下一場，把前面接上去。

也沒有對號入座的觀念。熱門的片，觀眾一直一直擠進去，最後一排和牆邊站滿人，無分大人小孩，沒了座位就坐在走道。我記得，曾在熱鬧之中，因為空氣悶熱而沉沉昏睡，席地坐著，睡得搖頭晃腦，撞到旁邊位置的把手，撞醒了，睜大眼睛繼續看。電影啊，怎麼看，都好好看。那是《魔宮傳奇》，或許也還有《綠寶石》。

爸媽是自由派的人，想看的片子不一樣，就各看各的。通常爸爸和弟弟一組，媽媽則帶著我，男生看戰爭片，女生看文藝片，所以我要很久以後才會補看《前進高棉》。爸媽是那種很在乎生活情趣，有時候凌駕於孩子的學校成績的奇怪家長。期待已久的《新里見八犬傳》上映時，不管我們隔天要月考，硬是衝到台中，排好長的隊買票。人山人海的戲院等候大廳，就我一個小朋友抱著書，準備考試。

一年一度去台北，旅館安頓好，立刻就去看電影。那是《出神入化：少年福爾摩斯》，走出戲院時無法從震撼中平復，春節期間冷清的台北城成為一種反差，除了從此愛上福爾摩斯，我也這麼記得了那樣的台北的樣子。

國中去民雄念私立學校，學校有著在當年罕見的開放校風，可是比起舞會、話劇比賽、聖誕樹布置，我更期待住宿生專屬的週末電影夜。我記得《終極保鏢》散場時一群女生心心念念著音樂磅礡與男人味浪漫，記得《春風化雨》給了我從此以後渴望自由、獨立、不惜叛逆，自以為的正當性，OH Captain, my Captain,！Carpe Diem！

放假就到嘉義市區看院線片，鬼鬼祟祟越級打怪，偷看了《烈火情人》，搞不懂「爸爸 vs.兒子的妻」的張力與重點到底在哪裡，第一次的限制級體驗，迷糊又無聊。然後，在蜿蜒了半個街區人龍的《侏羅紀公園》後，我離開了嘉義，回到家鄉念省中。

小鎮的電影院已大幅沒落，沒有了小時候全家苦惱選片的多元性，只剩下一座常是空蕩蕩的「黃金帝國」，夾在電動玩具場、KTV、MTV間，金色的走道盡頭，有電影院。除了布魯斯威利，只上劉德華的電影，可竟也映演了被戲院誤會是武俠片的《東邪西毒》，伴隨著不斷離去的觀眾。我獨自在座位上無法動彈，不可思議地發現竟存在一個有哲學、詩意流淌的陌生宇宙。不過，還要很久，才能接續這一刻的體驗。

高三，迷上了託稱補習，卻是跑到台中逛街看電影。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大考過後，我們一群高中生還來不及換上藏在書包的便服，興高采烈佔據一整排看《辛德勒的名單》。電影結束，大家邊哭，邊前往棒球場排龍象大戰的票。

上了大學，到了台北，在滿滿寶藏的地方，卻仍只懂得找好萊塢電影。電影奠定了我的大學戀情。我們在東區全球影城最後一排約會，冷氣在頭上轟轟地響；交往第一天，停好機車，牽手跨過長春路，那天是《侏羅紀公園2：失落的世界》，買不到票，改奔景美佳佳戲院。

景美僑興、木柵光明、永和美麗華、公館大世紀，二輪片交織著沒課或有課的日子。逢年過節紀念日以及院線大片，只有嶄新氣派的「華納威秀」匹配得上；那時的信義區乾枯空曠，對城市與世界的想像都在大銀幕。記得看完《魔鬼代言人》，我與男友吃著飯，默然失語，覺得已經看透大人世界了。

終於，發現了藝術片。學校活動中心永遠有一堆各種名目的放映，那裡離系館近，有課時，第一節先去坐一下，就教室後門溜走，閃進活大禮堂。又回到兒時那種斷簡殘編、懵懵懂懂的看電影方式。那些電影很暗、很色、美術性很強、演員比較不美、節奏很慢，看不下去跑掉時，會有種蹺課又蹺掉電影的虛無感；另外一些時候，則慢慢消化著「啊，我已經來到不同地方、在做不同的事了」的莫名其妙私密幸福感。

我在2000年大學畢業，找不到工作，迷惘地晃蕩著，這樣晃進了敦南誠品講堂、國家電影資料館，上了電影課，也看了那年的金馬影展。我發現了「電影！」大銀幕給出那麼巨大的驚豔、狂喜、憂鬱，讓我遺落了「看電影」的心思，我不再記得進戲院前與離開之後，跟誰說著什麼，又接著去了哪裡。我開始，活在一部與下一部電影裡。

然後，就是另一個故事了。

（原載於2017年十一月號幼獅文藝「放映間」）

封面圖片來源：Sara Robertson@flickr CC BY 2.0

編輯：熊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