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讀奧爾巴哈的《擬真－西方文學的再現真實》

陳潔曜

更新於 2024/04/23發佈於 2024/03/20閱讀時間約 10 分鐘

【緣起】

今天文化界，誰知道 Auerbach ？

以「準確的性感」，

對抗理性科學為名的經院術語，

進行一種「底層解放」

一種千年底蘊、不間斷的「文學暴動」

班雅明的摯友，Erich Auerbach

召喚三千年現實文學之靈魂，

置死地而後生！

【書評全文】

千年一瞬

奧爾巴哈（Erich Auerbach）這個大部頭著作乍看起來令人生畏：一方面作者企圖橫跨西方文學三千年的歷史，爬梳現實主義高潮起伏、汪洋浩蕩的政經、歷史、美學脈絡；另一方面，這部五百多頁的著作，大量引用希臘羅馬經典、中古世紀宗教殘篇、文藝復興但丁《神曲》、工業革命時代左拉、到二十世紀吳爾芙的著作原文，充斥著拉丁文、古法文、古英文，有時譯者佛心來著翻譯一、兩段，更多時候是原汁原味的原始語言（讓看懂法文就謝天謝地的我情何以堪，古法文、英文還能勉強猜測，拉丁文就直接跳過），增加這部磚頭書的閱讀難度。

這部豪氣萬千的著作身世坎坷，奧爾巴哈身為優秀的德國猶太學生，博士論文由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出版，年輕就當上德國大學文學教授，但因其猶太身份被納粹解除教職並調查；計畫流亡美國、轉道土耳其時，因大戰爆發被困在伊斯坦堡，整本書就在戰爭時期於伊斯坦堡寫成，因為缺乏像樣的圖書館和學術著作，如此重量級的學術經典竟然沒有註釋，作者自己認為，如果不是流亡異域的非常時空，要為三千年文明寫註釋，如此計畫他可能連提筆都不敢想。這本厚重扎實又熱情洋溢的書戰後在瑞士出版造成轟動，奧爾巴哈後成耶魯大學教授，其著作被法國當代美學家迪迪·裕博曼（Georges Didi-Huberman）等視為現代文學批評理論的開山傑作。（話說回來，這樣一部縱橫西方三千年、專注於單一學派-現實主義的文學論文和個人的電影研究或台灣本土文化有何關聯，個人無法回答，但其對文明社會、文化思潮波瀾壯闊、高潮迭起的演繹，讓我在震撼之餘，作了五十頁的筆記。）

準確的『性感』

閱讀當代後現代的美學理論著作，往往深陷其艱深、拗口、晦澀的專業學術名詞迷宮而昏頭轉向（既使翻成中文，每個分開字都看得懂，連在一起就成為謎團），奧爾巴哈這部現代文學理論經典卻完全背道而馳，往往讓我在白紙黑字前面，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所見：作者以驚人的簡單、具體、清楚，提供一個異常白話的方法：『混合悲劇與喜劇、高級與低級』，白話陳述一個革命性的概念：『在不斷變動的歷史環境下，嚴肅再現當代社會日常的真實』。這樣樸實清楚的大白話，讓我想到一個老師如何評論巴贊（André Bazin）著作：在數十年來後現代猛烈攻擊巴贊『天主教式』『現實本體論』的情境中，身為可能是法國碩果僅存研究巴贊的教授，他說巴贊甚至班雅明的文章，讓他覺得『性感』，或許因為其著作和歷史、政治的緊密貼合，不同於學院派『去政治』（apolitique）的絕對理性或純粹美學，巴贊和班雅明堅持一種當下歷史意識，簡直以一種「露骨」的方式和態度，堅持以肉身和時代的氣息一起上下波動，傳達一種對生命和環境不斷變化的情感與意識。

對古典理性主義的『暴動』

奧爾巴哈確實以『暴動』（révolte）一詞，說明現實主義如何對古典理性主義反抗。奧爾巴哈開宗明義於第一章就開始對希臘羅馬文化的批判，雖然表面上是民主制度，古希臘其實是由貴族統治，規定悲劇屬於貴族，專門處理嚴肅題材；喜劇屬於百姓，專門打諢插科；悲、喜劇的劃分越嚴格，越能確定統治階層的正當性：嚴肅高貴的問題只有貴族可以涉足，而所有不正經的打鬧，則專屬人民。這樣明確的階級劃分，傳承到羅馬帝國，成為帝國文化的基石：一方面貴族開創華麗高雅、可與現實完全脫節的唯美修辭（越與現實脫節，帝國越穩固）；一方面以瘋狂的喜、鬧劇，發洩百姓的情緒與精力（低下的現實和平凡百姓不分彼此、緊密結合）。奧爾巴哈提出一個與此階層分明的古典美學完全相反的力量：猶大-基督傳統的《聖經》，其中的「嚴肅題材」-生命的奧祕，並不專屬統治階級：貴族、神或神的兒子，而更常顯現於最卑微的小老百姓中；《聖經》混合了悲、喜劇不同風格，混合了高、低不同階級，傳達出所有人的變化，『平凡人日常的悲劇性』。

隨著羅馬帝國的覆亡，這兩個傳統在中古時代分別發展：希羅古典主義在法國宮廷生根，展開不食人間煙火的騎士冒險文學，而基督傳統則在民間教堂的傳奇劇中，以日常的語言存活下來。開創文藝復興的但丁《神曲》是個關鍵轉淚點，光是其原名Divina Commedia，就可傳達但丁恢宏的強大企圖：結合上帝的『神聖』Divina與人民的『喜劇』Commedia ，將『天上』與『人間』（甚至『地獄』）融合在一起，成為一種『神一般的崇高和日常微小事物的怪獸結合』，但丁利用（或偷渡）基督教文明的『人不可毀滅性』，『體驗、了解並讚嘆』每個個體的多樣性與深刻性（每個人都不可毀滅），完成一種『個體的解放』：『人的影像遮蔽了神的影像』。

但丁試圖結合『神聖』與『日常』的恢宏構想如怒火燎原、開創文藝復興之後，現實主義和古典主義在歐洲往兩個極端發展，形成奧爾巴哈提出的『莎士比亞對抗拉辛』。莎士比亞的悲劇盡所有力量違反希臘悲劇的原則，除了視時間、地點、事件統一的『三一律』為無物之外，莎士比亞將平民百姓和日常微物帶進悲劇，以無限的想像馳騁在『世界一舞台』中，輝煌呈現伊莉莎白時代的開放風華，然一切卻因『清教徒興起、絕對王權（Absolutisme）統治、古典主義復甦、理性主義和實證科學』的降臨，如此自由奔放愕然而止。法國藝術當時走向和莎士比亞完全相反的道路：絕對主義的君權神授，並在路易十四的統治達到一個極端高峰：法國遵從古典主義甚至比希臘、羅馬更為嚴格，成為『比古典還古典主義』的神奇現象：拉辛悲劇不僅追求更嚴格的『三一律』，其主角不僅只能是王宮貴族，還最好發生在最遙遠的國度（簡直像是外太空的王子），悲劇主角出口成詩，『身體不會有任何損傷』，盡最大可能脫離所有現實，而追求最純粹的文雅優美；拉辛的古典主義和路易十四的絕對君權相輔相成、互相輝映，造成『兩世紀人民噤聲』。

法國『比古典還古典的古典主義』搭配『絕對君權』受到統治階層的歡欣愛戴，卻在民間百姓和藝術家引發越來越大的怒火中燒，歌德首先發難，宣稱『日耳曼是野蠻民族，不受羅馬古典主義統治』，和席勒一起帶領日耳曼『狂飆』（Sturm und Drang），標靶就是絕對主義結合古典主義。法國古典主義在自己國家也引發『暴動』，雨果以莎士比亞的手法寫下的浪漫主義戲劇於1830年於法蘭西喜劇院首演，引發『觀眾的戰鬥』，支持古典主義的貴族蠢蠢欲動，雨果不得不帶著他的『浪漫主義軍隊』-高提耶、巴爾札克、白遼士等鎮場，演出過程騷動不斷，雨果其後並收到『恐嚇信和子彈』。雨果結合『神聖與怪誕』，帶領莎士比亞式浪漫主義最後戰勝了拉辛古典主義，大約同時間，斯湯達爾的《紅與黑》和巴爾札克的《人間喜劇》則帶動法國現實主義的爆發，兩位作家以『嚴肅對待低下階層』和『與當代脈動深度結合』，成為奧爾巴哈所認為的『現代寫實』先驅，加上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和左拉的《盧貢－馬卡爾家族》，法國現實主義大系思潮震撼、席捲整個歐洲，深刻影響俄羅斯作家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成就他們『結合現實主義和悲劇的可能』。二十世紀吳爾芙和普魯斯特的寫作，更將『任何時刻』、『日常微物』和『意識流』帶進現實主義，使現實在古典敘事的廢墟上，成為一個開放的問題、一個謎（énigme）。

『解放』後現代

奧爾巴哈在結論中提到一個關鍵字是『解放』（émancipation）。法國現實主義如斯湯達爾和巴爾札克，寫作『在生活的偶然裡』，『日常生活的任何人物』，從中發現『嚴肅題材與悲劇性』，表現一個『不斷變化和擴張的現實』，這樣的視野『破壞』（violation）嚴格劃分風格、類型的極致美學理論，對抗『去政治』、『去歷史』的絕對理性、純粹美學，成為一種激進（radical）解放。

然而絕對純粹美學在歷史的洪流中常以各種形式借屍還魂，從古希臘制定的悲、喜劇不可逾越之界線，羅馬帝國脫離現實的修辭術，法國中古宮廷的騎士小說，路易十四的古典悲劇，到好萊塢古典主義、納粹的國族主義、法西斯的未來主義，或許我們可以加上後現代的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宛如走向路易十四幾何花園的迷宮，在一個不可逾越的絕對和明確界線中，追求美的極致想像。

奧爾巴哈提出的混合現實：混合悲、喜劇，神聖與日常、真實與虛構，以一種對待現實的情感與視野，提供每個人一個沈浸在社會、現實與生命不斷變化的歷史意識，時至二十一世紀，奧爾巴哈「混合現實」和近三年來迪迪·裕博曼提出的出西方美學的「紀實詩意」（lyrisme documentaire）的廣大脈絡、賈克·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提出的現代敘事之「任何人榮光」（la gloire du quelconque ）呼相輝映，在文化思想的戰場，提供從法式花園的無限想像出走之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