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的藝術作品,人物的大小在畫面中的表現都是攸關畫面主賓關係強烈與否的要點。然而,兩者在這方面的處理方式卻有不同的強調要素,反映了各自文化的觀點和價值觀。在這篇文章中,這邊將採用一些例子,探討古代東西方世界將人物大小表現於畫面關係的方法,並從文化和藝術風格的角度進行深入分析。
基本上,古代東方和文藝復興前的西方繪畫或雕塑都會有將主要人物放大,對比著陪襯的人物或物件,在還沒有透視的觀念前,在平面表達的視覺基礎上達成明顯的主賓關係區分,但在這其中還是有關於比例運用上的不同之處。
由閻立本所繪製一系列古代帝王的《古列帝圖卷(圖一)》來看,這系列繪卷主要由下列三種構圖(圖二)去繪製出各代帝王的姿態,畫面中的帝王無論是坐姿、或是站立,特別在臉部的部分、身體的比例上都有跟身旁的侍衛或是宮女有所懸殊,且畫面的構圖看似都在同一個景深的條件下有這些現象,讓帝王顯得在畫面中有分量而自然的在視覺上成為主要目標。
在韓熙載的《夜宴圖(圖三)》中也可以看到相似的比例設定,但韓熙載則多將「男性」作為重點將比例放大,與在旁的仕女、女性樂隊、女性賓客形成大小上的懸殊,如圖四右方的坐椅上男性的頭部跟身軀都有明顯的大於身邊的女性,這個特徵在圖五中男性跟女性對比上最為明顯。但其實真正的涵義也說不太定,或許是要強調古時的男尊女卑,或許要描述女性纖柔小巧的身軀、又或許要顯示在場的職位及地位…其大小的配置方式沒有一定的說法,但這也讓畫面人物的關係引起更多的遐想。
同樣為東方繪畫範疇的日本浮世繪中也有類似的表達手法,但相比中國的繪畫後又覺得日本的人物大小比例配置又明顯且誇張了多。
例如歌川国貞的《九喜萬字屋內唐琴、からき和からの(圖六)》,就以花魁的肢體和衣賞比例放大,將身邊兩位振袖新造的比例縮小,讓在顏色跟花紋眾多的畫面中花魁得以有足夠的視覺份量,同時也明顯區分了畫面中身份的地位。
月岡芳年的《義經記·五條橋之圖(圖七)》則是以相同的手法詮釋,將畫面故事中的主角源義經的身材、肢體姿態放大幾乎占滿了畫面的二分之一,與比武且之後失敗的對手弁慶相比,弁慶的身軀比例僅僅是源義經三分之一,這樣的配置把畫面帶出強烈的肢體力道跟主副角對比,也趁機透漏故事中鬥爭的勝負結果。
相比之下,西方藝術的人物大小配置就有比較浮誇的表達方式。先以古羅馬時期,羅得島的雕刻家:艾格桑德、阿提諾多洛斯及波利多魯斯三人共同打造,著名的《勞孔群像(圖八)》為例。
看似無違和的畫面,勞孔的比例卻明顯的大於身旁的兩位兒子,且兩位兒子看似均已成年且成長成熟,與父親相樣,如果依照雕像的比例來看,兩個兒子的身高大概也只到勞孔的下腹位置。特別的是不同於上面東方繪畫的舉例,這個作品是由立體雕塑呈現,在三維的媒材下他可以選擇用物理上前後的配置,達到大小關係,但它卻是將物件平行擺放,用實體上的大小去進行對比,確立了當時運用大小關係去作為最佳的主賓關係是主流的主賓關係區分方法。
在來到十三世紀後的拜占庭時期以《聖母子》為主題的繪畫,例如契馬布耶的《莊嚴的聖母(圖九)》、杜奇歐的《聖母、聖嬰與兩位天使(圖十)》、喬托的《聖母登極(圖十一)》。
三幅圖中耶穌都為嬰幼年時期的外表,在《莊嚴的聖母》中的耶穌或許為4-7歲的兒童,但如果跟聖母和現實中嬰兒對母親的比例來對照其實也沒有說那麼的奇怪,或許是為了凸顯聖母的重要性和光輝才選擇嬰孩耶穌那樣幼小的身軀去做對比。但如換做是跟周遭的天使去做比較,就可以發現非常懸殊的大小差別,《莊嚴的聖母》和《聖母登極》兩張畫中的天使都只約有聖母主體的四分之一大小,就算兩張圖的天使都有前後關係排列的模樣,但可以發現繪製出來的效果並非有前後透視的大小變化,而是將天使的大小統一排列,將他們在畫面中被定義成一種顯示臣服、仰望和簇擁於兩側的附庸物。《聖母、聖嬰與兩位天使》更是在一開始視覺上根本不會立即注意到上方兩側的天使。基於這些大小關係的現象,可以排列出聖母>聖子>天使的視覺動向順序,而聖母子為強烈的畫面主體,天使群則為兩旁的裝飾物。
這種依人物大小去區分的方法雖說是一種直接可以表明主賓關係的手法,但畢竟人類的文明是不斷邁進,不免的帶入現實中科學跟自然理論的觀點,也就是這樣,藝術邁入了文藝復興時期,有了自然的空間透視、比例美學等有科學基礎的觀念後,這種依大小區分的構圖方法也迅速沒落。
以上可以了解到,古代東方和西方藝術在表現人物大小上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在東方藝術中,如中國和日本的繪畫作品,常常通過將主要人物放大,與周圍的配角形成大小上的對比,以突顯主題人物的重要性。而西方藝術則更傾向於采用比較浮誇的表達方式,通常將主題人物放大,與周圍的人物形成明顯的大小差異,以強調其在畫面中的主導地位和神聖性。這些不同的表現方式表達了不同文化和藝術風格的觀點和價值觀,也反映了藝術家對主題人物地位的重視和對視覺效果的追求。